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事到其它校内走走，回来看到我们学校感到我校运动开展的比较差，甚至是最差的，不但座谈外没气氛，就是会场内也没有，有人对座谈会不感兴趣，不愿来。从整风简讯第一号的报导看教授座谈会，也是稀薄，有位教授对我说，他很想发表意见，但由于中国人世故太深，怕报复，我认为不是世故太深，而是政法学院缺乏民主传统，民主风气不足，所以不敢提意见。我想王铁崖如果在政法学院工作，他就不一定敢在报上撰文要肃清官风了，在钱院长对记者谈话的结尾，记者的那句话就非常有力的说明问题，说实话，我就有顾虑，谁能保证提意见人不受打击报复？当然他不明显的对你进行报复，只是在工作中和你过不去，给你小鞋穿，你也不能说他是在打击报复，我在人大看到许多墙报时就联想到，这在政法学院贴出来会不会被某些带有宗派情绪的人抓你的小辫子、扣你的大帽子，我认为政法学院的作法是“明治维新”，而不是“十月革命”。下面的同志积极的要求动起来，而领导上还在自上而下，依靠少数人物，仅仅在几十个人中间下功夫，这是很不够的。
我和人事处的接触很少，不了解他们都作了那些工作，不象总务处、教务处的工作大家都知道，人事处好象在群众之上，不受群众的监督，掌握别人，支配别人的机关，人事处的同志有的是我的老同学，但从他一到人事处便板起冷冰冰的面孔，人事处脱离群众就表现到这。脱离群众并不是党性强而正是党性软弱的表现，根据王润同志为首的一些幹部，把幹部分成三等级，第一是只好好工作不提意见、百依百顺、唯唯诺诺的幹部；第二种幹部是虽然工作好但是爱提意见，这类幹部是不被喜欢的，一有机会就给扣上帽子；第三种幹部是吊儿郎当，不好好工作，(这类当然不在话下)。
我感到有一种幹部专门在运动中打击别人，为自己搞政治资本，这种现象在我校很普遍。
吴恩裕教授是我的老师，是一位有才华，有学术修养的教授，以前很沉默，忙于自己的事情，後来在参加校内活动，接近青年知识分子等各方面有了转变，但是，不恰当的评级评薪损害了他的自尊心，我认为从政策观点看，校方应负重要责任。一次他和我说，“我两个月才写了五千字，假如我情绪好，一天就能写五千字，但是现在我写不下去”。我曾向院长谈过吴恩裕教授的事，感到领导也想发挥他的能力，但拿不出办法来。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有很强的自尊心，给多少钱不一定合乎他的愿望，只要真正能尊重他，他才愿献出自己的力量，我建意学校采取措施，挽回影响，吴恩裕教授的问题是个典型，问题决不在一个人身上，挽回这件事对其他教授会有良好的影响。
民主是什么？就是：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尊重个人，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和见解。人是平等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自由是有其重要地位的，某些党员认为他自己就决对标准，别人都比他低一等，不把人放在平等地位上看待，这种宗派主义妨碍民主发扬，并且是在新社会是不道德的。
苏联专家来了以后，院领导对学校领导的领导形式问题讨论过，采取了措施，成立了学术委员会，据我记忆它是最高决策机构，但最近以来，学委会的劲头越来越小，许多委员不愿去开会了，是否这个机构已徒具其名，我并不赞成教授治校，我主张仍为学术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吸收党外人士的意见共同办好学校。
最后我严肃的再谈两点意见；一、侯冠儒同志处处钻营名利，钞票越多越好，工作越少越好。我这样说有充份根据，希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彻底检查他的问题。二、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大小事都找院长，因为下面不负责任，不解决问题，如总务处，就不负责任，和院长谈很容易解决问题，和总务处则不然，当然总务处也看人行事，“红人”余叔通去了，拍拍肩膀，有问题也好解决，别人就不行，所以大小事都找院长，如有一次徐主任一个人去开会，张守蘅打个电话就给车，而别一次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好几个教员出去，总务处就不给车，找到院长才解决，这怎么不加重院长的负担。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3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