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年到五四年在主要教学环节上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
“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这个公式是我们每年各种总结上都谈到的。从全国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事业在向社会主义迈进，工人农民成为社会主人，因此党所取得的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但是把这个公式硬搬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那就不恰当了，这样推论下去就会成为固步自封的领导者用来掩盖自己缺点的借口。以上道理说明，具体到每单位应该有分析，也可以有这样情况，成绩是基本的而领导人的缺点是主要的，否则也不会有某些领导人被撤职的情况。
政法学院成立到现在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但五二年——五四年却不能说成绩是基本的。
五二年我们采取办训练班的方针是由三个假定作为前提的，那就是假定对象特殊，学生质量坏；假定政法工作特殊；假定条件不具备。但这三个假定都错了。先看学生，我们学生与北大等校一样，而他们为什么没有用训练班的方法？从政法特殊上看，人民大学法律系和外交学院应该比我们更特殊，为什么他们没有象我们这样做？那时可以采用比较正规的办法，而我们太强调条件不足了，华东一开始就齐头并进，那时我们只讲一般的政策，如经济建设课中讲“四面八方、城乡交流”等，而总路线一出来提出对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改造、我们讲的又不能适应实际需要了。假如另换一种办法我们可以取得更多成绩。因此我认为五二——五四年主要教学环节上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五三年冬、五四年初开始转变)当然这些问题不能要学校领导上包下来，因为我们不知道上级的指示是否明确。
五二年到现在可以说成绩是主要的，因为回过头来看可以吸取教训。整个来说我们已经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补充一点：“成绩是主要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应该以社会主义大学的平均水平来比，不是和旧大学来比。那时在教学环节上成绩不能说是主要的，因为肯定的那三个前提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说当时教学内容和方法是对的话，那么五四年有了根本转变就无法解释。从同学要求上看，一毕业就感到空，如果我们认为教学内容方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别人看我们的同学不行，不让作司法工作。
不能说当时对现在也对。
我原来提出开这个会没有很好考虑，没想到真的开了。我现在建议领导上考虑这个会是否值得开，看样子有兴趣的人不多。
一点声明：关于刘昂同志叫我给工农同学加分的事，听说有同学反对，我声明这是事实，我没有造谣。
我认为应该在讨论以后再做，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政法学院几年来有很大进步和成绩，应该肯定，院系调整时不如现在好，如马列主义思想领导没有现在强，现在在这点上改了样，这是革命的转变。在院系调整前我曾一再地提意见，认为不改不行，因此我拥护改为新型的大学。从不正规的大学改为正规的政法学院，这也是进步，应予肯定。
我不能说没有缺点，有些缺点是很严重的。
院系调整总的我拥护，但是把政治系取消是不妥的，原政治系的课有的安在政法学院中，有的已取消了。如政治系的四门重点课是政治学说史、国际公法(和私法)，政治制度、外交。其中除外交还有专门研究的地方外，其余几门科学发展上很困难。我过去搞政治学说史，现在这门是冷门，不吃香，也没办法搞了。费孝通教授建议恢复政治系，我很同意。
对老教师的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后老教师是否能马上开课？可能有些问题，这点我保留。但是应该关门改造思想呢还是在工作中改造呢？我认为后者较好。
在教学方面，树立了党的领导，这是对的。但方式方法是错的。那时作大报告、互助组讨论思想批判，这方法是教条主义，因为它只凭大课中很简单的理论来套个人思想，实际结果也不太好，在调干班学矛盾论时用过典型案例批判，这作法非常教条主义，对毛主席矛盾论理论没有钻研并且也反对钻研，效果不大。那时对互助组还有一种理论，陆昆曾说过：“个人念书是小生产者的方法，互助组是机器生产方法，比小生产先进一步，这种说法我看不对。同学每段进行思想批判这种思想改造的方法也是不恰当的。思想改造应由自己改造，不应强迫改造，应该是教员给他马列主义武器，别人帮助，但是教员只给一些条条，没有说服力，提倡少而精，结果成了条条。对同学想多看一些书也批评，如“共产党宣言”就不让列为参考书。据我在清华的了解，高教部曾下命令不许学完一段进行思想批判。我给领导提意见也没解决。在第一年高教部对我们领导是很松的，一年多后才派人来了解这个情况。
原因：领导同志是革大来的，他们沾沾自喜于过去的经验，犯这种错误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原谅可以理解的。有些地方是不可原谅的，当时有些教授、教员、学生提意见，但是不改，这是不对的。认为提意见的学生是调皮捣蛋，对老教师扣帽子，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提意见后说我与芮沐、钱端升意见相同，是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将意见看成是思想上有问题。
到53年高教部发现问题，逐渐改变了训练班作法，54年初政法教育会议上才根本改变了这一情况。我院领导同志对上级命令是服从的，也贯彻了，但思想上没跟上去。另外专家来了对我们走向正规化帮助很大。
从政法学院发展上看，逐步走上正规化是归功于高教部、政法教育会议和专家的帮助。
在一年以前，绝大多数人认为当时是对的，这是否把辩证法变为变戏法，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可讨论。
补充：当时要求成立好多教研室也无此条件，但是上大课、小组讨论、思想批判的方法是不妥当的。
我建议这个会和整风运动结合起来，总结过去检查现在还有那些问题遗留未得到解决的。
高等学校的成绩如何主要看学生学的如何和教员培养的如何。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过去我衷心拥护那样的作法，并且全心全意地那样做，但是这一年多以来，我的看法变了。
那时同学多看书是不合法的，对理论问题有不同看法也是不合法的，同时必然联系到阶级出身，甚至说为反动思想。学几个条条就去整思想是与革大政治研究院对旧党政军领导人的作法没有两样的，无论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都不合适。按王主任的说法是“让他们思想提高提高”。而武院长却不搞教学，用主要精力去整民主人士(他对王革谈的)。那时对思想改造采取压服手段我那时常下小组，宿舍里贴了大红标语，空气使人很不舒服，後来才逐渐习惯了。但现在回想起来却令人毛发悚然。在五班有的同学思想不通，别人就说：“思想不通保不住团籍，”(党进福说的)。因此我认为思想改造也是失败的。我不同意基本上成功的结论。
从教员方面看：第一年不知叫我们干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下班收集问题，上来整理意见论点，那时程筱鹤给同学讲“学习的目的、要求”，我想在三五年内达到程筱鹤水平就不错了，根本不敢想讲课。在一年多时间里我搞哲学、司法业务、民主建政、经济建设几个组。那时主要工作就是剪有关的报纸杂志，那一年是浪费了我们的青春。那时我们学什么？学的是经济建设初级版。这是武副院长亲自指示我们说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着搞的，应该学。因此我认为是失败的，不是成功的。与我同一时期的同学在别的学校的，当时没有一个象我这样的。
从同学质量来看，如果说我们的同学糟糕的话，那么财经学院比我们还要糟糕，而财经学院教员并不多，但办的不错。我们为什么当时没有教员？是因为我们错误地执行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如当时我们有一批青年教师、助教没有放手让他们开课，而北大等校象这样的或甚至比他们低的都开了课。有些教授可以讲课，如芮沐、严景耀、楼邦彦、雷洁琼等，可以树立一个专修科的规模。所以根本问题在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根本原因是搬用革大的一套，第一年内领导没很好了解知识分子，这样要办大学是滑天下之大稽的。
当然学校这些问题与中央不明确有关系。
应该吸取的教训：
一、当时革大的一套现在还相当存在，总以为那时一套在办大学上还合适，没看到知识分子的变化。只有从思想上有了认识以后才可能有彻底的根本的转变。
二、满足于过去的经验，没有重视办新型大学的规律，以为过去搞过大工作，现在不在乎。这样的思想是很危险的。这样不懂装懂，满足不了教员和学生的要求。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3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