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乱世用重典”,“是政治上不可避免的规律”,“长期这样下去,就会贻人以口实,如什么铁幕啦,赤色法西斯啦。……秦始皇严刑峻法,禁民偶语,不二世而亡,这都不是偶然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他诬蔑“社会主义国家只会宣传自己的好处”,并说:“美国人是靠近代化武器,共产党是靠人海战术”。
李说:“在学校中是否实行党委制,要看具体情况,党委强又懂业务,可以多管些事情;如果党委力量弱,就不必管那么多事情了。”“学校里(指工学院)成立了党委会,赵院长尽受了党组的坏影响。”鸣放中有人批评院长和院党委,李亚晋幸灾乐祸地说:“知识分子嘛,就是比知识的!”意思是说,党委不配来领导高等学校。
他说:“实行二级制领导以后,郑副院长领导教学工作,他是无法进行领导的”。也即是说他是无职权的,而且事事都要推到党委去,要看看党委怎么办,因此,他对工作消极应付,对下边的工作是放任不管的。他的态度是:有事就办,没事也算,反正他是无法领导的。
工农中学优秀生保送上大学,高教部两次指示,可以协商接受,李亚晋始终是抱着拒绝接受的态度,他的理由是工农学生来了跟不上班,太差劲,尽找麻烦。后来,无法推辞了,耍了个欺上瞒下的手腕,他认为不应付一下教育厅和山西工农中学也不对,拉上三、五个瞒瞒脸吧!致使工农中学从120多位学生中选择了33个优秀生保送学院的计划破产,而在他的策动下经行政会议决定勉强接受了5个。
“因为人民对党的政策的执行信任不强,老怕偏差缺点落在自己头上,有些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以及肃反每次运动都受到委屈,成了惊弓之鸟,每次运动,都打垮了他们的气节,有的不说话了,有的随波逐流,随声附和,旁人有的亦有兔死狐悲之感。在进行斗争时,人们只是响应党的号召,勇往直前,小组长指谁就斗谁,对本人的底细也不大清楚,……因之有的说:积极分子的愉快是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所以今后应建立读书人的气节(维护真理的气节)”。
他几次要求入党,可是背地里他却对人说:“我申请入党不过是应付应付而已”。鸣放开始后,他常和人说:“现在共产党怨声载道,谁也不敢再说入党了”。企图恐吓别人不要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