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反对工农联盟，把工农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对立的阶级”，人民内部的一切矛盾都是从这个主体出发的。他又捏造工农之间的矛盾：1、诬蔑我党的工业化政策是牺牲农民利益，造成工农对立；2、攻击按劳取酬原则，说这个分配原则不合理，加深了工农之间的矛盾。]
工业化政策需要重新考虑，不应从教条出发，从个别国家（苏联）的经验出发，而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
工业化对苏联是适合的，但不一定适合于中国。毛主席在〈再论〉中还肯定要学习苏联工业化这一条，可见对这件事的认识还是不深刻的。
波、匈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就发生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困难，波匈事件并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群众思想觉悟不高，这是粉饰我国的太平，掩盖事件的真正原因。
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提高不是在生产的基础上，而是由于土改、民主改革的结果。这种情况限制了人民劳动上、政治上的积极性。须要迅速提高，如果只注意工业化的长远利益，而不注意目前的利益就要犯错误。
工业和农业应当并重，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看，都忽视了农业。“工业国”的口号是不适当的，而应当是“工业、农业国”。片面“工业国”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如果中国成为工业国就必然须要一个农业国来与他配合。
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投资为5∶1。这样，1953年、1954年，农业根本没发展，而工业增加百分之几十。这样，农业合作化不可能巩固。如果不进行技术改革，起码有30—40％的合作社要垮台。在搞合作化时，我们用毛主席的17条向农民许了许多愿，实际满不是那么回事。
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片面发展工业，这是很不聪明的。
农村剩余劳动应当去开荒。现在，将拖拉机生产速度降低，这是错误，要大力发展技术，农业投资绝不能减少。开荒是比节育更积极的办法。
轻重工业比例为1∶8，后改为1∶7，造成了目前轻重工业的失调，生产和消费的失调，如纸张供应不上，棉布供应不上，许多消费品涨价，这是反常的现象。
今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使打起来也用不着大量的钢铁，只要用原子能就行，所以国防上也用不着那么多投资。
重工业积累资金比轻工业慢得多，并且轻工业有了投资就能开工，就能吸引广大工人。
因此，轻工业比重要提高，重工业要降低。
当然，生产资料的生产应当优先增长．但马克思并没有解决轻重工业化比例问题。
我国用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了两条工业化的道路，对苏联的道路全盘肯定，对资本主义的全部否定，我们应当采取第三条工业化的道路。“再论”上说：“苏联工业化的道路是普遍适用的”，这不一定对。我们不和苏联一样，就是否定之否定，这样才能进步，如果只想学苏联，那就是懒汉。
为五亿农民呼吁。人民生活水平平均都不高，这是与国民经济计划中消费与积累的比例的不恰当是有直接关系的，消费与积累的比例为1∶5。
人民中最苦的是农民，其次是干部、工人、教师（中等知识分子），最不合理的是高级军官及高级知识分子。
《人民日报》用了许多官方数字（大可怀疑）来说明农民生活不算苦，这都是人们戴了有色眼镜去调查来的。北京郊区、中原地区的农民，是农民中的上层分子，拿四川来说，30-40％的农民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吃两顿白薯，我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用命令主义的办法执行了统购统销（这是政策本身的错误）。许多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而官方消息从不报导这些，却在国际舞台上大喊什么“六亿人民”，其实六亿中有五亿过着这样痛苦的生活。
农民每个月每人不到三元钱，而报纸上却说每月有60-70元。
讲农民生活不要同解放前比，这是没有意思的。现在要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农民上缴达全部国民收入的50％。工人每周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8小时，而农民没有时间休息，每天起码干10小时，所以说农民比工人轻松这是毫无根据的。
农民创造财富少的原因：（1）工农业品剪刀差太大，（2）农业技术落后。
我们要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考虑过去一切理论，“小资产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目前可以考虑。
按劳取酬的法则是客观的，但不是自发的，政府可以控制它，实际上，按劳取酬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我们为什么要死拉住不放呢？
工人和农民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主要之点，1949年后，共产党有忘本的倾向，其原因是由于死扣苏联的教条，甚至比这种教条更严重。
一切阶级社会都有两个基本阶级的对立，社会主义是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他们的具体利益有矛盾，如：谁的生活先提高？提高得快？工人阶级大权在手，农民权力不大，工人就提高得快。
共产党片面地考虑了工人的利益，对农民照顾不够，农民又没有党。
工农的矛盾体现了政府和人民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党内党外的矛盾。
工人阶级有本身自发的经济要求，工人阶级不能等于马列主义，当工人阶级的弱点得到发展、而马列主义受到教条主义的歪曲时，工农的矛盾就尖锐起来。南、苏、波、匈的事实均表露了这一原理。
党有其具体利益。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党员与其他党员有着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经济成份，农民党员与农民同甘共苦。而其他党员中，一部分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另一部分是等人家把天下打下来了，来个先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有各种特权。
工、农之间有着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可能根据其历史经验教训来解决工农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发展为农民暴动，因为工、农的长远利益一致，同时农民最有忍耐性，不到“易子相食”的地步是不会暴动的。
应当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少利用农民的弱点（不会暴动，不会提意见，没有党）。
高级知识分子薪金高，他们与工、农的差别应当降低，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第二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深刻的变化。波匈事件是在“八大”以后发生的，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在“八大”上制定的，因此，它的改进不彻底。五年计划规定生活水平提高25％（实际是10％），希望这个计划只是个草案，不要形式主义地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样通过是极不负责任的。
来源：《右派文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办公室，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