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李景汉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和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已三十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和著作。三十年前，他曾在北京郊区的黑山扈、挂甲屯、马连洼、东村等村庄进行社会调查，写成“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去年秋季，作者应本报的要求，又到了挂甲屯、马连洼等几个村庄进行调查访问，写了这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通过农民家庭生活的专题调查，钩画出京郊农村今昔的面貌。它告诉人们，三十年前的昔日，京郊农民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样子，精神生活怎么样；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些方面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作者说愿把这个调查报告作为今年春节的一份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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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过去六十多年的生活中，与北京乡村的家庭生活是常接触的。在燕京大学、农业大学和清华大学担任“社会调查工作与实习”这门功课的时期；曾在三校附近的乡村做过一些实地调查。在所发表过的东西里，有“京兆农村的状况”、“北京的穷相”和“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由于当时缺乏阶级分析的知识，未能反映出来事物的本质，也认识不清贫困的根源，也就当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这些旧资料仅仅揭露了一些表面的现象，并在我的印象里留下了一部悲剧的影片。解放后，我很久没有和京郊的家庭发生接触了。在才过去的秋季，我接受了一位同志的意见，再去观察一下以往熟悉的农家。下乡前，我翻阅了一些有关的陈年记录。立刻在我的脑子里充满了种种的回忆，连小儿时期的很多印象也都历历在目。据说，这几年来郊区居民家庭的生活大大地变了样儿了。可是变化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呢？许多的问号涌满心头。于是，就在中秋节的前夕，开始去观察我在１９２６年（也就是三十年前）所调查过的几个村庄，主要是圆明园附近的挂甲屯和马连洼，着重观察居民的实际生活。我按照适当的比重，在原属各阶级成分及现在家庭经济情况有所不同的农户中，访问了三十多家，对于能够代表一般生活水平的典型人家，格外进行了较为仔细的交谈和深入的体验。这次所接触的老乡们的耐心合作，竟使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罗嗦的谈话，成为愉快的交谈。满屋子炕上炕下，常常发出哈哈大笑。往往谈到深夜以后，老乡们还陪我到村边，说声“欢迎再来”而告别。在万籁俱静的几十里归途中，我默思着所见所闻，即或是作梦也是好梦。今年元旦一过，我又去复查了一回，把整理过的材料，尤其是基本的数字，向各方面重新印证了一次，加以修正补充，使更加切合１９５６年全年的实际情况，并将原稿大为压缩，写成这篇报道。
拿起笔来，真觉千头万绪，不知下笔何处。我首先感到的是“不虚此行”。在这次访问中，老乡们给我的认识和启发，真如上了一次内容丰富的大课。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观察过他们昔日的生活状态，或从解放后就同他们有所接触，他的感觉多半和我的大不一样。由于我对他们过去的生活面貌是那样的熟悉，而对于近七年以来的生活面貌却是如此的陌生，因此我好象是从一个世界突然来到另一个世界——虽然还是那同一个乡村，甚至所碰到的住户也是原先的老住户。不胜今昔之感的，不仅是前后事物的表面现象大不一样了，而且事物内部的本质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看到今日生活的新面貌，再回忆昔日生活的旧面貌，在两相对照之下，只要是一个具有正常人性的人，我想不能不有惊奇之感。我在昔日所见到的这几个村庄，真好象几株枯萎的果树；而今日所见到的，虽然尚未花枝招展，而已确是青枝绿叶、花苞满树，即将开放艳艳鲜花、挂上累累果实了。三十年前的那种局面，曾使不少的人有“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感，而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竟使我真如踏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到底在哪些方面竟至使我这样惊异这样感动呢？让我先鸟瞰式的把在我脑海中活跃着的一部分印象，以所感受的先后为序，列举出来。三十年前，我只能多靠步行去到这一带村庄，而现在附近村边都有平坦的公路了。在过去，居民对政治几乎漠不相关；在今日，当我到挂甲屯的第一天，村民们正在锣鼓喧天的盛会上，行使当家作主的光荣权利，选出了他们认为满意的人民代表。在过去，经过田边的时候，我理会到遍地成群的麻雀大吃谷穗，而现在所见的“老家贼”少得多了。过去是每逢进村就被群狗包围，且战且走，而现在是“常听鸡鸣，不闻犬吠”，可以畅行无阻了。因为过去家家在夜间紧防被偷，而现在小贼绝迹，也就用不着看家狗了。过去常常碰到蓬首垢面的乞丐，现在看不见了。在过去，遇到的男女老少，很多都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服，多数儿童是一丝不挂。现在，大人们一般穿着补丁不多或半新的衣裳，而儿童多半穿得整整齐齐的上学了。从前在访问家庭的时候碰到的一般居民，很多是越说越愁眉苦脸咳声叹气起来，内容多是诉苦情，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常有日暮途穷之感。在这次访问中所遇到的人们，多是面带笑容的，越谈兴致越佳，内容多是报喜事，时常在他们最后表示出一种相信将来的生活一定更为美好的情景中告别。这两种今昔截然不同的气氛，我怎能无动于衷！
在过去，当我进入一个普通人家，主人为我烧茶的时候，我很觉不安，因为这是为贵客储存的“奢侈品”，再者我对于壶碗的是否卫生颇不放心。只是为了盛意难却和有助于调查，才一饮而尽。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又去访问这户人家的时候，回忆中的满屋苍蝇，少得引不起注意了，能安然地喝着他们自己平日常用的茶了。在过去，我去访问农民家庭，坐在炕沿上谈话的时候，有时爬入衣内的臭虫跳蚤，连咬带串，还有小蚊虫飞在脖子上叮上几口，也往往会把虱子带回家里。在今日这次的访问中，这些烦扰劳动人民的害虫，在人们的屋内和身上是空前地减少着，在不少的家庭里面几乎完全被消除了。不仅“虱子多了不咬”已成过去，就是“帐多了不愁”的老话儿在今日也不适用了。农民已无须在除夕被讨阎王债的逼得满处藏躲甚至上吊，而能够欢欢乐乐的过春节了。
在这些家庭的生活里面，许许多多说不尽的变化，事无巨细，都很清楚地反映着：只要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被铲除以后，种种的罪恶现象都会随之无影无踪，至多一时苟延残喘。由于生产关系、生产技术、物质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乡村居民的思想意识、精神生活等方面都跟着发生了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显著变化。过去，不仅一般人家，就连地主富农在内，都过着精神不安，甚至日夜提心吊胆的生活。今日，连地主富农也承认，家家都过着心神安定的太平日子，人人的生活得到了保障。这使我一生梦想不到的事情，竟会在今天亲眼看到了。如果这不是奇迹，什么才算奇迹？向来一切爱国者不都是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么？社会主义者的根本目的不更是要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么？这次的访问，使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这个人类最需要和迫切追求的东西，正在这些村庄的居民生活里面日益充实地实现着。究竟还有什么具体的事实，使我这个一向以冷静头脑和抱客观态度来观察事物的人，对于这次所发见的变动大为吃惊呢？这就是我要在下面介绍的我这次访问所得到的一部分统计数字。（未完）
来源：1957年2月1日《人民日报》第3版。
为了力求清楚、醒目而又能够做到较为细致准确地比较起见，让我以一个常见的普通户、不大不小的五口之家作为今昔生活对照的测量单位。这就是把调查过的大小家庭里面有关生活用途的量值都合成这一单位的量值（类似折合家中一切性别、年龄不同的人口等于多少“等成年男子”的方法）。这个五口之家包括一对壮年夫妇和他们的六至十二岁之间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及一位五十岁以上的老年父亲或母亲。为了在货币上能够比较起见，本文中除特别提明系过去使用的银元外，都是以现用人民币为单位。“昔日”大致系指做过京郊生活调查较多的前三十年的时期。按购买力来说，当年的银币一元约等于１９５６年的人民币二元六角二分，或１９５６年的人民币一元等于１９２６年的银币三角八分。本文所用货币数字都折合过了，所用度量衡也都折合为现用单位计算。
（１）食品
米面 这些乡村家庭的日常消费中，以食品占主要部分，而食品中以米面为主要部分。昔日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全年约用米面一千八百斤，每月约用一百五十斤。其中粗粮约占９５％以上，包括玉米面、小米、小米面、荞麦面、高梁和豆类。所吃细粮，包括白米和白面，仅约占５％以下。挂甲屯是产米之村，而种稻的农民反倒吃不到大米，在一年内仅吃到十几次白米饭而已。许多家庭在冷季多吃些白薯，一年用到一千多斤。几乎天天的饭食总离不开窝窝头、小米粥，或在里面加上些菜帮子、老倭瓜野菜等类的东西。不少的极贫户连这样很低的生活程度也达不到。今日的五口之家，在全年所用近二千斤的米面中，细粮约占６０％，粗粮约占４０％。细粮中白米占６０％强，白面４０％弱。
菜蔬 在这些家庭的食品中次要者为菜蔬。昔日的五口之家最常吃的是腌萝卜、水咯哒、咯哒缨（即芥菜）、辣椒等几种咸菜，年用一百多斤，每口约合二十多斤，每人每日仅合一两。连北京人最常吃的白菜，在这些家庭内一年也只约用二百多斤，每人仅吃四十多斤。此外，葱、蒜、豆芽、菠菜、萝卜、韭菜、豆腐等合在一起，也不过一百多斤，每人每日仅吃到一两左右。全家全年所用菜蔬的总重量约计四百多斤，每人每日仅合三、四两，每餐一、二两。马连洼本是一个产菜很多的大村，但是亲自种菜的一般劳动者却吃不到够用的菜。今日的五口之家，一年所用菜蔬总量约达一千五百斤之多，约等于昔日同样大小之家用菜量的三、四倍。白菜的比重占第一位。此外常吃的鲜菜有黄瓜、茄子、西红柿、萝卜、菠菜等二十余种之多。每种数量所占的比重，按照各家人口不同的爱好、选择就很有出入，不象昔日彼此差不多的那样单调了。很多家里常吃自腌的几种咸菜，一家一年约用二百斤。在今日出菜区的普通人家，比在昔日能吃到更多的青菜了。
调和 昔日的五口之家所用的调和费中，食油居首位，竟占调和总费用的十分之六；盐次之，约占十分之三；酱、醋、姜、花椒等物合占十分之一。全家一年用盐约三十余斤。食油中以香油为最多，外有猪油、羊油、酱油、虾油等类，合计一年约十余斤。每人每天仅合一钱重的油，且有些家一天连几滴也吃不到。在今日，同样大小的一家，全年除用定量的十五斤香油和花生油外，还用二、三十斤猪油、羊油、酱油、芝麻酱等。一家全年用盐竟达七十多斤，除平常吃外，多用作酱和腌菜。用酱约五十斤，醋约二十斤，且有远超过此数者。昔日极少买的一些“奢侈品”，在今日也渐渐购用起来了，例如一年内肯吃糖几斤。至于花椒、大料等作料是想买就买的。从前只要把粗食填满肚皮就觉着混的不错，而现在不但吃的米面比从前大为顺口，连吃的菜也越来越有香味儿了。
肉类 昔日一般的农民是那样穷苦，只要遇机会吃上一顿肉，就称为“过年”，也就是一次很大的满足。从我过去挨户反复的询问里，很清楚的熟悉：绝大多数的人家，除春节、中秋和端午三节外，几乎一年到头吃不着肉，甚至有的仅在除夕吃到肉，可是，当时几乎每家都养猪。今天的一个普通家庭，一年内吃到二、三十斤猪肉是无足怪的，而且也许还能吃上几斤牛羊肉、几斤鱼虾或几只鸡鸭呢。曾问过一个内当家的：１９５６年是否比前年吃的肉更多一些。回答是：“要不是这么难买到肉的话，当然要多”。
不仅是肉类，连家里鸡下的蛋一年内也舍得自己用几十个了，尤其是给小孩吃。关于今昔所用其他食品的对比，如水果、闲食，甚至牛羊奶等方面也都显然不同。今昔所用食物里面所含滋养料的量质对比更值得提及，但篇幅有限，只得割爱。
（２）衣服
昔日的一个普通五口之家，如果一年添购三十尺粗布，平均每口仅合六尺，虽然远不够一切人口的需要，说不定也算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一般的人家，除部分鞋袜在家做外，就在京城内外卖破烂儿的摊子上买旧衣裳、旧鞋帽，将就着用于最需要的季节。往往人们刚脱下单裤就穿上空心棉裤，一直穿到次年的暖季才又换上单裤。这类人家每年争取得到施舍的棉衣。今日的一个五口之家，一年中可购用近一百五十尺的普通布，其中以青色者为最多，白、蓝色次之，再次为印花、格、条等较漂亮些的品类。此外，有的人家按照自己需要和爱好的不同，还加购些斜纹、哔叽等类较好的布。今日无须寻买破烂儿穿了，而是恰恰相反，能够选购称自己心愿的织袜、汗衫、衬衣、卫生衣、裙子、帽子、制服等现成的衣着了。挂甲屯村中９０％以上的人家里有人穿上了皮鞋、球鞋等物，且几乎每个青年都有制服，女青年穿着四眼鞋。在今昔所穿衣服的量、质上，同食品一样，也大不相同。
（３）房屋和家具
昔日在居住和家具方面，在挂甲屯村由于当时袁世凯家的旧花园和苑宅两处有二百多间的屋子出租，一个普通家庭，多是租住两间屋子，里面仅有一些破旧的用具。炕上的被褥多半具有一二十年的资历，且发挥其一视同仁的温暖。古老壶碗上一串串的锯齿，很能表示出传统的节约美德。这当然比这一带乡村里“家徒壁立”、“贫无立锥”，甚至无家可归的人们还好一些。今日的五口之家，多是住着自己的三间屋子，在院里种些花草和自留地上种些青菜。门口挂着竹帘。使我若有所失的，是“门神爷”不见了。窗上糊着冷布，也安着亮晶晶的玻璃。新炕席上又铺着新凉席。墙上贴着新生活的画，但我不能向昔日所见的“灶王爷”、“财神爷”道一声“久违”了。屋内地面上立着新式的火炉；橱柜里放着些新磁碗、盘碟等物；几案上摆着茶壶、茶碗、茶叶罐、磁脸盆、漱口盂、胰子盒、牙膏、雪花膏、润面油、暖水瓶、酒壶、墨水瓶、纸、笔；绳子上悬着几条干净毛巾，墙角立着雨伞。也有时看见手电筒、自行车或其他昔日比较稀罕的东西。在此，我不能不提一提当我这次到村内的第一个白天里，首先碰巧来到的一个原属贫农的程家。一进街门，就看见对面盛开的花草和清洁的院子。随后主妇把我让到室内，坐在八仙桌旁。当她去预备茶水，我向室内扫了几眼的时候，我不禁感觉异常（系昔日印象的“常”）而起敬。我看到哪一个角落，就觉哪一个角落好。炕角一层层的被褥叠的那么好，各种的家具安置的那么好。总之，屋内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的这一超乎寻常的感觉也是无足怪的，因为在我一生中我从未碰到过也没想到过能够在这一带村庄里见到象这样一个贫农家庭的面貌。不管别人怎样想法，仅以我个人而论，这种朴素的美好，真使我叹观止矣，也使我理解到这不只是表面形式的变化，而也是根本的实质的变化。当主人谈到她家如何从一个贫农变到今天这样美好境况的当儿，正赶上她的孩子下学回家，一进屋门就把他的整洁上衣脱下叠好，换一件较旧的。母亲笑着说：“现在的孩子真懂事，我没告诉过他这样做。要不是解放，哪能五个孩子、连女孩都上了学！”这一先入为主的深刻印象，从一开始就给我打开了认识今日农村新面貌的门，使从昔日留下的种种旧印象都很快的一一让位而告别了。
（４）燃料
昔日的五口之家，多烧秸秆和野外拾的柴草。在冬季得添购几斤煤球做饭，带暖屋子。在昼长的月份尽量少点小煤油灯，仅在夜长的冬季每日才点一会儿，也把灯火捻得小小的，每月用油一二斤。全年约用火柴一百多盒，当时仍有使用火链打火的省钱方法。今日的五口之家，全家除用秸秆、柴草几千斤外，约用煤球、煤块三千斤，不致在冬季象从前冻手冻脚的了。关于照明，挂甲屯的一部分住户已用电灯。用煤油灯的人家全年需油约十五斤。由于上学和识字的人数越来越多，因之用油量也随之增加了。每年所费火柴达四五百盒之多，其中大部分是用在家内两三口人的烟袋锅上，普通每日每人常抽二十多袋。
（５）医药卫生
昔日一般人家多半请不起医生，拿不出药费，也讲不起卫生，因之对这方面的消费是微不足道的。有一年到头连胰子也不用的家庭。脏衣裳多在河边石头上砸洗。今日由于经济能力和知识的大为提高，对医药卫生都随之大为注意了。不少的普通人家，全年医药费竟达二三十元之多，还有不少超过此数者。一个老汉笑着对我说：“今儿的人可娇气喽！有点儿小病也去看大夫。医疗站又有中医又有西医，可方便啦，他们在好人身上还找病呢！对孕妇事儿更多啦，家家生的孩子都是好好儿的。反正毛主席有办法儿，饿不着一个人”。和讲求卫生有关的胰子与碱，许多人家一年内购用三、四十块。大部分青年都有了刷牙习惯。公共卫生也显然比昔日好得多了。
（６）烟酒茶
昔日的平常人家，除偶尔招待亲友外，喝茶的次数极少，全年不过用上一斤茶叶末儿。家内多半有一两个人抽烟叶，一年约用十斤。极少数的人家内有喝点儿酒的人，一年用三、四斤。今日的普通人家都喝得起茶了，一年约用三、四斤。家内有两三个人吸烟是常见的，一年用烟叶约二十斤，也有吸五十多盒纸烟的。平日饮酒的家庭仍占少数。
（７）文化教育
昔日除地主富农等富裕人家外，普通家里的儿童是上不起学的。今日家家的学龄儿童都能入学，大人也都有识字的机会。几乎户户是耕读之家了。全年为文化教育支出的费用约二十多元。挂甲屯已经有购置收音机的家庭了。东方社的图书室有书六千多册。昔日劳动人民的业余生活是很单调的，由于为生计所迫，顾不到娱乐，更谈不到出钱的消遣。今日他们看电影、听戏、参加各种文娱活动的次数越来越多，也有了买票的能力，且所享受的娱乐都是对身心有益的，不再发生从前那种被引诱去赌博、把工资输光的不幸事件。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有了自己的俱乐部。
（８）亲友应酬及其它
从前对于亲友、邻舍的种种应酬，在一普通之家是日常生活中一项不易免的负担，一年得花一两元银币。今日的一般人家对人情往来上比昔日的经济能力大为提高，全年约用人民币一二十元。
从前一个普通户为灶王和财神烧的香、为祖先烧的纸、为病人许的愿等花销，一年约用银币半元。今日极少的人家尚有这类费用。一般的人家都由信仰鬼神而转变到信仰自己的劳动力了。
（９）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家庭里面，由于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关系和物质生活的面貌大有改变，精神生活亦随之面貌一新。使我特别理会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因之大为改观。今日在这些村庄里，正在日益增加着一种新型家庭。从前在这些住户里，尤其是在有婆媳、妯娌、姑嫂等关系的人家里，闹人口不和的占大多数。家庭生活和生产都受了很不利的影响。在今日，和睦的、和美的家庭占多数了。昔日的“恶使三年，善使一辈子”、“小姑不贤，抓把盐”、“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三从四德”、“一个女儿两个贼，两个女儿三个贼”等流行在这些村庄里的老话，在今天都失效了。理由很简单，家里的人口，不分男女都能参加生产，挣工分，有经济能力了，因之每一家庭成员就可能得到他或她应得的地位、尊重和温暖。这种向前发展着的和谐家庭，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家庭生活的改善是重要的有利条件。
（１０）家庭生活费用总数的对比和分析
具体的事实证明了：今日这些家庭生活的各方面都比昔日大大改善了。究竟今日实际享受的生活费用总数比昔日提高了多少呢？以昔日占总户数最多的贫农户而论，今日这类家庭的全年生活费总数比昔日增加了五分之二左右，其中有的高到一倍以上（在对比时把货币膨胀因素的影响除开了）。许多原来的贫雇农，在土地改革以后变成新中农，现在享受着自己觉得很满意的生活。对于今昔的对照，一位刘老太太说了这样几句话：“还提从前干什么呀，反正就是苦罢！那会儿是地狱，这会儿是天堂！”在她的辞汇中，还能找出什么比这个更能鲜明的表达出她的满足心情呢？这次访问理会到，原来中农的生活费的增加不如贫雇农增加的多。富农生活费的增加更比较少些。今日肯劳动的地主成份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昔日降低。各种成份的家庭生活程度日益接近，尤其是贫、雇和中农的界限越来越不易分了。但在原来的富农中，有的由于底子好些，且家中又有充足的劳动力，现在的生活享受可能比较高些。自土地分红取消以后，在原来比较富裕的人家中，有的家庭收入减少了一些，如果家里的劳动力又比较差些的话，则生活水平就比一般要低一点儿；劳动力虽比较弱但人口比较少的家庭，还可以维持不错的生活。很清楚的情况是，劳动力成为今天家庭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了。从这几个乡村的整体来看，这些居民的生活水平大致是一齐的上升的，共同向着不止于小康，而是日益富裕的前程迈进。（未完）
来源：1957年2月2日《人民日报》第3版。
这次访问的家庭，多系贫、雇、中农的成分，因此在做收入的对比的时候，特别着重他们。昔日为地主、富农做长工的一个五口之家的全年家庭总收入，约为三百二十元。租种普通旱地为生的贫农家庭的全年总收入，比雇农家庭稍好一点儿，约为三百四十元。以编席、打石、卖菜、赶车等为主要职业的家庭的全年总收入又大致比贫农好些，约为三百七十元。今日在挂甲屯村原属贫雇农成分而现在变为自给户的，平均五口的家庭，在１９５６年的全年家庭总收入约为五百八十元左右。占村内总户数三分之一的富裕户的收入则超过此数，而约占六分之一的困难户则低于此数。就让我们以今日的普通家庭收入五百八十元同昔日普通家庭收入较少的三百二十元对比，则超过二百六十元；如果同昔日较好的收入三百四十元对比，则超过二百四十元；如果同昔日更好些的收入三百七十元对比，则超过二百一十元。
再看收入同生活水平关系的对比。今日家庭收入的显著增加是今日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的主要因素，正如水涨船高。昔日的一般人家是入不敷出。今日的普通人家由于过去家底太空，因之一有收入的增加，则所需要的消费亦立即跟着而来。这种添东西、及时享受新事物的心理是必然的现象。虽然如此，据我所得的印象和村内熟悉各家状况的人的估计，除困难户外，一般富裕户可能盈余五十元以上。年进五百八十元的普通自给户，在年底可能有三十元左右的余额。这样，让我们以今日一个普通家庭的全年五百五十元的消费同昔日三种家庭的消费对比，就得到这样的结果：同昔日雇农家庭消费三百二十元对比，则超过二百三十元；同贫农的三百四十元对比，则超过二百一十元；同较高的三百七十元对比，则超过一百八十元。这就看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如影随形的跟着收入的增加跑。这些家庭的总收入可能比国内一般的乡村家庭收入较高。这是由于这些乡村有靠近都市的有利条件，一般家庭的人口中，有些是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包括工业、建筑、商业、手工业、学校、打石、登三轮等劳动。他们供给家中的钱约占家庭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且有少数达三分之一者。京郊家庭的收入既然较多，再加上同时受到都市生活的影响，因之生活程度就很可能亦比较为纯粹的乡村家庭高些。
在１９５６年，以种水稻为主要作物的挂甲屯的年成大致还好，村内９５％以上的社员比前年增加了收入。其他几个村庄都受到很重的涝灾，减产很多，因之大多数的社员收入比前年减少了。但这些受到天灾的家庭靠积极开展副业与贷款，仍能够保持了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并未降低。这使身受其惠的人家更深切的感觉到，唯有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优越性才能保证他们经常过着安乐的日子。
一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１９５６年比在前三十年１９２６年增加４０％左右之多，主要是由于农产品比昔日大为增加了。例如昔日普通年成的一般稻谷每亩产量约三百四十斤，而今日约为六百斤；昔日小麦约七十斤，今日约一百二十斤；昔日棉花约六十斤，今日约一百二十斤；昔日玉米约二百斤，今日约三百三十斤；昔日白薯约一千斤，今日约二千五百斤；昔日带帮白菜约五千斤，今日约一万斤。一般说来，今日各种农产品合在一起的总产量比昔日约增加了一倍之多。增加这样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新的生产关系代替了旧的生产关系，能够采用了许多新的生产技术。这些农民从产量上亲自看到组织起来共同生产的优越性：互助组的生产量比分散的单干多，半社会主义形式的初级社的产量又比互助组多，而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产量又比初级社多。更使他们高兴的是在生产量增加的同时，他们极关心的收入和生活享受也大为提高了。这就更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保证了产量的增加无已。
自北京解放以来，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等一系列的运动，京郊乡村的劳动人民翻了身，作了他们所经营田地的主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从此一般过着大致饱食、暖衣、够用的生活，当然比昔日的生活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如果要问：他们在今日是不是满足得皆大欢喜了呢？从他们朴素的谈话和表情的自然流露里，使我理会到他们还有些不大可心的事情。这些星星点点的不满现状情绪正是要求改进的表现，并不是消极的态度。的确，其中有不少的意见和感觉是未可厚非的，不但不可一概抹煞，而且需要正视它们，加以足够的注意、研究和及时的合理解决。在我访问的第一家里，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活动是喂猪。这家主妇和在别家所碰到喂猪的人大致这样的流露着：这年头儿养猪不容易，饲料不够，粗糠不好买，吃豆饼吧太贵，分配给猪的定量粮食不够养肥，赚不了多少钱，也不易得到想吃的肉量。不养吧，空着现成的圈。从养猪就想到养鸡，也有类似的困难。还有日常随时需要的一些东西，往往不能及时的买到或分到。例如，不易得到纳鞋底子用的麻，致家里做不出够用的鞋。缺零钱花也使一部分人觉着别扭，流露着：“要用钱时，钱不在手头”，“看人家工人多好，月月拿到钱，也知道准拿多少，随来随花，也能早有个打算。就说是跟社里借，手续条件什么的不简单”，“连这儿的女孩子都先跑到工人里面去找对象了。”还有一些事物使一部分人感觉着“不自由”。例如：有的要搞点儿家庭副业，就可能招出批评、干涉；缺时间办点儿私事；有的富余钱被动员“自愿”投了资；一年到头得不到能够完全由自个儿支配的一段日期；往往长时间的紧张劳动和不时号召的突击任务“真够呛的”等等。当时使我发生这样一种可能有毛病的感想：人们都知道昔日把人当牛马是不对的，而今日却有时把人当拖拉机用一用。
此外，在我理会到的现实问题中，比较显著的还有：对个别家庭的照顾、女工的保护、天灾的减轻、村容的改观、旧思想意识的作祟、农业社的大小、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坚持、尤其是尚待发挥的大量潜在力等方面，都需要早日注意。
总而言之，我的印象是：社会主义这一真理的根已经扎入这些老乡的心里，他们日益发扬着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是集体生产的力量的源泉。这些新农村是在稳定的基础上，向着更美好、更理想的远景进行着种种建设活动。今后生产的增加、收入的上升、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自然是不成问题的。正如春天的树木，郁郁葱葱丛生起来。这一切的一切，使我不禁对于这些乡村前途的光明和繁荣，怀着无限的喜悦和信心。
这次访问的范围不过是祖国里面一个小小的角落，接谈的农户又仅仅是三十多家，好象是在古木参天的广大森林里，测量了三十多棵树。但这见木不见林的窥豹一斑，已经使我感到如此惊异。如果窥视了森林的全豹，更不知要发现多少更惊异的奇迹，也不知要怎样的更“少见多怪”。
当本文结束的时候，我幻想着、相信着也实觉着：这座世界上最广大的森林正在根深叶茂、本固枝荣地生长着。不只它自身欣欣向荣，连整个世界也将从它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从里面生长起来的一株树——我，能不感觉光荣骄傲么？且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怎能不见景生情、喜不自禁，有如枯木逢春的试开那么一朵很小的花、结一个很小的果呢？最后，我衷心地祝贺这次对我赐教这样多的老乡们，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迈进中，年年获得新的成就和更美好的幸福生活。谨把这篇调查记做为春节的一点儿献礼。（完）
来源：1957年2月3日《人民日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