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航同志说您说目前不准下去，我现在在家里，等于坐牢，谁和我说一句话就有挨斗的危险，我怎样过下去呢？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组织上如果要采取什么措施，就请快一点；如果认为下去不得，就请正式停止我的工作，让我滚蛋，给我自由！
天哲即日
前几天，我看了学习译丛上的几篇文章，当晚即信笔写了点个人感触，供您参考。后来，因心情很矛盾，觉得写了这些话也没有什么意义，起不了什么作用，因而便搁置下来了。
今天，听了毛主席报告①的传达，心里十分激动，这证明事实确是如我所说的：“党中央的方针，被中下层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阻碍着，贯彻不下来。”这一回，《星星》诗刊所受的打击，显然是由于教条主义惊慌失措“草木皆兵”的结果；而我个人所受的迫害，则是宗派主义分子李累及其亲信，趁火打劫进行陷害的结果。党中央的方针，又一次地救了我的性命，粉碎了李累及其爪牙的陷害阴谋。
但是，现在，我仍然在“停职”中，乱给我加上的“反党”的大帽子，还没有给我取消，这是不合理的。现在，是必须追究造成各种迫害的原因和责任的时候了，是必须辨别是非黑白的时候了。我希望您重新研究那些指我为“反党”的罪名的根据，研究各种制造“反党”罪名的方式和方法，研究李累、傅仇、席向、杨树青等人的罪恶目的，并调查他们在文联内外所进行的活动的宗派主义性质。我希望您公正地重新处理这件事情。
我这样说，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要出一口气，实在是从上月那样的制造内部斗争以来，把文联弄得空气十分紧张，很多人都违背自己良心说话，宗派主义气焰嚣张已极。这样下去。如果长久不改变，毫无民主空气，势必助长官僚主义的发展。表面平安无事，而实际上祸胎暗结，只有利于李累这样的宗派主义野心家，遂行专制，而不利于党的文学艺术事业。
这一次事件，对我也确实是一个教训，处理《草木篇》的当时，我只从它是对官僚主义的反抗情绪这一方面着眼，没有从多方面、特别是从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方面来作深刻的考虑，这是在鉴别的时候，失去马克思主义的敏锐的地方。这一点，我当在以后永远记住。至于《吻》，实在并不是什么“色情”的东西，报刊上的批评文章，显然是硬套的。我平日所说的“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沙文主义”等等，实在都是对的。而且，我说的时候，还事先申明“苏联的马列主义经验我们要学”，“但教条主义沙文主义则要反对”，这些话，只有不学无术如杨树青之流，才会害怕。（也是因为他站在教条主义立场上，才会害怕。）另外，我自己性格上的一些缺点，的确常常给李累等人造成陷害我的机会，并且，有时候，仿佛是由于我的缺点，而使得他们的阴谋被掩蔽了。我最近抽空读了《宋史》上的《秦桧传》，秦桧那样坏的人，居然稳稳的作了十九年宰相，他的确很利害，在皇帝面前和别的正直的人辩论的时候，别人因为义愤填膺，大声抗论，甚至语言上对皇帝也不太恭敬，这时，他照例是不作答辩的，静静的等别人说完话，然后他才向皇帝说：“某某无人臣之礼”。只一句话，便把对方的性命弄掉了。《宋史》上说，这是他一贯的办法。这对我确实是有很大教育意义的，我今后，当时刻地提防着，不再吃秦桧的亏。
关于我个人的出路问题，这是一件小事，我个人倒任何一种楣，都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组织上如果认为我这个人已经没法处了，那么，让我离职去另找工作，我是愿意的。组织也用不着过分耽心，我三十几年来的生活，虽然有过不少错误，但我始终还总是一个有血性、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民的儿子。我虽然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当我认识了真理以后，我比那些说漂亮话的地主少爷、官家小姐，要能够坚持真理得多。特务的恐怖没有镇慑住我，蒋介石的屠刀没有吓怕我，我凭着这几根硬骨头，哪怕天涯海角，我总还是会尽我的力，作些于人民于革命有益的事。虽然我的党籍被不明不白地摘去了，但这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良心，是别人拿不去的，“开除”不了的。组织上让我离职，尽可不必耽心别的，我绝不会去干什么反党、反革命的事。
我想离开这里，主要是这样的生活，实在太痛苦，不准我说话，不准我有朋友，不让我好好工作，不发表我的作品，时刻都遭受着诽谤打击，不但非对待革命同志的态度，而且是以非人的虐待来对待我。离开党的这四年多，我已经被折磨得不像一个人了，长久下去，我一定会抑郁地死在这里，毫无价值。最近这一次斗争，使我的心绞痛病又发了，虽然没有把我逼死，至少缩短了我几年寿命。我为什么要这样地生活呢？我有什么罪过呢？为什么人们不能容许一个正直的人活在世界上呢？
上次您说的调别处工作，我也不愿去。总之一句话是，我不作“干部”了，无论是文艺干部或别的干部。
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我随便做什么都能生活，我的手捏过铁锤、锉刀，我爬过电线杆，我并不希望过养尊处优的生活，我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会比和这一堆老爷、少爷小姐处得好。
目前，我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您作为一个老革命，一个正直的布尔塞维克，迅速恢复我的名誉，取掉“反党”的帽子，然后给我离职证件。（如果可能的话，或可以借的话，就给我到南京去的路费。）其余的，组织上可以不管。我跟着党到西南来，没有做好工作，我不会埋怨党。这一次的事件就作为我在四川的最后一齣压轴戏，只要您恢复了我的名誉，别的问题，党自己去考虑，我不再过问。
石天河二月十二日
①这次传达的报告，时间是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之前，但内容也涉及“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它和后来修改后公布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文本，内容有很多差异之处。现在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那次讲话是二月二十七日。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正式定稿的文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则是六月十九日。日期均在我写这封信之后。故四川文联这次传达的报告，是否上级党委把那讲话内容，先在党内传达，我当时没有弄清楚，现在更记不清楚了。
学习译丛上有三篇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文章，我希望您能够抽空看一看。
西蒙诺夫的理论文章，过去我一直是不感兴趣的，因为他常常是粗暴的、武断的、逻辑上不周密的。这回的这篇文章《谈谈文学》，依我看来，是他第一次头脑比较清醒的文章，虽然说话的口气仍旧是比较粗率的，责备自己的地方很少，但其中说出的很多事实，看来都是真实的。从他的文章里面，可以看出教条主义在战后的这些年中，曾经给苏联文学多么重大的损害。有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引为车鉴的。如：
1．由于反现实主义的要求，使得法捷耶夫那样的大作家，都不得不怀着痛苦的心情去修改原是描写得很真实的作品。
2．不公正的批评，粉饰太平的要求，怎样地使得有些作家不去描写现代生活，而转向于远古的历史题材。（这在我国目前也已有了相类似的情况：人们热中于神话等。）
4．随着教条主义的盛行而产生两种畸形的现象：a.随波逐流，连作家协会的负责人都不例外。B.从事创作的作家，并不相信批评家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这正是我国目前的现象。）
除以上这些外，西蒙诺夫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在苏联，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弄清“革命浪漫主义”的特征，及其与现实主义相对的独立地位。（这是我的看法。）但他有一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下的定义，是下得很好的：“照我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为艺术家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以及发展中的现实实践所丰富了的现实主义。”（这个定义虽不很完美，且欠缺具体论述，但比我国现在的几派意见，都清晰得多。）（近乎正确！）
另外的两篇文章，是持相反见解的。《还是第二种版本好些》，依我看来，是一种片面的意见，有不少地方是理论上站不住脚的，说到道理说不通的地方，便引证两句高尔基、杜布洛留波夫，结果还是只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论党性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完全是一篇空洞无内容的文章，我猜是“奉命声明”式的文章，既没有讲出什么道理，又不联系一点实际（连边都不沾）。
拿这几篇文章对比地看，是可以发人深省的。而且，可以相信：只要从事实出发，说真心话，文艺上的问题，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必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假若死啃教条，结果，就只好写些不着边际的文章，空谈玄理，于事情毫无益处。
西蒙诺夫是长期担任过苏联作家协会书记的，过去骂这个骂那个，骂过许多人，有一回甚至骂出什么“厚颜无耻”之类的粗话（在作家会议上）来，现在，对自己过去的一套也不相信了。西蒙诺夫是完全没有受过西欧影响的作家，他的经历是工人——战士——作家，和爱伦堡、斐定等的道路都不同，这些年来，差不多提起苏联文学，都要提到他，没有谁怀疑他是苏联文学界的反对派。所以，特别是从他现在说的这些话，可以看出，教条主义终归是会被拆穿的。即使一个人长期地辛辛苦苦去执行过、推行过某种当时他认为是神圣的东西，但如果那个东西本身是虚伪的，到后来，终于还是要弄得连执行、推行的人也怀疑起来，（这中间就隐隐地蕴藏着一种危机，即是“无信仰”的危机。试想：苏联原就有许多作家并不接受批评家所说的某种理论，一旦理论家自己也拆穿西洋镜，结果是不是会弄得一片混乱呢？）所以，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建设工作，才能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打下巩固的基础。用行政命令、组织手段、甚至更厉害的方法，都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而要进行理论建设，就必须要有一个讨论研究的过程，怕讨论（怕引起思想混乱）是不行的。换句话说，怕混乱而想遮盖、掩饰，就必然导致更大的混乱。
现在，有一些天真的乐观者，总以为我国文艺上的情形比苏联好，没有出什么大乱子，可以平平安安过小日子。殊不知我国现在虽然没有产生“斯大林崇拜”那样的错误，但风气实在是很闭塞的。依我看来，所谓“歪风”、“邪气”，倒并不存在于个别喜欢提出问题、喜欢发表意见的人方面，“邪气”、“歪风”是存在于“暴君式的压制”、“奴隶式的顺从”方面。在苏联，西蒙诺夫是党的中央委员，他现在写文章，别人可以批评他，也可以从各个方面来商讨，这情形显然已经比过去好多了。而在我国，目前哪一个首长作了报告或写了文章，你要不同意或反驳，便马上扣你一顶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轻则开个斗争会，重则丧命。谁愿意以一言而贾杀身之祸呢？这结果，只有使天下有识之士，都学金人的三缄其口。而一些不学无术，逢迎献媚者流，倒乐得趁此机会，高谈阔论，名利兼收。这些人，一般地既不作理论研究，也不想写出什么作品，只是看风使舵，唯唯否否，混几个稿费而已。这些人，既浑身没有一根硬骨头，也就毫无战斗力，提不出一点对文学的见解，更何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可是，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一批人很走运，到处吃得开。（因为他胸中本无主见，任何人都可以做他的主子。）而对文学比较认真，把文学看成毕生事业、并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为革命效力的途径的人，则很容易遭受打击，甚至接二连三的残酷无情的打击、极其意外的完全无理的打击。这样的打击，时常是采取把人逼上绝路、不留任何余地的最无人道的、把人不当人的方式，损害人的作人的基本尊严，这是令天下寒心的。
1．刊物都在按月出版，谁也不敢提一点文学上的主张。文学，在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大前提下，是可以而且应该各有主张的，不然，还谈什么特色，谈什么百花齐放呢？《星星》上我刚提了一下“七弦交响”，一阵乱棒，打得现在连编后记都不敢写了，变成了闷头办刊物。按照“打手”们的要求，一切都要照抄人民文学的论调，连稿约也不许新鲜一些，然则又何需出这样多刊物呢？地方的党委思想领导方面，应该要有这个气魄，即：支持一个刊物的特殊风格，让它成长，不要专门眼望北京，一切都朝北京看齐。而且，不要看见有点风吹草动的批评，便马上吓得面如土色，哪怕真有了缺点，改缺点也不要连特色一起改掉。
2．文学批评往往像风向仪。忽然一阵风来，把某一类作品捧上天，忽然又一阵风，又把那同一篇作品按入地，而且，往往又是同一个人在作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这是淆乱是非、丧失威信的。评价作品，应该要有个客观的标准。如果是要打击某一个人的话，也就从别的方面去搞好了；要整他思想的话，就索性去开思想斗争会好了；不要在作品上乱来。因为，作品是摆在群众眼前的，乱来只有造成思想混乱。去年搞《新儿女英雄传》，已经可以作为教训了。
3．神经过敏的思想领导。这是最坏事的。神经过敏，不是弄得“草木皆兵”，就要弄成“花子拾金”。文学作品，经常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神经过敏的人在任何作品里都可以舍本逐末地找出很多问题来。例如，有人因为“百花齐放”而欢欣鼓舞地高呼“啊！春天来了！”这本来是一种拥护党的方针的表示，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然而，神经过敏的一听：“不对！春天来了？难道过去是冬天吗？”于是认为反动。又例如，有人说“现在好了，大家都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大胆地放了。”神经过敏的人一听，“什么？难道过去都是教条主义束缚了吗？”这样的神经过敏的人，假若他自己不成为疯子，就会变成极残虐的迫害者。
4．文艺工作中的党员，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巩固党的威信，却是借着党的招牌来巩固自己的威信。这也是很坏事的。解放战争中打仗，党员是身先士卒，以生命去保证党的威信的。白区工作中，地下党员不能暴露身份，是以自己的正直的人格、高明的见解去感召群众，领导群众的。这种优良传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今天，往往简单化了，变成“我是党员，党派我来领导你”，而自己却丝毫不肯努力，使自己的文学活动去巩固党的威信，只是借党给予的地位，便于发表点不三不四的作品，把自己捧上去，甚至借此作威作福。尤其是对党的整个文艺方针路线的贯彻，漠不关心。看文件说话，凭数字作报告，这实在危险得很！
天哲五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