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否认各大运动的成绩。他说：
①共产党搞“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都搞出一些公式来，所谓“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不符合事实。肃反运动使得众叛亲离，父子分家、夫妻别离，造成人们彼此不信任，使人丧失人性。鸣放大字报是有些不够周严的，论点不够充分，他们总是青年么！难道“三反”“五反”运动没有错误吗？有些青年被斗争，党委会应找出根据，因为这摧残了人“灵魂”，侮辱了“人格”。
②诬蔑肃反运动。他说：
“在肃反斗争中，搞得更厉害，提出宁左勿右，也就是说，要死人。在运动中搞官僚主义，有的就押起来，就“打”起来，你想把问题呈上中央，而中央又转到地方，结果又继续“打”。”
“在党内如果有个党员是一个“权威”，他说你是反革命分子，你就没办法。在肃反运动中，那种人与人的关系非常恐怖。“鸣”“放”的结果人非常恐怖。共产党的讲话，左讲左有理，右讲右有理，无论一个什么人随便给你戴上一个帽子，这叫什么玩艺！在肃反运动里，人和人的关系全变了，不能说话。”
“我现在就怀疑胡风问题，他的问题根据在报纸上的材料，只是个反动思想，而不能说是反革命分子。吕荧也放出来了，无计划的打，打了以后，错了就放了”。“章伯钧说胡风、储安平是历史人物，究竟什么是反革命？如果葛佩琦、王尊一，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算反革命的话，胡风也是反革命、否则葛佩琦王尊一皆算右派，胡风也不算反革命。右派思想是针对右派而言，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反革命则是敌我矛盾问题。”
“胡风等人提的问题，只是就文艺问题提出，他主要的是思想与理论上的问题，如是行动问题时，必须有明确的纲领、组织，并武装起来，他固然有其战略、战术，但并没有整个体系。”
“搞俞平伯的问题，我非常不同意，提拔新生力量，这是不可否认的，可是把俞平伯打的不象样子，甚至把人家30年成就，给人家完全否定。”
“肃反搞遭了，是斯大林思想在中国的反映”。“肃反时期比欧洲中世纪还黑暗。”
③“运动能包括人命自杀？不该死人则死了。我建议党能这样作：把过去几个大运动里有错的就都承认。我觉得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查。”
④诬蔑反右斗争：在反右斗争时他说“开大会这办法是一棒子打死的办法”“一个人在运动里有新的看法，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就把人弄得很可怕”。
“我经常怀疑由思想问题转成政治问题，由政治问题转成右派分子，由右派分子转成反革命。”
(2)和右派分子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相呼应。
“我很同意“党天下”的看法，事实就是如此！”
“党天下的问题，很多歌谣都唱着歌颂共产党，从理论上来说、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教学理论上说，党性是人民性的最高表现，将来的目的又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天下，那么“党天下”的概念为什么是不对的呢？人民的天下，就是党的天下，我们的道路正是党天下的道路，反党就是反人民，这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能同意这一概念呢？我闹不清楚。”
“我觉得宋庆龄、李济深，郭沫若是有能力的(作副总理)所以我是同意储的看法的”。
“辩证法有一个原则，即问题必须联系起来。‘党天下’来源是‘家天下’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来源是否‘资产阶级专政’？储安平是反对党，不是反对几个人，这不能把党比成封建帝王。”
“储安平‘鸣’的都鸣在周总理那儿了，鸣到家了。国务院12个付总理都是党员，难道群众没有一个人能当付总理吗？”
“共产党象太阳，照到那儿那儿亮，证明了‘党天下’是对的”。
(3)对党、团，对领袖的诬蔑。
①否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他曾对一位先生说：“没有共产党以前不也是有中国吗？”“高岗、饶漱石只能说叛党，不能说叛国。”
②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发展了马列主义，为什么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呢？他对别人谈毛主席的报告时只谈一面不谈两面，作了许多错误的翻译，并说“再论”是唯心的。
③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什么没有人批评？他又不是搞文艺的怎么会没有错误？
④“共产党的辩证法是什么都对，黑的可以说成白的，白的也可以说成黑的。共产党办事是左说左有理，右说右有理。”其实质是诬蔑党没有真理。
⑤“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经过历史考验的名言，而共产党把它推翻了。
⑥斯大林是杀人不贬眼的魔王，斯大林的错误是由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⑦“共产党的统治是愚民政策加暴君专制。”“共产党的手段是最阴险毒辣的。”反右以后刘说：现在整我是“共产党要杀一儆百”。
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吸取胡风事件的教训。90％的中央委员，不同意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诬蔑这一方针说：现在是“百花怒放金鼓齐鸣”这才真正体现了民精神。
⑨“师院青年团养着一批老虎。你们青年团是小共产党，共产党整风，小共产党整不整风”。“团是党的儿子，团和民主党派，是儿子和党派的关系。”
(4)拥护资产阶级民主：
①世界上有三大报纸，苏联的真理报，英国的泰晤士报，中国的人民日报，其中以泰晤士报最好，真理报次之，人民日报最糟，人民日报没有泰晤士报民主。
②美国一个普通市民可以给政府提意见，而现在储安平能给毛主席提意见，所以我支持他。
③香港是真正民主的地方，因为什么人全可以在那个地方说话。
④“我渴望无阶级的民主，抽象的民主，我知道它不可能存在，但我还是响往”。
⑤贴大字报这是解放后第一次民主，是可喜的现象。
(5)诬蔑苏联。刘说：“苏联出兵匈牙利，抛开阶级立场不谈，按世界各国遵守的规约来说，这是干涉内政”。
(1)一贯使用诬蔑人、拉拢人的手法。
例如，
对×××先生说：“咱们教研组就是×先生、你和我的业务好。咱们应团结起来。著书能出名，象过去那样矛盾，是两败具伤。”又说：“我到处给你建立威信，以后，同样你也给我建立威信。”
(2)分裂老教师与青年党员教师之间的团结。
他说：“中文系没有一个党员教师能与老教师交朋友，因为他们怕沾上落后”。
(3)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对某先生说：“今天整我，明天整别人，后天就可能整到你×××头上来。”
(1)加入九三学社想办刊物，是为了著书立说，名利双收。如办成刊物不在师院，到南大能作付教授。
(2)“函授通讯”每期必须有他一篇稿件，以及通过“九三”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反对恩格斯，别林斯基的论调，)散播反动观点，全是为了将来出版小册子，可避免检查。如他强调人类的共同性，抹煞阶级性，赞扬地主性格。
(3)拉超龄团员。无党派人士入“九三”企图扩充“实力”，作为自己活动的资本。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办不了刊物，将来有错误也不由自己承担。让王学奇作书记，他作付书记企图把持九三，成为宗派主义小集团。
(4)他认为民主党派好，就在于可以不开会，不批评，没有拘束有自由。
(1)“文三一群”大字报贴出后，便积极与文三一群联系。于6月2日便主动到“文三一群”(11)宿舍两次，第一次去时分发大前门香烟，让大家吸，为了拉拢感情与“文三一群”的骨干接触频繁，如曾和李文韬、陈景汗、冯树纯接触谈话。
(2)指示“文三一群”联系教师，并指示应和那些教师联系，不能和那些联系。
他说：“一方面访问有威望的，一方面访问在过去运动里有问题的。”并且开了名单12人。并煽动“文三一群”和教师发表联合宣言。他说：“教师一般有顾虑。但他们经过运动，有经验。他们的说话，你们要记住，下来可不必记名发表他们的言论(指大字报)”。
(3)指示“文三一群”联系校外，如北大、北京师大，及天津各高等学校，也要联系南院各班。
(4)鼓动“文三一群”写通讯介绍各校情况，鼓动出大字报等反动活动。
对“文三一群”说：“你们写不了文章，我替你们写，我的小品文写的最好。”说：“我同意王麦杆先生的话，你们为什么不把大字报贴在小汽车上？”“我们支持你们出大字报。”
“党开会是对你们采取对策，你们必须积极的采取一切措施，揭露党员一切秘密活动。”
鼓励文三一群说：“你们不用怕，我就不怕，我是经过大场面的。”并说：“孙光辉(右派分子)完全正确。你们要驳他们(指批评孙光辉的同学)不值得的也要驳。你们不能消沉，你们应该继续提出新问题，因为全院都在注视着你们。”
(5)指示“文三一群”要抓住和扩大李奎顺事件：
①刘建议他们以记者的身份访问党委会，认为这样党委会就不得不将有关李奎顺事件的材料告诉记者。
②积极为“文三一群”与学生会对立地调查李奎顺事件筹划路费，先找桑主任说明“文三一群”要去北京进行调查，桑主任表示在经济上不支持，然后他又亲自领“文三一群”的同学向公兰谷先生借钱10元。
③“文三一群”所主持的控诉刘超(党委委员)大会，刘维俊一方面通知中文系先生参加，一方面自己以主人翁身份参加，并指示“文三一群”在会上的活动。
④刘维俊支持“文三一群”开追悼会。欲扩大李奎顺事件搞大民主。捣毁党委会上街游行，“将运动推向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