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之后，我极端错误地以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体会它，把民盟看作是在野党，以为从此对于国家大事可以更多更广地过问了。1956年10月9日，章伯钧在盟中常委第五次会议上，指出盟的工作，过去重点在思想改造，以后党派要在政策方面有所贡献。在章伯钧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黄药眠与我二人在学习，在学习委员会的工作中，便放弃了思想改造这一重要方面，但在如何向党提意见这一方面，却把它过分的重视起来。我们都主张在盟中央设立各种委员会，表面上是研究国家方针政策，作为向党提意见的基础。而其实质则是要与党分庭抗礼。经过我们的宣传鼓动，以及章罗联盟的支持，盟中央终于在1957年5月28日通过建立政法、财经、高教及文教四个研究委员会。这四个委员会虽然都还没有开始工作，但在此以前，即在5月13日，章罗二人，没有征得其他副主席及中央常务委员的同意，擅自在盟中央成立了“科学规划”、“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有职有权”，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四个专题研究的临时工作组，这四个工作组，其性质与我们所提倡的研究委员会是名异实同的。前两个工作组活动的结果是：科学规划小组，制定了而且在报纸上发表了反动的科学纲领。高等学校党委制工作组召开了一次会，但也制定了反动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
“我们都希望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之下，提高民盟的威望，取得更多的发言权。”（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教授 吴景超）
“过去，我们一举一动都是有顾虑的。老实说，甚至我下乡调查买一个苹果也是有顾虑的。我们民盟应该自由，有没有看党的眼色办事，我想是有的，我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顾虑，因为我今年60多岁了。按照中国平均的年龄是30多岁，现在我已多活了30多岁，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教授 李景汉）
“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相比，不是没有问题，是问题更大，民盟百分之七十没起监督作用，对学校也没有监督，去年评级时党员连升四级；在旧社会顶多也只能连升三级！过去是军阀、官僚、政客统治，现在军阀没有了，官僚主义就是官僚，政客对民盟来说还合适，这与三十年前一样。选举市代表时，有的群众说：‘选什么？就是分赃罢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政府缺乏一个反对派，过去歌功颂德，使党自信心强，抬上去了，离开了五亿农民。说农民不先进，农民思想哪一点不先进？过去一点不许找岔，现在整风光是找岔，各民主党派只跟着共产党后面走，不敢提意见是不对的，有些民主党派自己找党监督，认为党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党员不许别人监督，就是三反、五反、镇反时政府中有几个反对派？”（中国人民大学 杨维新）
“如果民主党派都能参加‘政治设计院’，再加上互相监督，那民盟就显得更重要一些。
以后就要转变啦！武的要歇一歇，文的要起来，民盟要起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授 陈文仙）
“各民主党派也是代表了一定数量的人的利益，今天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各民主党派就当与共产党共同来设计国家大事，只要各民主党派愿意尽管共产党可以不采纳他们的方案，但他们是可以提出方案来讨论的，他们提的方案不对的话，可以否定它，不采纳罢了。”（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资料员 刘运梓）
“中国多党制与资本主义多党制有区别，共产党是执政党而又是领导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可比为掌柜与小伙计（甚至于有些象食客）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张殿鸿）
杨对统战政策极为不满，说是“统新不统旧”。“过去的反革命、特务现在都高高在上，象我这样的人民到没有地位。现在很多人都当上官了，这是骂党骂出来的，是党拿着职位送礼。”还举例说。“万枚子、周一志做了国务院参事，是因为党受了万、周的威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员 杨纤如的材料）
“统一战线中民主党派是点辍品，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民主人士有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 孔钊）
“统一战线这条线在人民大学的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有时是断线。表现在一年半前盟主动一些就有事可做，不找党就无事可做，这条线对上层统的多，下层统的少，甚至被统的人中有的接近捧，使他脱离群众，这也是上实下虚。总之，党与盟的这条线是若有若无。”
“我是民盟成员。有人说民主党派在运动中起打手的作用，起火上加油的作用，也有人说民主党派是官僚顾客。这些话对我们起码应值得警惕。我自己也感到是有打手作用。例如，肃反时斗争××（盟员），党组织即指示盟组织应多批判，于是该同志情绪更加低落，这不是火上加油吗？又如工作量问题，明知教员不满，但作为盟组织就只好贯！贯！贯！据说高教部还赞扬人民大学盟这样‘贯’的办法。这是否也是火上加油！因此使人感到民主党派不是助手，而是打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讲师 侯大乾）
“改变民主党派头重脚轻根底浅的现象。这样下去，党很容易一脚把他们踢开。民主党派所以这样，是因为党中央不让他发展。”
“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矛盾（不管讲得多好听，不要听那套）。共产党又不是什么神仙，一定要犯错误。农民没有党，共产党是否能代表农民大值得怀疑。我国应当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现在各级的头头全是党员。人大常委会是公式化的机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对统一战线就是有意见，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没有什么必要嘛。民主党派在我们国家生活中是点缀品，起装饰作用，他们根本就没有社会基础。党对民主党派政策上就是有问题，我对民主党派宗旨等不了解，但是，是不是需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老百姓也不知道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只有几个头头。我看统一战线可以合并到政协，不要找麻烦嘛。我怀疑，‘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不可能。”（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党不过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一伙人的利益的维护工具、无论是那些人，对他们（指党）有利，他们就利用那些人，如张治中、傅作义、唐生智等国民党人摇身一变都做了大干部，旧的知识份子只要有‘才能’都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鹏）
“章伯钧的行为党知道不知道，现在还给他很高的地位（再如卫立煌），这样的政策人民是不知道的，人民知道了一定不会同意的，我认为应该杀的就杀，不要拿敌人当太上皇。”（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学生 李维左）
对统一战线政策不满，认为统战政策右倾。“党对这些‘可爱的资本家太优待了’革命到是为他们革的了。”主张立即取消定息，反对党的赎买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常学温的材料）
“三害产生的根源还因为从策略方面考顾过多、以统战为例，统而不战，为统战而统战，在许多岗位上安排了许多民主人士，但实际无权，不管事。
互相监督只是共产党监督别人，没有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民主党派参加政府，参予政权是形式，只是喝喝采，举举手而已，有职无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员 张绍鸿）
“大力发展民主党派团体，真正给人民以言论、结社、出版的自由，并给以物质保证，以加强群众监督。”（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鲍子津）
“1．‘长期共存’不过是一种粉饰。共产党供养民主党派，给他们很高的地位，满足他们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去宣传，表现出中国有‘民主’；
2．不可能‘长期共存’，因为民主党派不能发展组织。不可能‘互相监督’，因为民主党派没有军队，没有进行‘监督’的物质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德）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