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基层组织涣散、疲塌。是否基层作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有的呢？我是怀疑的。党基层组织严重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把党章给予基层组织的任务全部扼杀了，党的基层组织是完全被教条主义扼杀，已淹淹一息。”
“党对有家庭问题、社会关系问题、历史问题的人加以歧视，教条主义给人们心灵上很大的摧残。”（见校刊112期第一版）
“目前党的组织已给教条主义扼杀，这是由于中央组织路线的错误，养成党员盲目服从上级，都成了木头的脑袋，发展的党员根本就不够资格。”
“目前在中国，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因此党存在的必要性值得研究，如果在一个单位中都是些党团员，那末就无所谓起先进作用，如果在一个单位中都是些党团员，那末就无所谓起先进作用，就没有成立党团组织的必要，并且在目前，党团、群众的水平已差不多，如果不去组织部拿一张名单，根本就不可能分辨出那些是党员、团员或群众。”（见校刊118期第二版）
“党的历史在转变中发现了问题，老一套的工作已应付不了新的局面了，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搞得一团漆黑，矛盾已发展到对立的地步了。现阶段党必须向知识分子学习。”“我把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相提并论，只有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无穷的威力。不应该象过去那样，一味强调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不应过分干涉知识分子的行动，而应该由党和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分别以政治上和业务上去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两党制虽系骗局，但在野党可向在朝党大量提意见。”“我们现在的民主党派不起作用，不敢向党提反面意见，因而有成立青年激进党的要求，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专门提共产党的反面意见。”（摘自汪长风右派集团材料）
“组织一些海外关系个人成分有问题而不能入党的人成立第三党，专挑毛病、缺点与党对立来出现。这样才能刺激事物更快发展，使党更好的‘纠正缺点前进’。这些只是说玩罢了，事实上这些党派不可能组织，不可能允许合法存在的。”（见校刊118期第一版）
“革大来的这批人是最卑鄙、最腐败、腐化堕落、道德败坏、最无能的就是这帮人。”
“请问这帮革大来的72人，从52年来在同济做了多少坏事！革大来的差不多结过二次婚。这种人还有什么良心呢？这帮人光批评人家是资产阶级思想，自己是什么思想呢”？（见校刊112期第一版）
“组织上说信任我，但是又不吸收我入党，这明明是骗我，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我是坚决要求入党的，正因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笼罩着党，我就更坚决要入党，和这些东西进行斗争。”“真正有党性的党员该从教条主义束缚下背叛出来，应该起义。”
“现在党的错误很严重，很多党员根本就应该清除的，我坚决要求入党就是为了要改变这样的党，把这些人清除出去，要搞垮同济这样的党。”（见校刊118期第二版）
“我过去想着无知，踏进了生活。那时，我把什么都看得很简单，我说了不少大话（以前说过的一些为党为社会主义工作的话），现在是该收入起来了，该是做事的时候了。”（见解放日报1957年7月19日）
“在这个历史转变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必须放下已习惯了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学习领导生产斗争的方法。”（摘自汪长风右派集团材料）
整风开始后，他逢人就说：“学校里没有整风的空气，领导上是害怕整风。又说：“我以前只对胡书记比较信任，而现在胡书记的观点也大有问题。”（见校刊118期第一版）
“我们鸣放，不要光提些鸡毛蒜皮，这些意见一提就提得光，我们要对党的根本路线、政策问题提意见，才有意思的。”
大放大鸣开始后，汪说：“党委虽然这样决定，（指大鸣大放）但还是缩手缩脚的，以三大主义来领导反三大主义，很难相信整风会搞好。”（见校刊118期第一版）
“我认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肃反问题现在党委采取个别道歉我是不同意的。”
“当时的方针，大胆怀疑是错误的，它不能把一切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所以肃反是方针政策的错误。因此我建议党委应检查方针上的错误，不单是个别的道德。”（见校刊112期第一版）
“许多党员是不懂得人性的，因为阶级斗争太多了。”（见校刊118期第一版）
“我积极反党的目的，是要打破群众盲目听党的话，使群众从盲目中解放，提高民主气氛，使共产党今后发动群众无力。要改变党扩大阶级斗争的作法，让党知道群众斗争是不科学的，不合适的。要党检查肃反的缺点，达到使党不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再进行阶级斗争。”（摘自汪长风右派集团材料）
他在自传中写道：“这时，我知道在新社会要吃得开，要高人一等，已经不再是单凭技术能行了，必须在政治上也能获得地位。由于这样的动机，使得我从一个一点工作也不搞的人，一变而为迫切要求工作的人。”（解放日报1957年7月19日）
来源：同济大学马列主义资料室编印《右派分子言论汇编》第二辑（内部资料不得外传），一九五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