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匈牙利事件以来，思想危机残酷地折磨着我；经过半年多的学习、请教，自己开始有一整套的想法，这些看法有些群众基本上同意；我要求党进一步帮助我研究问题，积极分子、支书们采取一种鄙夷恫吓的态深，不久前党委还有过抓小辫子、上材料一类行动，事情至此完全不由我了，只得把我的思想“暴露”出来，一方面可以“自白”，另一方面请高明人士指教，或许使我摆脱错误思想。
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是：“阶级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引起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及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的集团……”；现在我们看到领导者已完全具有该定义所提到的条件：(1)在生产体系中处在领导地位，不进行生产活动，而靠进行管理活动获得经济上的优势；(2)对生产关系说：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附带地声明：生产关系包括所有权及支配权两个平行的内容，详见联共党史中斯大林所下的经典定义；只强调所有权是显然不对的，例如有人对某物具所有权，但没有支配权(正象今天全民“所有”、少数人支配)，这时这种“所有权”是有名无实，实际上根本还不如丧失掉的支配权。再举一例，我们知道毛选第一篇文章就提出买办阶级一概念，买办没有生产资料仅仅具有国家财富的支配权，我试问：假若支配权是无足轻重的话，为何在生产关系上把买办与人民分开来而另成一阶级？(3)劳动组织中处支配地位，这点是很重要的(联想一下这次整风中揭发出来的在人事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引起多大的不满！)，它是控制人的最积极的手段；(4)领导者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具有组织的集团。领导者具有以上形成一阶级的必要条件，因而产生一系列的必然结果，首先领导者领得财物较多得多，与更合理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这里人为规定工资，人为的“按劳取酬”。与旧社会相当的工资悬殊……都看出事情是不合理。然后，领导者享受一个巨大的公费开支(有的比工资高好几倍)，得寸进尺地什么补助金、奖金等都不约而同的偏利于领导者，造成一个经济上的优势。同时，在物质生产上领导与群众有着不同的倾向，尖锐地反映在五年计划上、在人事关系上的“宗派主义”等等后果，都是由生产的地位、生产关系、劳动组织中不同的作用而产生的；所以得出结论：目前正在日趋形成一个领导者阶级。再谈一下分析阶级的几个应注意的问题，本来它们可以直接根据列宁的定义看出来，不过往往会不大注意，引起人们思想混乱。(一)阶级是否正在形成并不取决于它怎样形成，奴隶主是人民公仆被人民选出来后逐渐形成的，资产阶级是手工业者及商人致富竞争形成的；(二)分析阶级时不要考虑上层建筑(思想领导、国家机构、民主方式、政策法令包括所谓“工资政策”等)，而相反，从长远看，上层建筑总是为某一阶级服务的；(三)当某阶级成员与国家机构成员合为一体时，不要忘记该阶级的存在，在考虑官僚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时就应如此。
由阶级观点看问题，可把很多现象搞得更清楚。譬如，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与群众之间的？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成为对抗性的，而这种对抗性只产生在领导与群众之间，而不在工人与农民之间？为什么矛盾产生在经济问题上最突出：五年计划、干部的经济特权、人事关系的“宗派主义”……等？(注意阶级定义中的几个条件)答案只有一句话：由于领导与群众不是属于一个阶级，因而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独特部份即阶级矛盾(在一定情况下，把这种阶级矛盾作是人民内部矛盾大概仍然可以。“人民”两字是政策上的词令，并不是政治经济学名词)。今天三害空前严重，难道仅仅由于干部骄傲了！？拿这种思维活动来解释社会现象令人满意！？“生产关系决定思想意识”对今天来说是过时了的公式吗！？在和平生活中、在社会主义现实教育中，国家干部滋长了比不断走向胜利的解放战争时期多得多的骄傲思想(官僚主义)是什么原故？不是因为生产关系(包括生活条件)处在特殊地位吗？所以，少数人形成集团、管理生产的生产关系决定三害的必然存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仍有阶级存在)是矛盾的尖锐(以至对抗)化的根源。请听一听南斯拉夫人所说的话：“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必须能够承担起来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任务(意即必须自己管理生产——本文作者注)，否则他们将成为以他们合法代表而出现的官僚主义的国家的奴隶。他们的代表在管理生产资料方面一经独立，就不再是他们真正代表，而成为他们的主人”。这是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它预见了今天工人运动中最普遍的现象，匈牙利、波兰事件，各一长制、党委制国家内部矛盾尖锐化以及思想混乱与空虚等等。这些问题总的来说，就是铁托同志所说的制度(指生产关系，不指一长、多长、党委等问题，因后者只是领导方式问题而已。有人撇开这根本问题，既不谈、又不讨论，反而大谈其领导方法，并肯定党委制优于一长制；实际上，这一点也还是有些可疑之处，一方面一长制也有上、下、左、右监督工作；匈牙利事件的错误是拉科西——格罗集团犯的；波兰的肃反问题开除好些大干部党员党籍，可见也不是一人之错；另一方面党委制也有一长——总书记，斯大林时代犯错误主要是党的领导放弃集体原则，终究还是党委制出了问题；若是党委可靠无疑，党中央为何也把这种重要原则背弃无遗？更重要的是：一长制在人的任命上有新陈代谢的作用，而党委制领导人的圈子限得更小了，只有十二万个党的有资历干部，这样不是危险性更大了吗？
我对当局不积极介绍、翻译南斯拉夫经济理论有所不满，政府不应该把“异己”的看法视若仇敌(以高等学校为例，我国与南斯拉夫建交以来，直到现在党委还不曾把“异己”不同的制度作过一次介绍，有人问起来也只回答说：“还不清楚，听说乱七八糟”)，何况是这些“异己”的看法受到人们重视，何况当波兰人民不顾各种阻碍建立了工人委员会、而且参加到生产中去，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走向更合理的社会制度的要求。虽然目前资料不多，但仍能从基本特点去理解南斯拉夫制度：生产管理归工人集体，全体工人不记名投票选出工人委员会，委员们不脱产进行工作，决定生产中基本问题(如分配、投资等)，企业首长(唯一的脱产干部)被授与一定权力，对工人委员会负责；不受任何领导、不许组织企业间的联盟，因此领导者不致形成一个集体(注意联想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生产由社会的自发需求来调整，客观地反映人民要求，加上国家(生产者院)起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经济结构谈不上什么阶级出现，因而，根除了官僚机构，不存在三害；民主生活比较正常，人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有人拿五年计划指标来指责南斯拉夫制度，关于这点我个人看法大概这样：第一点，南斯拉夫比各东洲人民民主国家生产数字稍低是因为没有苏联邦助，这种援助在建国初是特别需要的，刚刚南斯拉夫没有；其次，南斯拉夫没有工人自治型社会管理经验，而其他各国有苏联一长制整套经验，我们回想苏联在新经济政策前后的一段困难情况，就会感到一种新制度刚出现总有阻力，因而不可免地影响生产力；最后，也是最基本的，生产指标不代表人民生活水平(卡德尔同志这样说过)，比方，生产由国家规定，计划了过多的高产作物的生产，结果大家吃粗粮，生活水平不是下降吗？还举一例，加班加点不是与身体健康、生活水平相矛盾的吗？可是往往在某些地方看作是完成“计划”的最有效的手段。(据哥穆尔卡揭发，过去在波兰就这样，以致影响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力大为降低。)
现在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出整风的措施，受到全国人民热烈欢迎。显然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不是制度上的改革，怪不得有人害怕到将翻回来整；三害的根源既是生产关系，那就不能希望<实际上也没人敢这样希望)它以后绝迹，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加会日渐巩固、加强(直到象苏联那样，一切由首长安排，连百家争鸣都视为“忤逆”)。有人认为当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对立消除后就没有领导了，也就不会有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首先，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对立消除后恐怕还需要有人管理生产吧！问题大概仍然是少数人管理还是工人集体管理？其次，等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消除需要好几十年，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继续下去，不说这事本身的危险性，就让老百姓生活在三害(可能由于整风，时而严重、时而减轻)的统治下也是很残酷的、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认为只有改变制度一法才是解决矛盾(阶级矛盾)的根本办法。改变制度就是改变生产关系，这是没有代用品的；政策法令既不能代替制度，人事的任命方式、选举方法也不解决全部问题。(譬如：以前各阶级社会的选举方法，无论花样怎样多，解决不了矛盾的阶级关系。)我的初步看法是：应该建立工人委员会(学习南斯拉夫、波兰人民)或同性质的组织开始进行生产管理。在改造资产阶级的同时改造领导者阶级，党的“领导”应逐渐退出生产体系。(原载第127期“航院生活”)
来源：《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