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梁友松说过党员的唯唯诺诺这个问题，认为现在一些入党的人都是些只听话，只服从，不动脑筋的人，而支部也欢迎这样的人，结果造成人的性格都向唯唯诺诺的方向发展。”（摘自吴中检查）
吴中造谣说：“毛主席提出鸣放方针，刘少奇不同意，解放军中高级将领亦反对，结果解放军不少将领集合在北京，以刘少奇为首反对。”“不久前刘少奇、周恩来先后到了上海，刘不赞成鸣放，周则赞成大鸣大放，结果二人各布置一套。”（见校刊122期第三版）
“批评的方面态度无论如何强硬、蛮横，也堵不住人家的嘴，因为批评的矛头是指向共产党，指向政府的。换句话说，它的背后没有政权，没有法律，没有国家机器等作为后盾。它所有的只有道理和真理。但反批评方面，有一系列的政权机构为它撑腰，具体些说，反批评所维护的对象是有枪杆子捏在手里的。你虽然保证决不拿这些武器来压人，但进行批评的人总不会忘记你手中有这些武器。……现在这么一来（按：指开展反批评，反右派），都觉得还是免开尊口为妙，言路就此阻塞。”
“原来说是要大开言路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忽然来这么一手，出现了这种新情况，不由人不联想到‘叶公好龙’这个故事。（见校刊114期第二版）
“章伯钧提了个‘政治设计院’，马上轰的一声，群起而反攻之，说他不要党的领导。究竟‘政治设计院’是什么东西，谁也不耐烦等章伯钧亲自来说。就自己替他下注解。结果今天章伯钧的检讨出来了，勉勉强强检讨一通；自然，他也不打算自己来说‘政治设计院’了。我请问，这是一种什么气氛？话没有说明白，先得做检讨？明辨是非，可能吗？
“储巡平说‘党天下’是‘事无巨细，全是安个党员头儿’，报上就骂开了，将这句话与‘蒋家天下陈家党’相提并论。其实如果胸无成见，平心静气的话，怎么会扯到这上面去？储安平的意见不是反映了不少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实况吗？更可笑的，储安平说十二个副总理都是党员，就有人问‘是不是你相当总理’，‘是不是想推荐什么人’，这叫什么逻辑？一个广东人希望食堂里有广东厨师，以为这样才能满足他的口味。现在不来研究他这个要求是否合理，却指着他问：‘你是否想来作厨师？’‘是否要介绍某人来？’有这样的道理吗？”（见校刊114期第二版）
和梁俊青（吴的朋友）思想共鸣，说：“反批评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都弄光了，不想讲话了。苟全性命子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摘自吴中检查）
“动员群众在会上斗争重点分子，这是违反宪法的。并且这样做效率也是很低的。如已有充分材料，就应逮捕，也不可斗争。”
“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最有力的办法，是进行周密的侦查，科学地分析各方面遗留下的线索，而不是在群众大会上进行逼供。发动群众应该只是发动他们提供各方面材料线索给公安部门，帮助公安部门进行侦察。”（见校刊114期第二版）
“陈新桂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宗派主义的根源。他的根据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革命初期，它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同时它也有消极的一面。在历史的发展中，这消极方面不断暴露出来，终于成为进一步发展之累。陈新桂以事实说明这消极方面是宗派主义。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没有仔细分析，大家说都急于断言，陈新桂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希望国民党回来。因此是‘反动’、‘反党’、‘右派’等等。”（见校刊114期第二版）
“铁托所说的个人崇拜问题不在个人，而在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这个讲法有道理。例如一长制，某个机构内的首长个人只对上级负责，群众及各委员会（党委、工会等）无权直接干预该首长的行为，这样就容易发生个人专政。又例如保安机关受制于少数人的现象，也助长了个人崇拜。”
接着他又说：“在革命胜利之前，革命领袖的地位是凭他本人的德才来维持的。革命胜利之后，革命领袖成为一国元首，维持他的地位的因素除以前这些外，还有法律。因此如果没有一些制度保证使领袖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就容易发生个人崇拜。”（见校刊121期第三版）
“在这些运动（指土改、思想改造、肃反等）中都发生过开大会斗争的事件，习惯于群众斗争这个形式。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试问一个国家的民众如果已经习惯于斗争别人和被别人斗争，习惯于在群众压力面前放弃自己的见解，习惯于用群众压力来解决问题。这能不说是一种十分痛心的现象吗？我们国家要在十二年内把自己的科学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要求许多敢于排除会议，坚持真理的战士来进行工作。但是一个习惯于大会斗争的民族，能产生这种战士吗？可见，不能再用当众斗争的方法来屈辱这个民族了。”（见校刊114期第二版）
“历次革命运动是‘党利用了群众的盲从性’”。（见校刊122期第三版）
“群众一方面是‘盲从性’，另一方面是‘自觉性’。因为群众还存在着‘盲从性’，因此发动群众斗争是不适合的。”（见校刊121期第二版）
“匈牙利事件发生的那几天里，我对这事很感兴趣，以为这是一椿新鲜的事，不是老一套了。以为马列主义中的许多原则，如：‘在人民内部是民主的，无产阶级的各国是团结一致的’这些原则，都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当铁托把这事件称为革命时，我一点没有反对，中国党和许多国家党的负责人分析这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反革命分子作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也对这个作了详细分析。铁托不肯承认。我心里想：如果不把反革命分子的作用提到首位，刚才所提的那些原则都要动摇。因此只能强调反革命分子的作用。”
“我特别欣赏铁托，因为他常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别树一职。”（摘自吴中的检查）
“我在一友人家里听说：毛主席到苏联去时，斯大林要毛主席出去支援朝鲜（估计侵朝战争即将爆发），毛主席不同意中国单独出兵，斯大林即以扣留相威胁。后来周总理等与毛主席讨论，觉得抗美援朝对中国是有利的，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于是同意出兵，结果果如所料，斯大林十分懊悔。”
“我怀疑贝利亚究竟是不是一个间谍。但是这样给贝利亚一个罪名也是必要的，因为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一切的手段，就现在来看，这样做对党内外都是有好处的。”（见校刊121期第三版）
“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个性解放’时期。现在应当有意识来恢复‘个性解放’”。并极力赞扬资本主义的‘个性解放’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听命于群众，个人利益让位于群众的利益，所有个人的行动让位于群众的行动。 因此，群众斗争就妨碍了‘个性解放’。”（见校刊121期第二版）
“一个人应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必考虑别别人的意见，受别人意见约束，照别人意见行事，是不光采的。”
“同学遵守纪律，我觉得他们甘心作了学校制度的奴隶。”
“我接受了易性的：‘孤立的人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伟大的人从不向自己的社会唱赞美诗’。”（摘自吴中检查）
“（我）对新社会不满，其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新社会不允许我再过那种荒唐生活，而我又不愿自觉的抛弃它们；
一个是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曲曲折折地通过各种说法表现了我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貌。”
“我心目中的个人奋斗：就是当我做什么事而没给社会承认时，应该再接再厉争取做到这一点。”（摘自吴中检查）
来源：同济大学马列主义资料室编印《右派分子言论汇编》第二辑（内部资料不得外传），一九五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