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中，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对整个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任何时代没有的这么多的作家。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如何认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意义，如何在今后的文学艺术创作上体现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问题。
做为一个年青的初学写作者，写过一些被认为粉饰太平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对生活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同时，在理论上和历史知识上都贫乏得可怜，要想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发表意见，明知是自不量力的。但是在许多同志的鼓励下，几经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激起了“初生牛犊子”式的勇气，胆大妄为地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当然，这根本算不得是什么“鸣”的。
我认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含着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指导当时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论；一个是指导长远文学艺术事业的纲领性理论。当然，我们不可能断章摘句地在全书中找出这两个部分，我指的是，在整个理论中所含有的这两种意义。
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历史情况呢？当时正是我们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日动摇，暗中进行投降叛卖活动，并且对人民采取高压政策，文艺工作者存在着脱离群众和创作脱离政治的现象。
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在当时，要求中华民族每一个人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哪怕是最微小的力量。对于掌握着文学艺术武器的作家和艺术家来说，更应该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而问题在于，这个武器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如何使用这个武器。
所以，必须对作家艺术家们进行改造，要他们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要他们及时写出直接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作品，哪怕这些作品只是一块砖瓦，一块石头，只要它能够打击敌人就可以。
因此，当时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就必然表现在为政策条文服务上。部队的宣传队、文工队与地方上的各种专业剧团、业余剧团上演的剧本，大多数是根据某一宣传意图所写出的作品，“兄妹开荒”恐怕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作家们写这种作品，理论家写文章推动作家去写这种作品，文艺领导督促作家去写这种作品，都是必须和必要的。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打击敌人；给人民“雪里送炭”，这是最重要的前提，其他都是次要的。
由于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活有一定的时间性，由于作家创作过程的匆忙和短促，所以这些作品的艺术性一般很差，思想性也有很大局限性，因此这些作品绝大多数的艺术生命是不长的，能够保存下来的是不多的。但是，应该说，这些作品所合成的力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人民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们胜利地完成了它们在一定时期的宣传鼓动作用，这是文学艺术事业的光荣。尽管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产生，但是在文学史上，它应该占有光辉的篇章；而且毫不夸大地说，这些众多的无名作品和无名作家，集体组成了史无前例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
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有些变化，但是在主要的方面仍然与抗日战争时期无异。
当时在提高和普及的问题上，是以普及为主的。其所以以普及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人民的艺术欣赏力很低。人民需要的是“下里巴人”，对“阳春白雪”还不能接受，作家考虑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创作最易于使人民接受的作品，也正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但是，全国解放以后，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欣赏艺术的机会多起来，欣赏能力也逐渐提高了。于是，只根据政策条文创作的作品，由于缺乏高度的艺术魅力，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同时，生活环境的安定，使作家有充分的时间对作品进行孕育、构思和细致的艺术加工。再沿用过去的领导方式和理论思想来督促和指导作家的创作，势必只能起到“促退”而不是“促进”的作用了。
不能不承认，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而且与之同时又深深地接受了外来的教条主义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和束缚了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于是，这就发生了读者、观众与被阅读、被欣赏的作品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人民与作家之间的矛盾）；创作与理论指导思想的矛盾（也可以说是作家与理论批评家和文艺领导工作者之间的矛盾）。胡风反革命集团，正是利用我们人民文学事业的内部矛盾，利用作家对教条主义正当的不满和自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很低的矛盾，别有用心地贩卖他们那反革命的黑货，迷惑了不少群众和作家的耳目，向党和人民发动反革命的进攻。
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就在于教条主义者机械地、守旧地、片面地、夸大地执行和阐发了毛主席指导当时的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论。但是应该公平地说，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起过积极作用的，然而在今天，它已经是有害无益的了。
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是表现在机械地为某一政策或某一方针的服务上，也并不是表现在根据宪法、党章和法律条文的创作上；它主要是表现在作品的阶级性、对人民的鼓舞作用以及对人民道德品质的美育作用上，也就是说，表现在人类共产主义灵魂工程的建设作用上。
要求文学艺术作品非常及时地为政策方针服务，其实是违反唯物论的基本原则的。存在决定意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它只有在生活中的事物已经发生和存在以后才能反映，也就是说，才能创作。而且，文学艺术的创作，需要给作家认识生活（存在），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生活（存在）的时间，需要给作家进行艺术形象的构思和创造的时间；因之，文学艺术的创作是必然落后于生活的发展的。那么，文学艺术作品对生活的推动，鼓舞和指导作用表现在哪里呢？前边已经说过，它主要表现在人类共产主义灵魂工程的建设作用上。
必须声明的是，我在上面所谈的“作品”，是指的那些工于塑造艺术形象的体裁的作品，例如小说和戏剧而言的；它不包括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杂文、小品以至报告文学、特写等。
当然，为了某些迫切需要的任务，根据政策方针去创作，也是应该的；并且也可能由于生活积蓄的丰富和艺术技巧的高超，写出优秀作品。但是，这并不符合艺术创造的正常规律的。因之，也就不能据此而去要求文学艺术服从和服务于某一方针政策；否则，就仍然会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泥坑中去。
据上所述，在今天，提高与普及以谁为主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尖锐地提出来了。当然，毛主席所制定的原理：“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是永远适用于概括和指导提高与普及的相互关系的。但是在今天，我认为，应该是以提高为主了。这不是谁主观地提出要提高，而是人民要求提高，因为人民已经不满足“小放牛”和“人、手、口、刀、牛、羊”了。用不着过多的解释，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是为普及所要求所决定的提高。
前些日子在电影问题上的争论，不正是反映出人民要求提高的强烈呼声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也正是为了提高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吗？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所以对文学艺术事业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就在于那纲领性的理论，就在于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最深刻、最完整、最联系实际的伟大发展。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作家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过去、现在、以至无穷远的未来都同样具有最根本的指导意义；这些原则和定理，是不容许修正或取消的，而且也是无法修正和取消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跟这些原则和定理是没有任何矛盾的；背弃这些原则和定理，也就是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世界观，那么，就必然会去投考另一家——资产阶级那一家去了。结果，决不会“放”出什么“花”，鸣出什么好的名堂来的。
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坚决不能动摇。因为文学艺术的生命源泉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文学艺术作品的读者和观众，是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如果承认文学艺术是属于人民的，那就不能怀疑工农兵方向。但是，由于阶级关系的转化，知积分子这一阶层已经属于工人阶级，所以今天的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也就是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服务。当然，我们必须警惕，作家们不能由于自身是知识分子，气味相投，只是为知识分子服务，作家们应该主要为最大多数的工农劳动人民服务。
创作题材也应该有主从之分。作家应该努力去熟悉工农群众的生活，写工农群众的题材。当然，这不能用硬性规定和行政方式强迫作家去做，必须根据作家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条件，通过说服教育，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完全愉快地去做。必须说明，我所提的题材，并不是象陈其通等同志那样，把“家务事、儿女情”的题材跟工农兵生活的题材势不两立地对立起来。其实这种论调是可笑得很的。难道工农兵就没有“家务事、儿女情”吗？难道写工人只能写“炉火通红，机轮转动、铁锤叮当响”的题材吗？难道写农民只能写“唉咳唉咳哟，努力加油干，生产长一寸”的题材吗？难道写士兵只能写“端起冲锋枪，冲呀！杀呀”的题材吗？难道能够把“家务事、儿女情”和劳动、生产、战斗截然割裂吗？
我所谈的题材有主从之分，指的是工人农民的题材应该为主，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题材应该为从。这也不是谁主观决定的，客观现实的本身就非常分明地昭示出来，生活的主要创造者，是工农劳动人民，组成整个社会生活的主体，是工农劳动人民的生活。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题材有主从之分，就得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结论，认为“从”的题材的写作，就没有“主”的题材的写作有价值。其实，作品的价值，最终并不决定于题材和主题的重大与否，而是决定于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所表现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感染力。谁也不能否认，不同阶层的题材对不同阶级也同样具有教育意义；“静静的顿河”对知识分子有教育意义，“苦难的历程”对工农劳动人民也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问题，也是不能容许本末倒置的。因为这是作家对文学艺术创作的阶级观点问题。否认政治标准第一，事实上就是否认艺术的阶级性，否认艺术是武器，是工具，而把艺术看做是花瓶。但是，正象前面已经说过的，这决不是象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理论那样，认为衡量政治标准——亦即是衡量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只是决定于作品题材和主题的重大与否。也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思想性（政治性）不通过艺术形象去完成，是根本不存在的。毛主席说：“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力量的“思想性”，岂不是跟手无缚鸡之力的“勇士”一样滑稽吗？我们所应刻苦致力的，正是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和期待我们的，“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今天，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是要求作家们，努力探索和追求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亦即是艺术性、艺术感染力与艺术魅力。因为这正是人民文学艺术事业内部矛盾反映在当前作品本身的焦点。
深入生活和思想改造，也是绝对不能动摇和怀疑的。脱离生活，或是走马看花地去生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深刻地、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而且不可避免地将无所可写。即或勉强去写，也只能写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而终归是要被淘汰的。无源之流，迟早总要干涸。由于矛盾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所以在千年万年之后，仍然会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有唯心论存在，有落后事物存在，就必须进行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一个作家没有先进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也就必然地会造成方法上的错误。所以，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必须整个生命都永远沉浸在生活激流里，必须毫不苟且地进行思想改造；只有如此，才能产生出忠实于生活、记录时代面貌的作品，才能产生出对人民生活有意义、对人民文学艺术事业有贡献的作品。同时，要想严格地进行思想改造，就必须真正地深入生活，而要想真正地深入生活，就必须严格地进行思想改造；这个互为影响的关系，正是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是用不着多分析的。
但是，深入生活的方式因人而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否深入，是要从他的作品来检验的。作家投入生活中去，正如鱼之入水，只要是在水里，它如何游泳、生存是用不着制定一个统一养育法的，生物之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是决定于客观情况与主观条件的，作家的深入生活，也同此理。所以，深入生活担任工作固然好，但是以公民的身份，一生与人民生活在一起，直到老死，也同样是好的。至于思想改造，要采用说服的办法，而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这是我们党领导思想斗争的一贯原则，今天，这个原则就更加发展了；百家争鸣，求同存异，正是这个原则的新面貌。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作家和艺术家指出了最正确最光明的方向，给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无限宽广地、有意义地发挥创造精神和艺术才华的最大可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新时代的发展，它的基本原理是没有变的，而且是永远不会变的。
总观过去，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贯彻和执行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更加广阔地、深刻地发展了，文学艺术与人民的关系空前地密切了，作品的内容也史无前例地以反映工农兵劳动人民的生活为主了，产生了众多的生根于人民土壤上的作家；我国自诗经到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扬光大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到，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文学创作长期服从于一定的政策方针，我们的作品的艺术建筑比起思想建筑，要差得很多。
今天，我们艺术建筑的落后现象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为消除艺术建筑的落后现象而斗争的任务，是刻不容缓的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正是克服艺术建筑的落后现象和推动文学艺术事业繁荣与发展的唯一办法。
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深入生活，进行思想改造，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这些，我已经在前面谈过了。
必须研究、学习和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研究、学习和继承古典作家的艺术技巧。
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就必须清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理论和影响。就必须承认，只要作家具有和不断加强共产主义世界观，那么他们的创作方法是可以不同的；用定义制定一个统一的创作方法，是束缚和窒息作家的创造性的。我们既然承认世界各民族可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通过不同的途径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作家为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创作的方法有所不同呢？
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就必须真正地忠实于生活真实。这种忠实于生活真实，就是忠实于当前的生活真实，而不应该在“现实底革命发展”的名义下，粉饰生活和改变生活的真面目。这种生活真实，必须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时间的痕迹，而不能把一九五七年的真实等同于一九六七年的真实。但是这也不是说要摄影式地忠实生活真实，而是应该从“静”中看到“动”地忠实生活真实。不过它首先是基于“静”，而不是基于“动”。
学习古典艺术大师的艺术技巧，锤炼个人的艺术技巧，就必须考究语言的精炼、生动和影响；就必须注意反映生活的色彩和风貌；就必须注意巧妙地安排故事情节和精选最富有形象性的细节；就必须注意引人入胜的布局。总而言之，也就是必须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追求艺术技巧的刻苦精神。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正视人民文学艺术事业的内部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得到繁荣和发展。（原载“文艺学习”1957年5月号）
来源：《青年作者的鉴戒》（东海文艺出版社，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