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继扬：作家，河南《奔流》杂志编辑部副主任，作者署名“罗夷”)
近些时来，文学创作的题材是比过去广泛了。这本是好事情，是实行“百花齐放”的初步成就，是为人民所欢迎的。但是，也常听到这样的议论：题材广泛嘛，其实是写知识分子、写爱情、批评生活中的缺点的作品多起来了，而写工农兵、写生产与革命斗争、写正面人物的作品却少起来了。似乎这已成为“百花齐放”后的一种偏向，必须加以纠正了。
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我没有统计，也很难统计。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必须统计一下，看看这个多了几篇或那个少了几篇；问题是在于这种论调代表着一种看法——不赞成题材广泛。
我们有些同志，看来是忠心耿耿地在保卫着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在题材问题上，他们认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就要写工农兵，写生产与革命斗争，写正面人物，等等。而现在题材广泛了，写其它题材的作品多起来了，在他们看来，这将动摇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自然是非同小可了。当然，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是肯定了的；而反映什么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关系的。这里，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反映当代重大的问题，塑造值得人们学习的正面形象，应该是文学创作所努力的一个主要方面，需要提倡和鼓励。但是提倡和鼓励这方面的题材，决不意味着作品的题材不应广泛。工农兵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他们固然需要正面表现工农兵的作品，也需要反映一切阶级、一切人的作品，只要作者的立场观点是正确的，无论描写什么题材的作品，都会对工农兵有益处，从认识上和美学上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就是描写工农兵，取材也应力求广泛，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要打破固定的格式。事实早已证明，过去的许多千篇一律的作品，倒是写了工农兵的，却没有受到多大的欢迎。所以，题材广泛和工农兵方向并不矛盾，倒是相辅相成的；而把题材广泛和工农兵方向对立起来，认为题材广泛会动摇工农兵方向，则是对工农兵方向的片面的简单化的理解，会给文学事业带来损害。
有些同志议论题材问题时，特别责备写知识分子、写爱情以及批评生活中的缺点的作品多起来了，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人民的主体，而且写知识分子往往透露小资产阶级情调；爱情不是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写爱情往往不能反映时代气息；生活中的缺点是次要的，而且写生活中的缺点往往有害于巩固我们的新社会，等等。诚然，知识分子人数较少，爱情不是生活的主要内容，生活中的缺点是次要的，但从人民对于题材广泛的要求来看，这都是可以写也应该写的，至于写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在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中，并不缺乏真实地描写了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变化及其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的作品；在写爱情的作品中，也不缺乏格调很高，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的作品；而在批评生活中的缺点的作品中，更不缺乏深刻地揭露了生活中的阴暗面，鼓舞人们斗争前进的作品。决不能因为曾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作品而否定这种题材；有问题的是作者而不是题材。离开艺术表现而单纯从题材上来评价作品，这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却说明自己有偏见！
大概正是由于这种偏见吧，有人就希望规定作品的题材比例。例如一个刊物应发表多少表现工农兵的作品，多少写生产与革命斗争的作品，多少写正面人物的作品，这些又需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等等。且不论是否应该如此，即就是否办得到来说，也成问题。作家之创作作品，总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他最熟悉最激动的东西，由于作家生活经历的不同，所写的题材也不同，再加上其它复杂的因素，刊物要保证题材比例就很难。固然可以引导作家努力写工农兵、写重大的问题、写正面人物，但这只能是引导，而不能命令。行政命令的方式将扼杀作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结果是产生不受人欢迎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因此，规定题材比例的说法，除了表明对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不理解，也表明对作家劳动的特点不理解，是既不应该也办不通的。
有人说，大家都在写爱情了，还不赶快纠偏！现在写爱情的人可能较多。某文学刊物的一位编辑对我说，来稿中几乎半数是写爱情的，质量一般甚低，但即使有较好的，刊物岂能都予发表？当然，刊物不应该全发表某一种题材的作品，但是如有质量高的，那末连续发表一些，也无不可。问题是涉及到写爱情，就使得那位编辑考虑再三了。至于来稿中半数是写爱情的，这说明两方面的问题：好的一面是打破了题材上的清规戒律；不好的一画是有不少作者由于过去写稿赶惯了浪头，现在以为写爱情“走运”，又在大赶其浪头了。不过，赶了一阵就会不赶的，他们会知难而退的，编辑同志尽可根据质量标准处理，倒也不必为此惊慌失措。
实行“百花齐放”，在文学创作上正是要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发挥各个作家的不同的特长，创作出为人民所需要的多种多样的优秀的作品。现在刚有一些成就，但是就在这时候，我们的那些好心的同志却责怪这个多起来了，那个少起来了。假如一定要说什么多啊少啊的，那末请允许我回答：我们的题材多种多样的作品多起来了，这太好了；我们的质量高的作品还太少，需要我们努力争取！
（《奔流》195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