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滨近日的政治气候，已是春寒初敛，轻雷隐隐，到了惊蛰时分。人们开始动了起来，校园里一片生机。长远以来闷声不响的老教授们，巍颤颤地走上台去，倾泄了几年来一直深藏在心底的话，数说委曲，提出看法。不少发言激烈火爆，指名道姓地不容情面，但更多的却是委委婉婉，转湾抹角地揭露和批评。惊蛰时分，顾虑是少了，可是却不能说没有。
20多天以来，北大的党委会为了整风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来讨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加的有党内外负责干部和具有“代表性”的教授100余人。作为全国最著名、也是最大的综合性大学，这次的讨论会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各报记者云集，高教部的部长和司长们轮番出席。我为了采访方便起见，干脆就拎着一个小包搬到学校里来了。除了大会小会之外，骑着一辆破车，穿东窜四，走遍了老同学和师执在交的寓处。茶余饭后，倒又听到了一些会上所未闻的肺腑之言。但是老朋友在真情流露的一刹那，常会突然煞住，一本正经地讲：你可别把我所说的，照实全部报道出去。
记者离开学校大门已经七、八年了。回到校园来只见过去住学生的几幢宿舍，现在用来作为单身教师的宿舍还远不敷要求。一幢幢的新楼建立起来了。我怯生生地在陌生的新楼和已改变了用途的一些旧楼中转了转，这边在上课，那儿在讨论，实验室里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年轻人举起量杯；试管，乍一眼看来，确是书卷气十足，和十丈软尘的北京城里大不相同。可是再多住上两天，办上点事儿，立刻就感到彷佛又跑进了哪个机关一样。
“学校衙门化”这是王铁崖教授所说的话。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办公室，重重叠叠层次分明而权限交错不清的党委和行政的机构，一道一道繁复的公事手续，贴满在墙上的各种通告指示，“左一个什么长，右一个什么主任，闹哄哄地尽是在公事圈里打转转”。官风压倒学风，一天到晚，数不清的行政或是党内的会议，尽是各级领导在发号施令，汇报请示或是传达报告，而听不到有经验的老教授和权威学者的声音。甚至“连百家争鸣的方针看来也是用行政式命令的方式来贯彻的”。领导上感到兴趣的是计划大纲、指标、工作量，而不是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内容。汤佩松教授问得好：“究竟是在办大学，还是在办机关，办工厂、农场？”
“党群之间有座山”，许多党员不但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反持功骄傲，以特权阶级自居。”不仅是校外调来的老干部，常使人有“天下是老子拼命打出来”的感觉，就是新在学校里吸收的党员也是一入党门便身价百倍，自命不凡起来。党员遇事都占便宜；党员学生选课有优先权利；派留学生和留助教时，首先是问支部书记而不是请教他们受业的老师，主要考虑的是“政治条件”而不是业务水平；党员教职员业务很差，凭着“政治”照样连升三级。
教授们谈，党内党外界限分明，什么事都是关起来干。用朱光潜教授的话：“神秘得很，好像还是在作地下工作一样”。党员与群众，相互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接触也不能倾心置腹。好像只要一入党，便立刻变成为抽象的“党的化身”，失去了一般人的七情六欲，共有的兴趣，甚至共同的语言。有人指出，有的被停止了党籍的人，群众关系却往往突然会好转起来，实在是值得党员们深思的事。党员们跋扈越权，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非党员的有职无权。系主任常形同虚设，系里大权独揽的是系秘书，全都是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党员。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副校长就告诉大家，有个兼任党总支书记的系秘书，居然老气横秋地在系里一个会上引咎自责说，“我没有把系里的工作给领导好，责任应由我负”。有位历史系的讲师甚至对做他学生的系秘书说：“你就是我的主人！”不讲别的，就连江付校长自己也承认，对马寅初校长的意见是不够尊重的。不只一个人指出，“每次会议上马老一讲完话，江付校长总是接着大事补充——其实应当说是修正，使得老校长的威信难以建立”。
不少人说，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和学校里党政不分的领导制度分不开的。既然是党委领导行政，布置起工作来自然就使得党员系秘书撇开非党员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自顾自行事，更别提那些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了。学校里有个地位摆得很高的校务委员会，可是毫不发生作用。冯友兰教授说，“许多问题是已经决定了的拿到校委会上通过，大家也就不好发表什么意见，同时校委会人太多，不好讨论问题。”校委会讨论的从来不是应不应该做，而是应该如何做的问题。
但尽管大家对此意见纷纷，有人提出“党委多半是不怎样熟谙教学业务的年轻人和校外来的老干部，对具体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隔靴搔痒，不能切中要害，因而只好搬苏联教条作救兵，靠行政命令来硬行贯彻。”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当真考虑一下“教授治校”呢？难道受了八年社会主义教育的高等知识分子是不能放手信任吗？清华大学过去的教授会、教授会评议会，尽管有学阀把头的流弊，但一般教授至少还能借此与闻校政，还能用投票的方式来选举重要性仅次于校长的各学院院长，决定经费的分配和出国进修的人选。徐毓枬教授告诉我，他们在西南联大时，一批年轻的教授为了参预校计曾进行过竞选，而且居然选进了评议会。
不过谈到是否应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这个问题却像是一枚烫手的“粟子”，没有人肯伸手来接了。记者碰了不少或软或硬的钉子，不少人不愿答，或是说还不怎样敢答。就连素以开炮著称的马寅老，也这样外交辞令地对记者说：“领导大学应当采取党委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我不置可否。这是由党来决定的事。”较持平而普遍的意见是，党对教学与研究的思想方面，人员和经费的规划，总的方面是肯定能够领导的，但对具体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内容则不必领导也不能领导，应当完全交给有经验的教师去做。而担当这个任务最合适的就是一个代表性更广泛，拥有决策权力的校务委员会。
不少老教授对于历次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的偏差，提起来就有谈虎色变之感。知识分子是最敏感的，往往一句话刺伤了，几年过去，说的人早忘了，听的人仍时时刻刻牢记在心头。有些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在运动中被自己孙儿一辈的学生批评得体无完肤，把他几十年研究的心血说得是一文不值，至今回想起仍不免老泪纵横。其结果不但没有改好思想，反倒引起了对立的情绪。像傅鹰教授就说，他一听到“思想改造”便有反感，总是要把这和劳动改造联系起来。他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也是有好有坏，不能一概抹煞。他自己的思想主要是爱国，爱国从不后人，根本不必改造。
几乎发言的人都指出，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细微过程，不能采取生硬粗暴的斗争形式。就学者专家来说，主要是通过对唯物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在具体的教学研究工作中改造。“让一些自己还没有搞通马列主义的皮毛，甚至还没多少生活经验的后生晚学来掌握他们的思想改造，实际上是贬低了思想改造的意义。”
教授们还指出，在几次运动中出了不少善于体会领导意图的假积极分子，光凭着一张嘴皮，察言聆色，奉承拍马。有人讲汇报制度本来就是一个有待商榷的制度。汇报加上这批积极分子便成为告密了。无中生有，小事扩大，拾了芝麻当西瓜，久而久之，“曾参杀人”，并非怎样明察秋毫的领导，自然就会对某人某人形成了万岁。只见这些积极分子连连受到表扬，得到了提升和信任。于是党的周围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家伙，而正直的人和孜孜于学问的人却为之齿冷。
幕布挑开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人为之眼花撩乱。但诚若江付校长所说的，揭露的只不过是十分之一的矛盾。党委一再宣布要继续揭露矛盾，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但教授们却指出，出台唱花脸、黑头的只是些党外的人士，党员们基本上还在按兵不动。纵然有几个出去挥刀弄枪的，也多半四平八稳，前面怕狼，后面怕虎。不是把无关宏旨的小过错提高到原则上来，便是替自己戴上几顶未必合宜的大帽子。
凭心而论，北大这次整风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各校中还是比较好的，由于传统的民主自由作风，教授们还是比较能说话的。但直到目前为止，台上看起来很火爆热闹，实际上人们仍然多多少少有几分顾虑。惊蛰时分，冬眠冻僵了的肢体，在春天的太阳中还没有完全恢复原状。讲的人果然束手束脚，听的人也觉得有些别扭刺耳，难以习惯，有个讲师黄继忠在台上用的字眼略为重了一点，在座的许多党员立刻便交头接耳，嗤之以鼻。几个坐在记者身后的党员扯下小本儿的纸头，要写条儿抗议他的“放肆”。傅鹰教授反对思想改造的话一出，更是卫道之士纷纷挺身而出，就连党委书记江隆基也在他的总结性发言中，表示对傅鹰的说法不同意，我不禁暗中自忖：这种“纠偏”，难道对鼓励人们的发言会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