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应该取消党委制，让贤者办校。学校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不必强求一律。”
“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共产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党团不可占为私有。党外人士就没有一个有才干当副总理的吗？非党人士当部长有几个有职有权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有权吗？茅盾先生有权吗？北大校长马寅初、复旦校长陈望道，他们的图章，大概比他们本人重要得多。
“党的专职干部太多，他们的工作美其名曰‘思想领导’，其实是专门整人和监视人的，党群间的‘墙’，多半是他们砌起来的。群众都怕他们，因为他们操有生杀大权，所以当他们一有吩咐时，群众自然唯唯遵命。人们的印象是：党员不以诚待人，而是以政治手腕来治人，所以都畏而避之。这样就更造成了他们作威作福，命令主义的习气。现在每个机关里几乎有十分之一这样的人，他们业务不懂又不学，凭着一纸‘党证’和‘老子革命十几年’的吓人招牌在拿高薪，亨特权。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人士占绝大多数，他们希望当主人翁，而受不了监视和歧视。”
“长期开放言路，允许人员自己发言，报纸不该清一色，应允许无党派人士办报，党员应退出非党报纸，让他们自己作主，不受约束。学校应该开放‘民主墙’，让大家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校刊应该由教师和同学来办，党委不可横加干涉。”（见校刊130期第四版）
“胡风问题应重新下结论。我认为胡风一些人根本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一次大冤狱。”
“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材料也不足以证明他们就是反革命。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有才干的人。抗战时期他们都是小集团（诗社），他们生活和思想各方面自然有着一定的渊源。解放后，他们不愿被教条主义束缚，看不惯文艺界某几个党员领导的作风，所以有意见，有牢骚，无形中也就更巩固了他们的‘小团体’。难道有意见有牢骚就算反革命吗？胡风的三十万言中，有不少意见是中肯的、独到的，值得采纳，像吕荧那样的人竟敢在作协大会上不顾‘众怒’，慷慨陈词，仗义执言，其精神、其人格是值得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骄傲和学习的。就算他们犯了‘小团体’的罪名，我认为也是党的‘大团体’的宗派主义逼成的。现在把他们关了几年既不公开审讯，又不定罪，这是违法的。党中央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就该勇敢承认错误，不应该硬着头皮错到底。”（见校刊130期第四版）
“现在我们的法治实在太糟了。毛主席、陈毅的话就是圣旨，党组织就是法庭，党员的决定和党员的话就是法律。”
“试问，在运动期间每个机关团体都可把‘有问题的人’，公开禁闭起来，不准和家属亲友见面，一关就是几个月，这是根据那条法律的？更甚者，有时还捆人、打人、任意侮辱人，难道这都是法律允许的吗？”
“党员就是皇上，谁敢去碰，六亿人象女农艺师和王蒙小说中主人公那样理想的人物到底是少数。”（见校刊130期第四版）
“公民有不过问政治的权利和自由，不可强迫人民学习政治。”
“许多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害怕政治，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应该循循善诱，利用社会上各种宣传工具，逐渐地灌输给人民政治常识，若硬要填鸭式的考试、检查、命令，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对政治热情不高的人，只要他们不是反革命，只要他不反对共产主义，在工作中又表现得很好，应该受到尊重。”（见校刊130期第四版）
“近年来实行的选举制度不太民主。甚至连部分党团员也不起劲。圈圈名字，例行公事而已。”（见校刊130期第四版）
来源：同济大学马列主义资料室编印《右派分子言论汇编》第二辑（内部资料不得外传），一九五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