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与南开大学的联系不够：（1）统计局与老年一代的统计学者脱了节，是否否定了老年一代的统计学者。他们几年来沉默寡言，多半是因为不敢说话。统计局关于统计工作的方针、方案的制定，没有邀请老年专家参加，我想这里并无保密问题，应该邀请他们参加。（2）统计局的一切都学苏联，这是对的。不过科学不应该有国界。只要这个办法好、科学，就可以不管它是哪国的。（3）统计局对我们有帮助，但不够。连报表制度也因为是密件不能充分供给我们。
在学校方面，我们的任务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统计人才，要向科学进军，在12年内赶上国际水平。根据这两点，希望统计局多多帮助学校。学校的统计教材非常简单，充满着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世界上有140多国，不能只看苏联一国。重重复复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不符合中国情况。
任何发展了的科学都是以数理为基础的，但我校未开数理统计课程，因为学生的数学基础差，不懂外国文，甚至有的连国文程度也发生问题。他们看的是人民大学出版的几本书。我校的教材九成是人大的，在从的教材九成又是莫斯科的。用这种教材向科学进军，差得太远了。真所谓坐井窥天，不知天有多高。
统计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需要作很多改良。统计工作、统计教学和统计科学研究三方面的合作，才是这种改良的唯一办法。解放后，南大经济研究所停办，材料分散，有一部分人调到人大，生活指数被认为没有必要编制了。现在南大经济研究所虽已恢复，但能否恢复到过去水平，还是个问题。高教部盲目调整，忽视学校传统，这说明他们做事无远见，操之过急。
最近我校经济系与纺织部纺织科学院及天津纺管局合作研究纺织品品质控制问题。试验合同是一年，每月开会一次。这种做法是很好的，统计局应多多提倡这种合作。有了合同关系，便不会分彼此。
提高教学质量应该采用现代最新颖的统计方法。应该在国家现有老一代统计专家力量的基础上改进统计方法，应该改变现有一套的关于统计的说法，取消清规戒律；应该鼓励统计界前辈说话，取消否定老年学者的态度。在学校内，年老的统计学者都没有教课，教课的都是青年同志，现买现卖，总是差些。
否定其他国家统计方法的做法也应该改变。我并不是提倡英美统计学，但在理论统计方面，英国是了不起的；在应用统计方面，美国很有成就。
总之，要提高教学与研究工作质量，要尽量发挥旧统计学家的积极性，要栽培新的统计学家。
解放前有个统计学会，知道某人在何处，便于相互请教。解放以后，大家星散，情况不明，最好请统计局调查统计一下。统计局是否可考虑建立统计学会，每年开会一次。
在统计学术方面，希望多开座谈会、讨论会、讲演会，希望多请我们参加。
统计科学研究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人才；第二是资料；第三是仪器设备；第四是出版。
（1）目前培养人才有困难，大学生水平比较低。解放后的助教与解放前不同，现在的助教高高在上，认为老教授落后。真正培养，不胜其繁，因为他们外文不懂，数理不通。但不好好培养人才，要进行统计工作也有困难。
（2）资料的取得很困难，空白报表常常改变。希望统计局的报表制度、内部刊物多多供应给学校。对目前的统计书籍、资料、论文，统计局应做一做调查工作，汇编成目录。
（4）出版方面：现在可以说只有统计出版社一家。过去写书有把握，出书有把握；现在出书无把握，辛辛苦苦八、九年把书写好，拿到统计出版社，被退回。现在的出版业务应扩大，编辑水平也应提高，把一本书拿给陈达老先生的学生的学生去审查，是不行的。1956年后世界上统计书籍很多，质量比以前提高不少，很好把这些书影印或翻译过来。旧版的统计书籍（如邹依仁、金国宝、薛仲三的书）可以再版，马上供应社会的需要。老教授的书不敢拿出来。新书出来不要一棍子打死，这样，他们的著作才能慢慢出来。
总之，教学与研究工作都要统计局多多帮忙，多供应资料，多邀请我们开会，把统计科学研究确实提高到国际水平。
（在国家统计局会议上的发言，转自1957年12期“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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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由”不能空谈，具体表现为言论、出版……自由。解放后思想上有顾虑，有障碍。现在有思想、言论自由，希望这个真正民主更扩大些。
（1）党团与群众的关系：刚解放在上海，南汉宸很客气接我到北京对党感想很好，有一次南汉宸讲演说党员有“前途”，党员有“前途”很不舒适。南汉宸侄女搞人事骂人，态度使人受不了。有一位同事病去上海，有一人结婚检查了好多次。
（2）马列主义先要调查研究，在“三反”多少人受冤，死了多少人，逼死多少人，多少人成神经病，如对沉默涵的态度，这对知识分子办的过火，这是太粗暴。要彼此相互信任。
（3）尊师的问题：在思想改造时，学生审先生，先生还有脸教学生，死了有小孩、老婆如何办。
（4）本校是否尊敬老师：胡刚复先生有学问，如开物理学会自己去，系主任发脾气。如开些学会，科学讨论会厦大请我去，并未通知我，年老教师无所求，有些事不让我们知道，这如何团结。会计某教授去北京开会，借款条要系助理批，有些人不与来往怕碰钉子。
（5）如科学研究，不是搞运动，如与纺织医院研究，系不关心。如要买书，买不来便删去，需要助手等……都不关心。
（经济系第三小组讨论毛主席讲话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7.5.11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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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言代表年老及留学的学生，对近几年的看法。
这个警报很厉害，不是三几天，想我们这一般人，一句话不敢说，不知那一天出问题……过去很多书都烧了。外国朋友不来往，新的朋友不能交，这一种警报连无线电不敢开。这是几个大运动而来，内心惧怕。虽然新社会是好，就觉得不自然、不舒服，这些都是人造的。现在有了自由，感觉舒服些，自由是言论，职业、行动等自由。现在警报虽解除，恐惧仍有，有些无辜受冤如何交代，要看行动。
目前矛盾是党群关系，如在人民银行，精神上不痛快，党员高高在上，党员有前途，非党员是图钱（途前）。瞧不起非党人士，如何在精神上使人发生愉快，有些人有功，应该人位相称，这是分赃制度，这种政治是开玩笑，这样做使老年者灰心。
有些党员品质很坏，如人行一处长乱搞男女关系，影响很坏。处分是轻的，行长的侄女儿二十岁做人事副处长。党员成为特殊阶级。一般人要清高，不愿意被人支配。党员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这样使社会内部矛盾永久矛盾。
要清除这矛盾，要消灭统治与被统治阶段。要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如在苏联及民主国家要看，听美国电影、美国之音。
如做系主任党员与非党员不一样的。要一律平等。
民主要扩大、自由、平等，否则后果堪优。开言论之路，年老人不是很简单的，目前只说三分，要真正开言路，看事实，要消除过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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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意见不敢向系主任提，系主任耳聋，副系主任笑哈哈有问题要找系助理，自己不愿，有意见不愿谈了，这有好些人。对系主任有隔膜。
（2）节约问题，教师人位的适当问题，把教师要他用非所长的在系、在图书馆内部有，这要好好考虑，要人按其位。如某人可以教英文，在处边找，在图书馆不放。学校是一个整体，系与系、系与图书馆不该有本位主义。内部调整，可以各尽所长。有意见到人事处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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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经过几次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使知识分子处在恐怖状态中，任何话都不敢说。因为现在的时代，可以说是是非不辨。今天说是发的，明天就可能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成坏的。比如斯大林，以前是样样好，谁敢反对！后来反起来，就坏了。
目前知识分子的顾虑打消了一些，但还有。因为这不是一句话的问题。你今天说了，过了三个月，就可能挨“整”。所以，要叫大家没顾虑，一定要拿事实来证明，保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比如，在三反、五反、肃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有多少是被冤枉的人！有些投江、自杀死了的人的冤魂还在叫，有些人还在神经病院里发疯，对这些人，如何交代、安慰，应有切实的举动，才能广开言路。
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自由与民主。在我们国家里，是有民主自由的，但不完全、不完整。比如过去我们总是划个圈子，把思想禁起来，一切发表的言论，尽在圈子里。因为思想不自由，人家不敢思想，结果只有不说话没有毛病。再如开会、布置工作，都是做好了方案，拿下来叫执行，在知识分子看，这也是个民主问题。
当然共产党的功绩是无可否认的。中国在解放后短短几年里，国家能弄得这样好，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在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提高，是史无前例的；我国的国际地位现在这样高，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这些不能不佩服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受尽列强欺侮。最大的希望是国家强盛，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崇拜毛主席，共产党是不容怀疑的，对社会主义也是没有怀疑的。但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完全按苏联的一套办法，却大有问题。这几年，人民生活中有些痛苦没有？财经分配上是否全无问题，建设计划有无问题？应该说，整个是好的，但也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应多请专家，不管党内党外，来共同研究解决。
几年来，党与非党存在着矛盾，现在一切统于党，非党与党脱离关系，对立起来。“墙”和“沟”是有的，这“墙”和“沟”是在变高变深呢。还是变低变浅这？我看还是在日益变高变深。所以，我认为一定要把党和非党关系搞好，不然，如果逐渐发展下去，我担心会发生事故，象波兰、匈牙利那样不幸的事故，是应当尽量避免的。
党与非党关系上，突出的是“三大主义”：一、宗派主义，实在要不得，有这个，国家的事情就办坏了。要好，在用人上一定要以才、德取人任事，不能以宗派因人设事。所谓“德”，当然不是指扛过几年枪杆子，而是新的道德。现在机关、学校、领导干部都是用党员，用抗战军人或从朝鲜回来的，这是封建制度，不能以国事开玩笑。二、教条主义，讲起来真可笑，盲目地生搬硬套外国人的东西，比如组织疗法、无痛无痒、睡眠治疗，乱来一气，都闹出气话，使人对新东西发出厌恶。做学问最恨教条，学问是不问那个国家、那个人的，只问是否真理，是否事实。一定要说什么国家、什么主义好，“一边倒”，是不行的。中国受教条主义的病最厉害，在学校里，一切都从苏联搬、人民大学搬，不论对的错的，一概不管。三、官僚主义，危害很重，一个年青的党员廿来岁，一切都敢作敢为，但他既没有学问，又没有经验，所以只能靠发号施令，靠官僚主义作风来办事，这怎能不犯错误！
对“三大主义”，深一步研究看看，一般党员，特别是解放后入党的年青党员，他们的思想动机究竟何在？是否入党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得到“仕禄”的捷径，特别是个人享受？或是存有出风头的思想？应该检查检查，究竟是何种思想在作崇？你们看，在我们学校里，这种思想是有的。有些人入党以后，待遇高，生活特别优厚，爱人找事特别容易……。我看这不是高尚的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最要紧的是信任人民，相信人民有能力来研究问题，人民所说的话是为国家好的。从信任人民出发，才可以找到自由与民主。比如政协中，让教授站在那里，叫学生来批评、斗争，在学生眼里，我们是落后分子，谁还敢接近呢！
“所谓苏联专家就是‘小白楼’的白俄”，“不懂别国文字，为什么对苏联专家捧得那么高呢？”“苏联教师是北京卖面包的。”
“听外国的跳舞音乐很舒服，为什么放苏联音乐呢？”
“苏联对各国的援助不是真诚的帮助，如援助波兰，为什么波兰还要去向美国求援呢？苏联的援助是不要你饿死，从各方面来控制”，“援助中国仅之亿元（意即太少）不是真诚无私的。”“苏联要人家撤退军事基地，为什么苏联要在国外驻军？原子战争时代，无前后面之分，无必要驻兵东欧”。“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是苏联人，到波兰去作国防部长，统治波兰，这有伤波兰的自尊心，如果一个外国人担任苏联的国防部长或到我国来当国防部长则如何？”
“（社会主义阵营） 以苏联为首，苏联则是春秋战国时的霸王，其他国家则是附庸，在外交方面跟着苏联跑，苏联发表一篇声明，我们就跟着跑。”
“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由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才造成国际紧张局势。”
科学不应该有国界，只要这个办法好、科学，就可以不管它是哪国的”，“学校的统计教材非常简单，充满着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世界上有一百四十多国，为什么单学习苏联？重重复复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不符合中国情况”，“我校的教材九成是人大的，大人的教材九成又是莫斯科的，用这种教材向科学进军，差得太远了，真所谓坐井观天，不知天有多高”，“否定其他国家统计方法的作法也应该改变”，“在理论统计方面，英国是了不起的，在应用统计方面，美国很有成就。”
“中国民主党派是在野党，民主党派毫无实力，互相监督是句空话。”
“在新社会彼此不能说话，不能交朋友，人与人的关系变了。”
“喊毛主席万岁”是不对的，这是封建时期的作法，我们好象在封建社会。
“不能提意见，人事部门掌握生杀大权。”
“政治课教师都是党团员。”
“解放后不自由，话只能说三人，解放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我又不是三岁小孩，给我一块糖吃，就把话全说出来？”
“思想改造运动是学生整先生，不讲仁义道德，太不近人情，‘三反五反’年轻人审人，不说死路一条，生命财产都掌握在年轻人手中，不知冤屈了多少人。”
来源：《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辑(第二集)》(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组，19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