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在1957年5月14日，在中国民主同盟外文出版社支部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上发了言，一开始就对外文社进行了恶意的诽谤，他说：“外文社的大楼给我以阴森的感觉，一想到社内的官僚、贵族、老爷们，感到像走在路上不小心踩到狗屎上，产生生理上的厌恶”。接着就说：“我来不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的”，而是提意见的。于是就对党盟关系、党群关系、提拔干部、和肃反等问题提出了他的所谓意见。
他所说的党盟关系，实际上就是党对民盟的领导问题。他先引了有人说的“民主党派是眉毛，可有可无，有了好看点，没有也可以”，接着就说：“外社的盟是尾巴。外社的大尾巴是工会，小尾巴是民盟”。他指责外社党“对民盟不但不协助，反而采取冷漠、压制的态度”，并以质问的口气说：“在这种情况下，盟怎样工作？怎样争取领导？”接着就举了三四个例子证明他所说的党压制民盟和民盟无法工作，无法“争取领导”。接着又说：“统战委员形同虚设，从不理盟，官僚气极严重，动不动叫盟打报告，交计划。冯亦代同志一句话三个请示，我很不习惯”。于是就认为：“民盟在机关中要祝柔党政领导的旨意这一条恐怕要改一改”。并且“建议：今后若要民盟参加社会主义工作，……不但要把盟当作一个政党来尊重，而且要当做人来尊重，如果还是只能作唯唯诺诺的尾巴，盟可以取消”。
他说“党对非党同志不信任，疑心重重”。对人民中国副总编的肖乾是如此，对外社英文部的杨宪益也是如此“深存戒心，认为他野心勃勃”！而且对于他自己也是如此：“我做过图编部代主任，实际上有职无权”。并且说，他因对古典的现代的文艺书选题比例提意见，被“扣上看不起新作品，有反动思想的罪名”。而对于党员则是另一种态度，如外社为吴文涛的房子“大兴土木，赶走严征和另外一位同志。分配房子真是岂有此理，唯一的原则是照顾党员”。
谈到提拔干部问题，他说“把被提拔的党员和非党员统计一下，一定很有趣”。接着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外社党员作风不好的，不懂业务的，或业务水平低、文章写不通的，都被提拔了。并且质问道：“单凭马列主义教条怎样领导？出版社不是衙门，领导多少要懂点业务”。接着说：“党员作官不做事的很多”，肃反时被他提过是“教条主义”的党员，“现在都加官进爵了”。还说：“有些积极分子拍上压下，因风就是雨，打小报告，加深了党群之间的沟，这些同志令人想起历史上的太监，缺乏一件作人的必要的东西”。
他说：肃反“运动时人人自危，草木皆兵，运动期间不成世道，人们四邻不安，六亲不认，凡是对领导提过意见的都在打击之列。又说：“善后工作也不好，领导上坚决掩饰错误”。接着谈到他自己：“去年九月，社通知人民文学扣下我两篇稿子不发表，怀疑可以（按：荒芜在肃反时有些问题曾被提出要他交代），但采取具体行动就是违反宪法。运动应服从宪法，后者不能服从前者，否则和国民党的紧急治罪法有什么两样？提醒孙衷文同志，这事并未了结，我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
他在发言中谈完以上问题之后，接着就建议：要克服三害，“根本的问题是取消党员包办，扩大民主，让大家多说话”；“有些党员作作文，比群众还落后……必须向群众学习，参加生产工作”；“不称职的人要搬掉”。
李荒芜1957年5月14日下午6时半在中国民主同盟外文出版社支部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外文的一些同志很怀念，但对外文出版社，丝毫也不怀念，外文社的大楼，给我阴森森的感觉，一想到社内的官僚、贵族、老爷们、感到象走在路上不小心踩在狗屎上，产生生理的厌恶。
我来不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的。我的意见：
1．党盟关系：外文社的民盟所处的地位，从盟在国家中的地位可以看出消息，有人说民主党派是眉毛，可有可无，有了好看点，没有也可以。外社的盟是尾巴。外社的大尾巴是工会，小尾巴是民盟。尾巴是夹在屁股后面的，群众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外社党不重视盟，忽视盟的存在，不但不协助，反而采取冷漠，压制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盟怎样工作？怎样争取领导，例如，很早以前，盟想发展冯锡良同志，冯写了申请书，后冯消极了，因孟纪青同志劝他：“何必入盟，入党不好”？孙战科同志也说过：“何必参加民盟？”（张闳凡插言：还应该提到罗良同志）。有一次买公债动员，郑平同志做报告，说他代表党和民盟和民革，事先并未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谈一下，我和杨宪益同志都不知道，另例：师哲同志说：“我社何必搞民主党派；党员的眼睛里根本没有民主党派，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但有些党员只是口里谈谈，思想上没有统一战线，另例：肃反时民盟组织两次报告，成了状，说是没有请示，破坏运动。不了解，孙衷文同志为什么神经质地把这样的大帽子压在民盟头上？是不是因为盟做了工作，产生了些效果。有这醋意？统战委员形同虚设，从不理盟，官僚气极严重，动不动叫盟打报告，交计划。冯亦代同志一句话三个请示，我很不习惯。民盟在机关中要承党政领导的旨意这一条恐怕要改一改。建议，今后若要民盟参加社会主义工作，必须彻底改变过去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不但要把盟当作一个政党尊重，而且要当作人来尊重，如果还是只能作唯唯诺诺的尾巴，盟可以取消。
2．党群关系：党对非党同志不信任，疑心重重，事例：萧乾同志是人民中国副总编辑，有事领导直接找张彦。有一天晚上12时，乔冠华同志两次打电话找张彦，张都不在，但不和萧乾谈，后来知道是抽去人民中国上一篇文章的事。另例：萧想写东西，请示不成，因萧非党员，不能去西藏。另例：杨宪益同志想多做工作，被认为是想抓领导权，杨到英文部后，想作些编辑工作，不同意，因不信任杨，领导上对杨深存戒心，认为他野心勃勃。另例：对我也是怀疑重重（也许我罪孳深重）。我做过图篇部代主任，实际上有职无权，干部调动临时才通知我一下，另例：伟戈同志调工作，限三天离去，结果他卖了家具，带着家小去青海，象扫地出门一样。另例：图篇部的方针问题，我的意见若与领导不一致，从未被采纳过，如古典的现代的文艺书选题定比例不合理，提了几年，不肯同意改变，扣上看不起新作品，有反动思想的罪名。对文艺书稿，杨承芳同志不懂装懂，主要原因是不信任，认为我们这样的人有用心，对党国不利，吴文涛同志是我的同班同学，过去有谈有笑，现在关系变得很不自然。社为吴的房子大兴土木，赶走严征和另外一位同志。分配房屋岂有此理，唯一的原则是照顾党员。例如，去年分配房屋第一次方案，徐迟房子很糟，王作民和赵玉斌的房子一样。我提了意见。从此吴就对我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和吴之间有了鸿沟。大家住同院，为了搞好关系，我春节曾去吴家拜年；但他却从不到我家。
3．提拔干部：把被提拔的党员和非党员统计一下，一定很有趣。如黄谷冰同志是西班牙文组副组长，黄不懂西班牙文。任峰同志官气十足，业务水平低，文章写不通，作了亚非语文部副主任（记录者注：任峰同志是部的业务秘书）也不适当。现在改了，郑平同志是英文部主任，中外文水平都不高，单凭马列主义教条怎么领导？出版社不是衙门，领导多少要懂点业务。党员作官不做事的很多。如梁振民同志，孙锋同志几年不编一本书，群众有意见不敢说，领导上也知道，但不理不睬，肃反时我提过唐恺、孙衷文、郑平是教条主义，这些同志现在都加官进爵了，我仍保留我的看法，有些“积极”分子拍上压下，因风就是雨，打小报告，加深了党群之间的沟，这些同志冷人想起历史上的太监，缺乏一件作人的必要的东西。
4．肃反问题：运动时人人自危，草木皆兵，运动期间不成世道，人们四邻不安，六亲不认，凡是对领导提过意见的都在打击之列。听说叶君健同志也被列为斗争对象。善后工作也不好，领导上坚决掩饰错误，这样做损害了党的威信。总结报告使人越听越糊涂，去年九月，社通知人民文学扣下我两篇稿子不发表，怀疑可以，但采取具体行动就是违反宪法。运动应服从宪法，后者不能服从前者，否则和国民党的紧急治罪法有什么两样？提醒孙衷文同志，这事并未了结，我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
建议：三个主义是三胞同胎，互为因果，要克服他们，根本的问题是取消党员包办制，扩大民主，让大家多说话。有些党员作官久了，比群众还落群，脱离学习，脱离工作，一定要落后，必须向群众学习，参加生产工作。否则会从三、四层楼上摔跟斗摔下去，摔到最肮脏的地方去。孙应好好的学习编辑工作，编几本书出来，学学外文，学学中文，不要以为自己是主任，什么都懂，外社的大拌脚石是三大主义的奉行者，不称职的人要搬掉，这样外社的面貌会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