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肯定有三个主义，通过这次整风能否整好我看不可能，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国家的政法部门和高教部有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如果上边不严格去掉这些毛病，我校孤立的除“三害”是很困难的，例如政法部门使用知识分子方面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更受歧视，积极性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地方的政法部门较负责的非党同志很少。党员总是少数的，工作作好应该依靠大家，政法部门有什么道理把门关得那么紧呢，部队中和外交部门中还有较负责的非党人士，难道政法部门一定要这样紧。我校五四年毕业生去天津的几乎全没搞政法，五五年毕业的稍好，但也有问题。因此希望我校整好必须把上边整好。
我校五年来工作有不少改进，但还不够，还有很多不正常现象，我今天着重谈谈宗派主义与和此不可分的工作上的若干重大缺点。
从工作的改进和党群关系，宗派主义的轻重把建校以来分为四个阶段：
五二年八月二十日左右开始筹备，那时我曾多方奔走三个上司处(中央政委，华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但问题解决很慢。同时在配备幹部时过分地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有四个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来了我院。
当时和教师和学生都不是为了干训，那末在配备新的领导幹部时必须能照顾到合作的可能性，不然就等于大体上否定了四大学来的人。对这点，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就是当时看到了合作上的问题，而没有能提出或提出而坚持意见。九月中，戴铮、刘昂等三位同志来校，我有两个星期全力搞筹备，但因参加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不得不放手了，同时也产生了党对我职权尊重不够的情况，这里可以检查一下，此时训练班的型已定下来了，作风以革大的为主。
戴铮同志走和武振声同志来，到五四年初训练班的型更加深刻化，更加巩固，在我是最苦闷的时期与党的负责同志关系不好，曾想法改进而没能作到。在这个时期内我同武振声吵了好多次架，相互扣帽子，不谅解。
主要原因是五四年决定由干训班改为四年制。其次是刘镜西同志来了，作风较好，同时专家来了对我们帮助很大。
去年党委会曾作过检查，但我看只能说是初步的检查。
1、党内宗派主义太多。有三方面来的党员(北大等校、革大和华北各地调来的)。在三批党员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革大来的，我那时有些敏感，嗅到一些问题，我曾给刘昂、武振声和刘镜西三同志都谈过，党内应该团结。这个问题可以检查。
2、轻视民主党派、敬而远之，对民主党派虽没说不合法但发挥作用很不够，而且武振声同志还给民主党派浇过水，王润同志也没给民主党派以重视和帮助，有的同志(如张文林)并说入了民主党派会影响入党，刘昂同志也曾经露过这种口气。
3、对工会不重视相当突出，此风至今仍未改进。
4、党的汇报制度和如何对待汇报问题：汇报制度必须要，但听汇报必须选择，过去听党员和积极分子汇报好象无边无际，如武振声同志常从高连贵处听汇报，我认为很不好，这是对我是否信任的问题，从司机处片面地了解我的情况必然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个办法很不高明，容易惹事生非。
5、对老教授的宗派主义：老教授中除了几个担任行政工作以外，成立了研究组。五二年夏社会上搞了司法改革运动，我院成立后，上级也有意要我们搞司法改革，但後来一再反复，费青同志曾建议我们自己搞，但领导不同意，直到全国普选时才正式作罢。在研究组不让老教师搞专业课而叫他们搞“杂业”，这一思想武振声同志较严重，刘昂同志也如此，如张锡彤教授到要离开我校前刘昂同志还要他搞编译组。後来逐渐让他们搞法权史、国家法等，但核心课如民、刑法，民、刑诉还不放手，不但对老教授而且对其他人如杜汝楫、罗典荣、余叔通也是情愿放在政治课而不放在四大专业课。五六年夏有较大的好转，这时才充许他自己选择专业。
到现在是否完全解决问题呢？严景耀同志出国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回来作了报告，报告后党内立即汇报，并且党委发现这一情况也没有按知识分子政策去纠正，这也是宗派主义的遗风。此时此地而对严景耀同志报告有些反映，是很不正常的，今后应避免不应有的类似的反映，否则教授和我是不愉快的。
6、照顾问题：评工资时按类排队，也很细心，对靠近我们的人照顾的比较周到，对不那么靠拢的照顾的就差些。对照顾爱人问题，徐敦璋教授的爱人要出来工作，我和王润同志谈过，考虑把她放在图书馆，但无下文。
人事处的工作整个都带有神秘性，这不对。开始时张苏同志曾对我说，要搞好工作必须抓人事工作。但我抓很困难，武振声、王润同志并未体会张苏同志指示的精神。我对人事处谈的事往往无下文，对我职权不尊重，这可能与王润同志的宗派情绪分不开。有人给我来信说，武振声、刘昂照顾革大的人多而你为什么不照顾四个大学的人？我把这信给武振声同志，武说他接到一封信，意思正相反，但却不把信给我看，我对他推心直腹，而他却不以平等待我，又如林国才的工资问题不合理，他五一年毕业时，在五六年大调整以前有两次调整，不但没提级反而把行政21级转为教学22级，工资也减了，我提出意见，但置之不理，去年大调整后比外边可能仍低一点。我认为林国才工作不错，也安心，我虽提意见，但因是我学生而未坚持。又如刘芝莲在大调整前我两次提出提级而王润、武振声等不同意，刘芝莲46年大学毕业，四八年到北大，是图书馆领导的得力助手，去年提级我提出加两级以补以前的不足，刘院长同意而党员不同意，意见是说他自高自大，脱离群从，我认为这是乱扣帽子，今天请党检查她有那些自高自大？这是某些同志严重的宗派主义。(钱端升同志说到这里，于振鹏同志插了几句。他说，在工资方案公布之前王继暹即已知道刘芝莲提两级，他曾对史洪生布置要在会上反对潘怀工资低，反对刘芝莲工资高。我认为刘芝莲工资如果不合适，王润同志可以和钱院长谈，如果同意就应在群众中解释，不应该用群众打击钱院长)
我认为正规化太慢，我们每人都应该认识原来所定的型是不对头的。革大在解放初那样做是对的，但现在应该整革大遗风。五三年初刘裕中曾提过有革大的经验主义，当时对他这种说法大加批判，由于认为过去不错，因而就可以不学，不懂装懂，保留了拖拖拉拉的游击作风。
1、对武振声同志：
他能干，但主观，狭窄，对旧知识分子新区不够。如：
(1)他来校后，我立即对他介绍了学校情况，但他两周不露面，也没找费青和雷洁琼付教务长谈谈，估计他是去了解情况，我很不高兴，我一开始即不见外，而他却见外，不愿非党负责人威信高。
(2)科学院×××的房子问题：当时×××住我院的房子，我们去丈量，×××生气，以后我想用软的办法而武却写公函去高教部，我叫周仁追回，武大为生气，我去他室内道歉两次，他不表歉意，有去无来，这以后我也就采取了少责备自己的态度，免得有人乱说我错误。
(3)有一次我们党内外负责人讨论学制问题，集体意见是三年，但司法会议订为二年，武振声同志就以我思想不通为名数次整我，五四年政法教育会议提出四年，武却很快地接受了。
(4)还有一次我讲“党内党外同志应该互相学习”，事先征求武意见，他不表示态度，讲了以后党员面色都不好看。
(5)那时外边也知道我院党内外关系搞的不好，民盟市委负责人吴晗同志曾质问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要我向党反映，我说我愿意在院内共同搞好团结。那年夏天党内检查统战政策上未搞好，我从北戴河回来，武即数次对我说，是我先反映了问题，弄得大家十分紧张。我要他向李乐光同志去问清情况，我并说，即使反映，有何不对？
此后他对我客气多了，最后半年关系较好。
这些情况可以反映给他检查检查。
2、对刘昂同志：
刘昂同志喜欢搭大架子，好大喜功，常谈革大如何如何，摊子太多他也有关系。
我从北戴河回来后，为了苏联子弟学校迁到我院的问题，刘昂曾对我吵过一次，大发脾气，并且扯到说：“我们对你用汽车很有意见”，过去为了用汽车我还常常后退，怕把关系搞坏，他这么说我很不愉快。
去年招生问题上没有接受的意见，还有几次对我吵过，我认为虚心冷静事情才好办。
3、对王润同志：
(1)戴铮同志走时对我介绍，王润是农民出身，有些拘谨，怕与我们接近。我接受劝告，常主动去找他，而他却怕见我们，对我们认识上还有问题。
(2)斯大林同志逝世后，大家都很悲痛，去吊丧前我问研究组有无人去，武、王都不同意他们去(最后去了一个代表)，这事给我印象很深。
(3)我校肃反不主动告诉我学校里主要情况，我问时谈的也很少，也不虚心，如果接受意见可能要好一些。
4、对刘镜西同志：
我们相处比较愉快。
对我们高级组学习不抓我很有意见。
在肃反问题上没有主动向我讲也有责任。
搞了一段工作后要特别警惕可能产生的不虚心肯定成绩较多等毛病。我们现在离开正规化还差的远，少讲成就可以更加鞭策我们。
对高等教育的特点应该有深刻的认识，这样工作才可以做好。发挥教授的作用，变离心为向心力。各部门要安定下来，幹部在院内的工作岗位也不要时时调动。
对等级森严这一问题应该注意，可能党内对级别更起劲，要侭快的取消等级，行政上减少一些层次更好。
改进领导应该接近下层，接近同学，现在这方面问题严重，下去也不要形式主义的去。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3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