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梁漱溟先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梁先生身体健康，面色红润，初见之下，谁也不会相信他已是65岁的老人。
记者一开头就问梁老先生，为什么近来很少讲话。
梁先生说：“最近常有朋友来找我，也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好像我怀着意见不发言似的。”
他说：“我不是不肯说话，也不是有意见不提，我对于领导党在整风中的作法——广开言路，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向领导党提意见，非常感动，油然而起一种敬佩的心，话好像都没有了。”他说，在报刊上读到很多人的发言和写的文章，其中有不少中肯的意见，如以党代政、有职无权问题等，应该说的，好像都说了，不必再去重复。
他又说，他自己没有参加任何一项工作，也不在任何一种团体组织，“我是在一切的外边，四下不着边际，自己没有接触到实际问题。有些问题也只听人家这么说，那么说，而自己没有亲身的感受。自己没有感受，认识就不真，很可以不必说”。
“那么，你可不可以就以党代政问题和有职无权问题谈谈你个人的意见呢?”记者问。
“可以”他说，“这个问题别人已经谈过了，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谈一谈。”
梁先生说：“党是领导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党的作用在于领导，领导的含义是丰富的、深厚的。党应当把自己放在人民中间，领导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方式，但是毋须用命令方式。命令是有强制性的，只有国家才能这样做。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就在于它有强制力，将来共产主义建成了，国家消亡，强制力也就消亡了。”
“党是要抓住国家这个机器的，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政权。但是党与国家的分际要搞清楚。党的决定只能是党内的决定，党所制定的方案只能是草案。党的决定和方案，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如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才能成为法律和政令，才能发生强制的效力。”
梁先生认为，这个问题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所谓通过国家机关，不单是形式的通过，走个过场，需要认真的讨论。这样有职无权的问题就不会发生。非党人员的部长没有参加部务的讨论的事也就不会有了。
接着，梁先生谈到“以党代政”的危害性。他说：“问题很显然，优秀的人才和宝贵的意见不可能都集中在党内。党应当听取大家的意见，让优秀的人才发挥作用。”
梁先生说：“说一句谅解的话，这只是领导党的粗疏，党政分际未搞清。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并不因为你是粗疏，或则是无心之过而减轻。”他很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由这个问题梁先生谈起他对整风的感想。他认为整风在这个时候提出是适时的，如果不是国内形势发展：阶级矛盾退后，人民内部矛盾提上来，还不可能这样做。他认为整风是很必要的，否则，像以党代政问题就没人敢提，很多错误就不会有纠正的机会，那就会给国家造成莫大的损失。
接着梁先生谈起他最近的思想变化。他说：“当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时，我很赞赏，觉得共产党又作了一样漂亮的事。真的，如果不是这样开放，学术思想就不能繁荣，科学就不能深入。科学这东西必须扎下根，才能生长，开花。这个政策是了不起的。
“但是，整风运动一开始，我的心里感受就不同了，我不是在赞赏，而是深深地感动了。你想，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作了多少好事情，现在它都丢开不提，只觉得自己有缺点，要人家给他提意见。这种襟怀，这种作风就把一切问题都化小了，我相信任何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梁先生表示他过去认为国事茫无头绪，甚至有无指望也不敢说，只觉得中国问题太大、太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把国家引进了康庄大道。今天，任何人都会看到中国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前途，任何人都要敬佩、心折。
他说：“我实在感到毛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我——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他的声音颤抖了，眼圈红了，他在抑止自己的感情，但是终于潜然泪下。
我们相对地沉默了一会。梁先生又继续说：“整风是领导党所采取的重大步骤。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决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领导党的开放言论彻底，要尽量的开放；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
梁先生认为“三害”不可能从社会上断绝，只要你作事顺手，稍微自满一下，毛病就会出来。要减少“三害”，唯一的道路只有倚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因此必须搞好党群的关系，党员不要自居于特殊化，高人一等。这种特殊正是党群关系搞不好的障碍，要把这个障碍搬开。
梁先生否认他对国事是沉默的，他说：“我只是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可说，该说的还是要说。几年来我到各地视察，如1955年去甘肃、1956年去安徽，最近去广西，我都写了视察报告交给人大常委办公厅，报告中有批评、有建议，只是没见诸报端吧了。”
接着梁先生谈起他最近在广西视察中接触到的一个问题。他们的视察小组一共收到了六封信，其中五封是在“劳动教养”的人或他们的家属写来的。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过错也不大，因此是“劳动教养”而不是“劳动改造”。但是“教养”一年多了，还没放出来。他说：“毛主席宣布过，要对肃反运动进行全面检查。这件事是否正在做，我不知道。我希望该放的放，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失掉工作的该给找工作。总之，要做个全面交代才好。”
在这段谈话以后，我还没有提出新的问题，他却先发言了。他说：“至于在学术争鸣上也有人怪我没说话，方才我们谈了个头，现在我也想说一说。”
接着他很谦虚地说：“我一向认为自己不是研究学问的人，过去几十年来我常这样说；我只是对任何问题都爱有自己的见解。”
梁先生还说：“至于说到我的喜好，我很喜欢东方的——印度和中国的几种学问，这些都是古旧的东西。自从近代学术发达起来以后，这些古代东方的东西在学术上失去了地位，不仅失去了地位，而且不大为有近代科学修养的人所了解。”
他认为这两种学问总有一天会沟通起来，不过不是短时间内的事。他自己愿意在这方面作点工作，为这两种学问搭起桥来。
梁先生正在酝酿写两本书：一本是“东方学术概观”、一本是“人心与人生”。他为了写这两本书曾经专门研究了一年巴甫洛夫学说。不过目前只有腹稿，掌握了一些材料。他说：“我要把我的余年贡献在这方面。”
梁先生最后说：“如果有人问起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中我将作些什么，这就是我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