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在发言中不能有顾虑，若有顾虑就是存在着个人主义，只要不犯大错误就不能被开除，至多是不能升级。运动不是绣花，可能说话时就有些过火的，那是没关系的，既然是“言者无罪”有话就可以说，彆在肚子里就要腐烂了，说出来就是不能升级还能减薪吗？给小鞋穿也不要怕发脾气尽管叫他发，以后整风可以变成经常的了，何时发现有官僚主义，何时就可以说。医务室同志是有苦说不出来，现在把医务室同志看成什么样人了、什么制度也不适用于主任以上的幹部，半夜要人到宿舍去打针看病也得去，希望医务室同志赶快鸣，因为整风是为党好，我们为什么有话不说呢！
对党委会的意见：中央指示边整边改，大家的火头大，党现在就应叫大家好好的放才对，今天群众看党不是看党的政策及形式，而是要看党的实际行动了，大家看不到行动已经对党不信任了，若这样大家不会向党靠拢，党现在需要以实际行动来说服。现在有些尸位素餐的人给人家做媬姆人家都不愿要，但可以在我们学校做幹部所以今天党不拿出实际具体行动给群众看看大家是不会服的。党的大门被个人把持着，现在党内有很多阿Q正传中的的假洋鬼子，他们只是自己享受党的利益而不肯分给别人。过去整了群众几年了，但究竟群众有多大错误呢？再看看今天的党是有多大错误，我们学校党内有许多洋鬼子样的人物，对申请入党的人一直以历史不清为说法而不接受，请问党委会一个人的历史十几年还不清吗？党委会的眼光不够远大，把知识分子看成什么样人了，当然老教授说话时很慎重，不过我们应该有话就说，人愈不爱听的话愈要说。
对修主任的意见：修主任是官僚、主观、宗派主义的典型，光听汇报汇报分几种，一种是科长，一种是秘书，一种是党员，修主任是光听科长的，然后再参考党员和秘书的汇报，我们处内有几个汇报专家，例如，王斌，许淑娴，王国珍。说起来都是娓娓动听的，我今天不揭发不利于同志的汇报，因为碍团结。我们的领导是爱者得其生，恶者得其死，55年晋级的几个人，例如王寿山，刘裕中，许淑娴，李国铭，李友冰，从我来说我是一个也不赞成。在53年搞基建时，在城外工作好几个月但我和许冠儒没加薪，许淑娴反而加薪了，说明领导上光爱听好听的。徐御良在城外也受了不少累，回来就调到伙食科了，在伙食科也不错，可是受不了王斌、王义的排斥，因而患了高血压病在家养了好几年了。有些党员最善于汇报，并且给你设个小圈子叫你去跳，例如，我在事务科时，有一次王寿山问我可否给电话室买雨伞，我批准买了以后他又说群众对给电话室买雨伞意见很大。又有一次给赵一汀(此处几字辨认不出)王寿山非问我叫他出钱不出？那时我正搞基建很忙，他非叫我说不可，结果我说不要叫他出了，後来他就到处内汇报说，赵吉贤按插肖就要钱而赵一汀就不要钱，王寿山既然知道应该叫赵一汀出钱为什么不说呢？这是阴险的作用，我们的处长最喜欢这样的人。前几天刘院长说种树的路太窄了，本来基建规定应在10公尺半以外，可是53年种树时，修主任非要把树种在马路上，现在刘院长提出来了，修主任就忘了。还有修碎石路时，我正在做挂名秘书的工作，我主张买些中块石子，刘裕中不同意，修主任也不同意，结果碎石路修坏了叫我做检讨，事实上应该刘裕中、修主任作检讨。还有改骄车时，给了新都80％预付款，叫私商贪污了，所以楼盖好了车还没做好、不过官司是打赢了，可是以后到司法部对话及做检讨都是我的事，这是不合理的。王寿山说我是检讨专家，不过我是口服心不服，这样的检讨不知起甚么作用。
还有领导不信任我，例如，基建应有防空地下室。在53年盖房时，中宣部来了个密件，就是防空地下室的表，修主任因为是密件没叫我看，在抽屉内压了两年，搬家时才发现，所以53年的基建没有防空设备。在55年又来了一个防空设备密件，修主任叫张文林抄了一份给我，我说若不信任我就别叫我管了，後来才叫我看密件。现在防空工程的图纸是在总务处柜内，可是柜永远是开着，说明修主任不相信群众，照这样，工作是没法搞。
还有修主任民主不够，例如盖新宿舍楼时我主张争取群众意见，修主任说找那毛病干么，又如厕所的坐桶，我请示了三次修主任都主张要坐的，结果房子盖好大家对坐桶很有意见。还有修主任对个人利益相结合的事情就比较解决的快，例如宿舍楼修路、修炉灶，又如托儿所在城内时就自给自足行政不补助，几乎解散了，後来搬到城外，修主任的小宝上了托儿所，原来两岁半的不收，现在也收了，炊事员也去好的，买玩具也容易了。我们的大膳厅终日西晒都没搭天棚，可是托儿所的天棚搭上了，保育员的工资也由公家出了。再说食堂的事修主任认为现在伙食很好意见很少，岂不知人家的意见都提疲了，郭科长是专门报喜不报忧的人，还有以前刘海泉、杨文彬在食堂时明知二个人搞不了，而非叫他们搞结果出了错误都是幹部的，伙食科的账查了半年，这里的毛病刘裕中都知道，小灶一顿饭用了五个鸡子，还有小灶退款刘院长自己都认为太多了，并且修主任得到二份退款，一份是张子培的，当时不给杨文彬是我说的，我是要考验考验她，他工作作不好领导上应负责任。
食堂吃饭的同志在饭棹上还是常提意见，鸡只是脖子，虾是头，，但小灶吃是好肉，小灶搬搬家有什么不可呢？同时上海有些地方领导和大家一起站队，所以我主张我们学校也可以改。还有我们膳食科都给家属做饭了。浴室家属也去洗澡，我主张都要收费，可是领导上因为领导眷属多所以不同意收费。还有城外工棚宿舍的房租问题，原来定的高，因为领导同志住工棚宿舍的较多，所以把房租压低，可是城内的房租就按国务院的规定，领导上就不去管，还有城内城外宿舍的照顾上也不一样，城外水电设备坏了，学校管修，城内的不管。同志们有意见也只好犯犯自由主义。从去年分科后才管城内水电设备的修缮工作，这都是领导上个人利益的关系，并且也有宗派主义的问题。
城外宿舍楼工友必须由事务科来找，并且还可以供给工具，并且搬到城外的住户很少买劈柴，甚至刘教务长王润的家里连煤都不买，都是捡的。所谓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不用群众一针一线的政策都到那里去了？若以前不是这样而现在变成这样了是否蜕化了变质了呢？领导上说我怕钱院长发脾气，可是我不说什么还是去找他，可是修主任不是这样，钱院长发了脾气以后，修出来就大骂，并且骂的很难听，这不是起模范作用。教室大楼冬天才能盖好，从春天起即每周汇报，在盖宿舍大楼时修主任要我每天写汇报，但是教室大楼则说盖不好领导负责。图纸批不准时，处里也不抓。
修主任官僚主义表现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用心只在花洞子上。我认为我校不需要花洞子和花匠，只种些草花就可以了，领导上在买花用钱上毫不吝惜，有一次要买一千个花盆，经我再三阻拦才没买。修主任几年来并没有把每一科的主要矛盾摸清，修主任说领导不能那个都懂，我认为不是这样，农机的处长就什么都懂要说我们学校处长是抓思想工作，那还不是和高柳成合在一起开斗争会吗？处内的思想教育只有两个，一个是开学总结，一个是放假总结，有一次总结我写了七次都没通过，因为缺点多优点少，後来叫李友冰写是优点多缺点少就通过了，所以也加薪了。有时在总结内摆几个小帽子，捡合适的自己就戴上，有次说了几个两面派，大家都检讨过了，但也不知究竟是谁。
老翟暑假搞了一暑假的双人床，领导上为什么不算一算用多少劳动力呢，我们基建同志，寒暑假不休息还可以说，可是工友及老翟不休息，为什么一点物质奖励都没有。但是城内盖汽车房时，以后则每人一件绒衣，去年开编制教学大纲会时，吃饭及补贴都是王寿山等人享受，而没有工友及老翟的。我们处内就没有按劳取酬，修主任应负较大的责任，自己官僚自己休息也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还有帮助明光寺小学的问题，我在53年就主张帮助一下这个小学，那些日子修主任整日发脾气，我一提这事修主任就说提这个做什么，我到家大哭一场，因为我在任何社会都没有受过气可是解放后倒受气了，我到政法学院受尽了累，不顾性命，不顾家庭的工作着，但没得到领导上的温暖，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这不是个人愉快不愉快的问题，影响是大的。修主任的优点我不去说，这三害的缺点修主任若不改就要变质了。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3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