“社会主义与等级制是分不开的，一切根源在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在一个人的经济状况极为富裕远超过群众的情况下，他的意识形态也比常人不同，……正像自己比别人物质财富多一样，人们通常把取得地位名誉做为富的手段。人与人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个矛盾，当一个人富的形态建立在另一人不富形态时，矛盾就具有对抗性，必然以对抗性方式解决，而经济的矛盾是各种矛盾的基础，要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在经济上的真正平等。”（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胡仁生）
“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主要之点，1949年后，共产党有忘本的倾向，其原因是由于死扣苏联的教条，甚至比这种教条更严重。
一切阶级社会都有两个基本阶级的对立，社会主义是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他们的具体利益有矛盾，如：谁的生活先提高？提高得快？工人阶级大权在手，农民权力不大，工人就提高得快。”
共产党片面地考虑了工人的利益，对农民照顾不够，农民又没有党。
工农的矛盾体现了政府和人民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党内党外的矛盾。
工人阶级有本身自发的经济要求，工人阶级不能等于马列主义，工当人阶级的弱点得到发展、而马列主义受到教条主义的歪曲时，工农的矛盾就尖锐起来。南、苏、波、匈的事实均表露了这一原理。
党有其具体利益。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党员与其他党员有着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经济成份，农民党员与农民同甘共苦。而其他党员中，一部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另一部分是等人家把天下打下来了，来个先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有各种特权。
工、农之间有着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可能根据其历史经验教训来解决工农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发展为农民暴动，因为工、农的长远利益一致，同时农民最有忍耐性，不到‘易子相食’的地步是不会暴动的。
应当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少利用农民的弱点（不会暴动，不会提意见，没有党）……
高级知识分子薪金高，他们与工、农的差别应当降低，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
“民主人士有职无权，宗派主义是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大学总务科办事员 秦荣兴）
“现在可怕的是个人崇拜问题，从好的方面说，行动起来有力量。但有个人崇拜问题，人民内部有些问题就不好解决，这是共产主义向前发展中碰到的问题。如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敌我矛盾问题解决，当被镇压的人错了，还没什么，当被镇压的人对了时，他们就不能反映正确意见。苏共是这样，中国也有类似事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曹达夫）
“有人提出我们现在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我没有这样说。现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长期不解决就会成为对抗性矛盾。如波匈事件，我国的工人罢工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是希望在未转入对抗性矛盾时，就把它解决。现在我国是稳定的啰，我想为这稳定是相对的，如果不整风，不克服，发展下去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格罗、拉科西就看不到这点，我们毛主席看到了，赫鲁晓夫到现在还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承认不承认吧，客观就是存在。”
“有一部分人心里害怕，怕自己黑暗被人暴露，如北大扩展打手，象三青团一样。如去年到玉门有人污蔑说没有去过，说我肃反时放过反革命分子，真是卑鄙。另一部分可怜光听党支部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我的意见‘应开三害控诉会’揭起大家对三害的痛恨，铲除其根，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如果不鸣放，可以发展到亡党亡国的危险。
如果再不整风，社会发展下去真是危险。
有一部分人是偷偷支持我，不敢署名，希不要做胆小鬼。”（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党对党员不应给任何约束，党员应以百家争鸣的身份参加整风。”“整党没保证，放到一定程度就要收，收了就要整。说话要小心。”“人大领导整风没有决心。被整者领导整风有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是历史上没有的事，是天大的笑话，也不合乎逻辑。”主张成立“人民内部矛盾委员会”要求中央派代表团领导人大整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潘世元的材料）
“整风主要是解决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为什么不让党员提意见，先党外后党内的决定是错误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 潘静成）
“党内外有五种人对整风不积极：第一种人是老干部，怕扣帽子；第二种人是得宠的，过去也许是放大炮的，可是一旦得宠就患得患失，第三种人是犯过错误或有历史问题的，因为自己有小辫子，怕被别人抓得更紧；第四种人是新党员，怕人说刚入党不懂什么就给党提意见；第五种人是想入党的，也不敢谈，怕入不了党。”（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黄乃畊）
“那些说舒服话的人说：‘放够了’，这是给党送桔子汁，甚至是给党同志捶腿。有人还是说没有墙沟，不知动机何在，已是司长参事还要往那儿爬？……这种参事应该处理。”
“我觉得这次座谈，风不足，雨也不暴。诸位同志，可爱的盟友，昨天有位民盟同志主张收，这是万万做不得的。”（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教授 李景汉）
来源：《高等党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