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为什么把我的职衔也写出来。这因为，解放八年来，一个不为党的尊重信任备受践踏蹂躏的人，忽然不幸被派为副教务长，却被某些人看作这个副教务长是向党逢迎来的，并且还说到是由九三学社的向党恭顺来的，这不能不说是天大的冤枉！而这一天大的冤枉主要是党给造成的。为了帮助党整风，所以我向大家说明我这个副教务长产生的真相。
解放初期，我当教育学院的院长(那时有院)，得罪了一些人，因而在“三反”中我是第一个被整的，大会小会检讨了八次，始终未被通过。几年后有一位党员告诉我，当时只知道群众对你有意见，可是不知道是些什么意见，就发动群众起来整你吧。一开始听到群众提的意见很多，但抓不出主要问题，后来整别人时，一对照，问题多半还在别人的身上，对你也就只好与党了事了。我听了这话感到啼笑皆非。“三反”时使我受到很多污蔑，并且发动两个同志哭着控诉我的“罪行”，到“三反”结束时，丁浩川教务长又在会上说这两个人没资格控诉我。我今天并不想翻这个旧案，因为翻起来更痛心。反正我是在“三反”中排队洗澡被烫得皮开肉烂者之一。创伤隐藏在心底，恐怕到死不能磨灭。几年来每逢碰到给我“搓背”的几位青年同志，还是有些毛骨悚然。
先说我在教育学教研室被派当小组长的情况。副组长是黄济同志，他那时还不是党员，却已跋扈得很，一切事先由他决定，然后要我执行，只要我提出异议，他就红着脸争，最后他的结论总是：“算啦，别改动啦，就这样吧！”
后来派我当教研窒副主任，刚上任，正主任王唤勋同志肺病复发，须长期休养，系主任彭飞同志刚到师大来，情况不熟悉，苏联专家开始帮助我们订教研室计划，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而工作繁忙得很。我和秘书田鸿昌同志(党员)急着赶订计划，搞了半截，这位秘书和系的秘书为一小事起了冲突，他在办公楼中大吵大闹，接着罢工三天。这一来，我怕了，借口实习工作繁重好容易才把这个副主任辞掉。
说到实习工作就更惨了。当初丁教务长派我负责领导教育实习，只通知了我一句，并没说要我如何做。第—届实习是波波夫、普式金两位专家亲身带着进行的，我只是跟着当学徒。后来就接着做下去了。第三届派到女附中去的人数多了一些，事后何副校长一再批评搞得很糟。听说他派了几位党团员去视察了一番，搞得很槽是他们的汇报。他们是谁，怎样视察的，我都不知道。何副校长要照东北师大的办法成立实习科，派李光增同志(党员)当科长，从此我名义上是实习委员会的副主任，实际上成了科员，甚至不如科员。李科长是从附中调来的，一月之内给他改换了三次工作，使他大闹情绪，最后又派他当这个科长，他还以为是过渡。并且他没做过行政工作，而又业务水平低，再加上特别固执，开始他什么也不做，后来不论需要写什么，他都说：“你写吧，写了我看看吧”。每次讨论实习计划，最费商量，他，蔡春同志、我三个人，在讨论中，他遇到问题就是“我想不通”、“我不理解”，一直要等待他想通了、点头了，问题才解决。只要他不同意，就不能写上去。所以订一次计划，常需要一个星期以上。一个简单的通知，写不明白，也只好由我动手。派到这一科的一位书记同志，人老实而胡涂，缮写收发不出错的时候很少；并且缓慢误事。因此，连这类的事也常由我包办。而李科长却向何副校长反映，说我事务主义，什么都抓。何副校长于是通过林副教务长向我发出指示，要我只负责实习工作“有关学术”方面的事，并且文字的东西只要能看懂就成，不必苛求。好吧，我就专管“学术方面”的事吧。我放了手，接连两届实习中拖拉现象严重，造成了工作上的损失，引起了各系和各校的批评，就又拉着我。这就是我的 “权”!
前几届实习对中学教师无报酬，我费了好多周折，才得到教育部的同意，照规定明明连前一届的也可补发，而且财务科有钱，可是李科长的思想搞不通，硬要只发本届的。我为这问题，午夜里在北校大门口大跳大闹过一次。(这两年来李科长开展多了。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必须附带说明。)第九届实习，大批学生从新校迁往北校，有的睡在汽车棚里的洋灰地上，连张桌子也没有；有的睡在屋里，几个人共一盏小灯，两张残破的小课桌，根本无法备课。我为这情况又发过一次脾气。
第七届实习完了，把应当在大会上表扬的指导实习有成绩的教师由我开出名单送给林副教务长，他送给何副校长看，何副校长大不满意，严辞质问，为什么其中有民盟盟员、九三社员，而无一个党员？难道党员教师中没一个值得表扬的吗？闹得林副教务长看到我时流了眼泪，结果是谁也没表扬。当时李科长提出教育系的彭飞主任应该表扬，我没考虑。凭良心说，五年来，彭主任根本没对实习下过功夫，假如我心中多少有点“恭顺”、“逢迎”的念头，把我自己的系主任添进去，费什么力呢？
在这五年半中间，何副校长以及教务长们一共只下去听过几次实习课。教育部的部长、司长、科长等领导人，除林副部长看过一次之外，谁也没下来过。可是李实习长在第六届的实习动员会土忽然来大浇冷水，他对老师和同学们说： “你们知道吗？那些中学校长们在实习过后赠了你们礼物转过脸去就駡你们。”解放后真有这样虚伪的校长吗？如果有，恐怕也是个别的吧？他还说：“去年夏天武汉有两位班主任因指导实习累死了。”
前年举行高师经验交流会，要我在大会上报告教育实习的经验。事前教育部没提出任何要求，在报告前却提出一些无理限制：不要照稿子念，要另外说一套；并且只给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参加的兄弟院校，有刚成立从来没搞过实习的，有些已经实习过几次了，他们的需要当然不同。报告过去，有的人(也许是有些人，我不知道)说不解决问题，于是大受教育部的批评，说没总结出经验来。纪司长到华东师大作报告时，批评我校教育实习总结不出经验，还提到我的名子。这就是我的“有责”。
为了教育实习究竟搞一次或两次，教育部和我们学校的领导榣来摆去，使我不光在工作上感到极大的困难，并且不知受了多少气，这一点就不多说了。
在“三反”中，九三学社的每一社员作检讨时，是用组织的力量来帮助的。肃反运动，北大比我们早几周，一开始北大有一个九三社员被斗，据说是胡风分子，北大的九三支社马上报告总社，总社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也在场。有了以上两次的经验，在我校肃反展开后，因为每人只知道自己所在小单位的情况，我就以师大九三负责人的身分去找秘书田鸿昌同志，先说明了上边的两次经验，然后请他代向上级问一问，如果有九三社员被斗的，可否让我知道。他听了之后，冷笑着说：“董先生，你不应当问这个，你应当把你们知道的九三社员的反动言行尽量报告给党才对。”等到肃反末期，要大家检查思想，我说我有时脾气不好，态度也不好，具体的例证：一次是上述的大跳大闹，又一次是某一会上批评何副校长对于学习苏联好象两手捧着一个刺猬，既感棘手又不能放下。接着黄济同志说了两句话，头一句是针对我个人的：“你那是抓着了我们的弱点，狠狠地给我们来两下子”。这还不要紧，后一句分量就重了，就不限于我个人了，他说：“在肃反之初，你摸我们的底。”这话不分明是把师大的九三当作一个反动集团看待的？因为我那一问，给九三带来这样大的侮辱，使我痛苦万分。原来我是问田鸿昌的，后来由黄济口中说出来，是不是经过了党的讨论呢？当黄济同志说这话时，王焕勋主任以及其他党团员都在场，并没有人不同意。这能说仅仅是个人的看法吗？受了侮辱，我不敢对九三社员说，怕引起大家对党的不满。当九三总社开会问各校肃反有无偏差时，我也咬着牙一字未吐，因为我知道，只要讲出来，中央统战部就可能到师大来检查，其结果不过是让黄济同志检讨一番完事，可是党的宗派情绪那样强烈，以后的关系不更坏了吗?
但我不能忘记我为“九三”受的这个侮辱。这次整风学习开始后，我对黄教务长(党委统战部长)彭主任都谈过这事，然而无下文。在教育系的座谈会上我又提出此事，而党委压住我的发言稿不发表。最近我在校部的座谈会上又提出，张斧同志在答复我的话中还有这样一句：“我听说过一次，但思想上未重视。，)党委书记究竟怎样看待民主党派呢？
尽管九三和我个人在师大的处境如此，可是还有人一再强调，由于九三“恭顺”，所以在师大“吃得开”。又有人说，会拍马屁的人能连升三级当了教务长。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九三在师大有几十个成员，是都“恭顺”呢？是一部分呢？是指我个人呢?我没问过说这话的同志。既然问题包含我个人在内，而且我当过几年师大九三的主要负责人，在这里就先来检查我自己吧。
民主党派应在学校党的领导下，协助党进行工作，这一前提是谁也承认的。假如党有考虑不周，或者有了什么偏差，应当积极提意见，这也是肯定的。所谓“恭顺”、“逢迎”可能是就后一点而言。
师大的党看不起民主党派是事实。不论在几年来的党派联席会上 (这种会开的很少)、有关行政的会议上，座谈会上九三的同志们是提过不少意见的，但不被重视不被采纳，并且只要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就引起不愉快，也都是事实。两年前的一次会上，讨论学校行政机构的改组，民盟、九三都表示了不赞成，都认为是拾本逐末。林传鼎同志在最近我校的一次座谈会中还提到当时我和胡志彬同志(那时他还不是党员)都表示过异议。所不同的是：民盟同志们的话更强硬些，并且民盟还召集过支部会议讨论这问题。我在思想上根本没看重学校领导上的这一措施，也就没想到召集支社委员会来讨论。后来听说党对民盟为这事有了很大的不满，我立即想到三国演义中“竖子不足与谋”这句话，从那以后，我就不说话了。肃反遭到了那一侮辱，我更借口血压高用尽方法退出九三支社的委员会了。尽管如此，肚子里还常常气恼，因而使我产生了“只要能离开师大，不论调我去哪里工作，我都肯”的思想。偶而在家中发几句牢骚，又遭到爱人的反对，她说： “你这样，给孩子什么教育？”我只好缄口不言了。我很少和同事们往来：更不谈这一切，所以人家从来不了解我这些情况。
我对学校领导以至教育部的最大不满是，愈办愈不像个师范大学。我们走进一个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体育学院、……都能感到医的、农的、工的，体育的气氛，试问，师范大学的师范气氛在哪里？主要还不在于教育学科的多少，而是整个方向与全盘做法的问题。今天师范大学毕了业的人，也说不上师范教育是怎样一回事了，原因就在于他并没真正受到师范教育。最近物理系二年级的一班同学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们班上绝大多数是第一志愿进来的，刚进师范大学的时候很高兴，可是两年来没感觉到是在培养他们当教师，因而当教师的专业思想反到逐渐淡薄了。化学系四年有几个同学找我谈，他们感到马上要毕业了，出去当中学教师毫无把握，因而信心很差。这不都是严重问题吗？可是我们学校和教育部党的领导对这方面似乎没有兴趣；自己既不研究，也不发动大家讨论，办来办去，连点师范味儿也很难嗅到了。所谓思想领导、学术领导不都是驾着云进行吗？可能有些同志不同意我这一看法，但这却真正是我对党特别不满的一点。我提过意见没有？只要有了机会就说，结果呢？耳旁风。一个人在思想感情上有了这种极大的不愉快，如果他还去“逢迎”这种人的人格会分裂到什么程度？
尽管如此，下边还有必要谈谈在和几位党的领导同志的关系，也供他们作检查。
丁浩川教务长兼实习委员会的主委，他直接领导我。但我和他的关系不好，我当面对他这样说过，也对何副校长说过。原因在于他看不起我，我曾经直接问过他“你是不是因为我是个旧知识分子而不注意我的话？”，他向我说过“五十多岁的人难改造了。”在一次实习的后期，我患了肛门失禁的毛病，一天几次不自觉地拉裤子里，我仍旧每天在东跑西跑。后来有一个中学的总结会需要人去，我希望他去，问他怎么办，他明知我连医病的时间也没有，却冷冷地说：“还是你去。”这可能是他对我的考验吧？
何副校长来校几年，我只和他谈过两次话。第一次是我坚决请辞实习的职务，他和傅副校长约我去谈过一晚。我当时提拍两点意见：一是实习过后，由教务长发个通知，问问各系怎样结合实习来改进系的日常教学的。何副校长听了之后，沉默不语。又一是我认为办好师大，需要制度，需要魄力。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我重提这话，他说：“当时不理解”。第二次谈话是在周总理作过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不久，忽然一天晚上到了九点多钟，何副校长和黄教务长两人来我家作了一些漫谈，由于我装了一头脑的实习问题，所谈这方面多。几年来何副校长没要我汇报过一次工作，我和他没通一次电话，更无其他任何往来，他对我发什么指示都是通过外人。前年冬天又到了实习的末期，我患了高血压病并且左肾麻痹，但我还勉强去参加学校的什么会。何副校长听到了，急忙火速要人拿两百元来当面交给我。我认为平时瞧不起我，这时忽然赏我两百元，是对我的侮辱。我立即坚决辞谢了。
党委书记李开鼎同志，我只和他谈过一次话，是约了好多天才见到的。我向校长提了好些意见，他一面听一面记，一言不发。最后我问他，我的话有些是错误的吧？他说了一句： “从我的耳朵听来，我心中有数。”再多的话没有了。从那以后，我没敢再找过他。
党委宣传部长张刚同志，过去当过我的学生，她曾来我家一次，只是友谊的访问。本学期何副校长去历史系听汇报，是轮到我陪了去的。在会上谈到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我因为系主任所汇报的都是间接听来的，说了一句：“系主任是一系的中心，应当由系主任负主要责任”。张刚同志不同意，她说应由所有的教师负责。我认为她这话冠冕堂皇，实际上却很多问题。会后我说想和她谈谈这个问题，她就和我客套了一番：“过一天我来看你和董师母呀”；从那以后，经常和她在饭厅里碰到，她再也没提起过。此次在整风运动中可以看出她的看法有问题了吧？怎样对每一教师进行思想教育呢？不知她想到过没有？
最后谈到黄彦平教务长。在林副教务长走了之后，他直接领导我做实习工作。我每次实习问题，他都能耐心听进去，我就进而和他谈对学校的一些意见，也表示了我的一些不满。他主动地找我去谈过几次。所谈起了什么作用，我不敢说。
从以上看来，我和这些党的负责同志，不仅毫无特殊关系，并且关系很不好。这话他们也应当承认。在整风学习的第一次座谈会上我就谈“几年来我和党的关系”，并且说明以我作例来看党是怎样对待旧知识分子的。但是党委把我的话删改到使人看不出任何具体内容了。
说来书去，问题是为什么派我当副致务长呢？我之于这个脚色，事前毫未征求我的同意，忽然在一次会前，黄教务长通知我，派我和鲁宝重同志当副教务长，并且教育部已同意了。当时使我大吃一惊，这形势迫使我无可奈何地服从组织分派，伹心中怀了一个闷葫芦，究竟为什么派在我头上呢？
党的领导同志喜欢恭顺的人，是事实。我当了副教务长，要说不是从恭顺来的，这一违反逻辑的说法，使我自己也不能信服。为这问题我苦闷了半年，总觉得冤枉。最近才揭开了谜底。有一天我在校刊上看到拍马屁就能当教务长的话，心中十分难过。下午请傅副校长去主持苏联专家的报告会，我在路上对他说：“人家说我这个副教务长是拍马屁得来的，你看冤枉不冤枉？”他笑了，接着说： “天下真有冤枉事？”大概是由于正义感的指使吧，他把不说的话说出来了：“是我把你提出来的，因为你在这几年长能积极主动地搞实习工作。”话说到这里，已走到会议厅了。我也不应把这话公开，但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九三，只好在这里摊牌。
下边一个问题跟着来了，我是不是对傅副校长恭顺逢迎呢？在和平门里我和他同住一个宿舍好几年。因为有时谈起话来他就流露不满，使我很为难，我应不应向党反映呢？倘使反映了之后，其作用成为挑拨离间怎么办呢？因此，我和他虽天天见面而不往来。
顺带说明一下：同时被派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两位九三成员，一个是郑华炽同志，他当研究部副主任和他加入九三的时期差不了几天。另一个是鲁宝重同志，他是多年的系主任，并且入了党。
（五）是谁之咎？
首先从我个人说，是缺乏斗争性(但缺乏斗争性不等于“恭顺”，前边的种种事实可以证明)。其次，就某些有误解的同志说，不了解问题的内在情况，那些提法虽属对九三和我个人善意责备，结论似乎下得早了一些。更主要的问题是从党的领导角度检查，为什么任用了几个新人，而引起重大的误解呢？为了帮助党整风，必须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
同时任用了三个人，并且这三个都是九三的成员，就被人看作九三是师大得势的政党，出了三个“官”，都是由“恭顺”来的。为什么造成了这些看法呢？我试分析其原因：
一是在我们学校里，几年来已成了风气，领导人是“首长”，是超越教授之上的“官”。因此，一般人对于“官”，既另眼看待，而又无好感。
二是我们师大的党的确喜欢逢迎，会逢迎的人就能得势，反之就遭受打击。
三是师大的民盟因为意见提得尖锐，在肃反中就吃了大的苦头，并且有几位同志被调走。九三虽然也有吃苦头的(如毛礼锐同志)，但不突出，却有三个人被派担任领导工作，怎能不令人作比较呢？
四是几年学校任用各级任何一个领导人，只把姓名和职务说出完事，究竟为什么要这个人担任这个职务，用他的什么专长，他过去干过什么，从来一字不提。这就是在任用了一个领导之后给了大家一个谜猜。既然是谜，就各有各的提法了。为什么不光明地介绍出来呢?
如果我分析出这几点合于事实，那末，当前的整风正是考验我们学校党的几位领导同志的无产阶级品质的关头。只有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客观地分析，把个人的得失利害放在脑后，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这才能提高思想，改变作风，才能在恢复领导威信的基础上来办好我们的师范大学。假如遮遮掩掩、盖羞答答地整风，不敢大胆把一切发了霉的东西拿到太阳光下晒一晒，被人家将一军然后走一步，那就是马马虎虎整了一次风，对人对工作都无好处。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部小说中，叙述一个党委书记，不光熟悉在远来挖地下油管的业务，并且能亲自动手，尤其可佩服的是把一位老工程师和一位青年工程师的矛盾统一起来，使原来忍气吞声消极失望的老工程师在开业海峡的艰巨工程上发挥了他的重大作用，并且到后来老少两人团结在一起产生了同志情谊和父子感情。又在一本名叫“一心向前”的体育小说中，写一位党委书记，自己精通业务，真正能在业务中了解人、关心人，正确而又细致地作贯穿业务的思想领导。这两个党委书记都是平凡的人。我们的党委同志们，到整风过后可以读读这两部小说。
附言：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把我写的这些当作一个 “事件”看待，更不希望有人为这个问题访问我，我的话已经和盘托出了，无可再补充了。
见《北师大反右资料汇编》，原载“九三学社”师大区支社整风资料(一)
来源：见《“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