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董祥太，男，41岁。地主出身。在他的发言里，指出党只能领导阶级斗争不能领导工业革命；三害根源是党的路线和社会制度的错误；强化国家机器有副作用；强调阶级分析会将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等反动论点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
三害的产生是由于党的性质、党的路线决定的，要克服三害，只有改变党的性质、党的路线、取消党。什么叫党的领导？这个解释不统一，报纸上有争论，希望明确解答，党的领导应该根据时间、地点来考虑，不应什么事都要党来领导。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党在各方面领导是对的，但在新形势下，是工业革命，党只能在大的方面领导，不一定什么机关都要由党员当首长，只要是群众按照党的方针办事，也可以当首长，这是值得商榷的。人家说个“党天下”就说是反党，这是不对的，因为各人角度不同，感觉是不同的。古人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小资产阶级的人，思想不健康，发点牢骚，不能说是人家在反党，这帽子太大了，须得考虑。
“三个主义”是全面性的，我认为是党的路线的错误，虽然党中央未明确规定，但上行下效，“三个主义”之危害不亚于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三害”的产生是有历史根源的，宗派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例如有党团、民主党派、群众等，而群众又有进步、中间、落后之分，因而形成若干集团，宗派也油然而生，所以我认为“三害”之所以产生，是全国路线上的错误。“三害”反一下不解决问题，今后应从制度上考虑，不然是起不了作用的。
整风可以起一定作用，但不能保证一切都会改好，这对改进工作只能起安慰作用，所以我怀疑整风究竟能起好大作用，我认为要改进，必须从党的性质来改，但我不否认党的领导，在新形势下，是工业革命，过去那一套行不通，党是可以改组的，吸收党员可以扩大范围，要把三分之二的群众纳入党内进行教育。现在党员只一千二百万，中国六亿人口，仅这几个党员不解决问题，而把大部份群众摆在冷空和冰室里是不对的，社会主义是建不好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应有五亿党员才对，普遍都要提高，社会主义才会很好建起来。
全国六亿人，党员1200万，团员2000万，群众还多，民主党派和其他不过万把人，而他们还文人相轻，一盘散沙，民主党派还有干妈，而群众是孤儿寡女。如果党不改组也可以，那末1200万党员应与群众不同，每个保证不犯“三害”个个如王崇伦，都是起带头作用的，这样人民才拥护，才能起作用，我不敢相信党不再犯“三害”，有了制度也不行，今后对“三害”我认为确难以克服。党员我过去很羡慕，因为有八条，神圣不可侵犯，从现在来看，我改变了看法，八条不考虑，只有一条，成份好，就入党了，我认为今后吸收党员，要吗提高标准，凡是有先进事迹，才可入党，要吗降低标准，大量吸收。过去入党，只要在运动中吼得大声就行，这是他们在慷他人之慨。有些党员入了党，等于进了保险公司，一切就有了保证，甚至洋房、汽车都有了，因而党与非党群众好象形成两个集团似的，这种情况急须改变。宗派主义也可能有人不承认，不服气，我认为要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如果说没有宗派，党员提拔为什么那么快呢？物质生活为什么就有所不同呢？那些坐汽车兜风的人，我认为与旧社会并无好大区别。
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如何贯彻，大成问题。近来报纸上有收的趋势，上面十六个字的政策，如何贯彻是成问题的。要保证广开言路，首先要待遇平等，取销特权，我们要经济平等，又要政治平等，党与非党应该一样，这样我们才不愧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样积极性也才能发挥。“百家争鸣”须要长期贯彻下去，而且应该贯彻到最基层，这样才能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机关统战工作也要贯彻，机关在相当时间，应向职工报告工作情况，征求群众意见，如果工作得不好，群众可以设法，领导不好，也可下台。
中国知识分子有“三顾茅芦”的特点，但正在受到打击，周总理说要动员起来，也是停留在口头上。用人要从才、德上看，不要从政治上看。人事制度加薪晋级，可以每年一次，象去年普遍加薪那样，是可以考虑的。因为青年走上风，中年无指望，要发挥中年人积极性，要从人事制度改进。我认为有些老党员不称职，应考虑其工作，如果无能力而又老弱，干脆让其休养，以免摆在工作上发生不良影响。保密太宽，很多文件看不到，这是愚民政策。
我认为学习应该自愿，形式应多样化，最好能办综合性的学校或夜校，分科学习，教员应是水平高的，使学有所得，以免浪费时间。
搞学习的人，大多是贩卖教条，何况又是热炒热卖，丢了书本，则不敢说话，他们无独立思考。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各有利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茅以升说：“美国人认为社会主义容易产生官僚主义”。我认为这话有一定理由，不完全是反动的，因为社会主义，确有这个缺点，为私人作事，一定细致用心，对公家作事就马马虎虎。旧社会不好，但有些是好的，新社会有些问题有一点好，但不能说全好，不可对一切采取肯定和否定的态度，旧社会饭碗虽然不稳，但有一定稳定性。社会主义制度虽好，但不能自由行动，例如开会，学习都有强迫性，不叫真正自由。从近来揭露的问题来看，我是痛心疾首的，从缺点看，我是分别不出新旧社会有什么两样，新旧社会的乌鸦是一般黑的。旧社会是两套制度，两套法律，今天亦然，有些人“一言兴邦、一言丧帮”。例如党团员与群众犯了错误处理不同，党团等于有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两种特权。
农村中真正是以党代政，只谈正面话，不谈反面话。我们合作化与苏联不同，我们是两个步骤，先合作化，再机械化，是可望而不可即，不解决这个矛盾，农民就会闹事，只说艰苦办社是教条。我的意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打开，多买些机器满足农民要求。如果工人生活和农民一样，工人也要闹事。报上登的只要正面，不谈反面，例如农村调查干部，只说合作化的优越性，而不谈缺点，事实上是有缺点的，如果不把缺点揭露出来，加以改正，将来闹出了大民主才不好办呢？领导人只坐办公室，而不下基层，下面的问题多，报喜不报忧，上边不了解，这样下去是会出大民主的。就是不愿意出大民主的，而看到有些情况替党担心，因为我们是想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呀！农村问题，目前问题很大，尤其是城乡矛盾甚深，所以农民不安心生产，这要好好解决，不然对农业生产发展影响太大，因为我们合作化不同于苏联，我们的合作化与机械化是分两步走的，农民收入不多，关键问题就在这里。
他说：党过去为了阶级斗争，强化国家机器是必要的，但产生了副作用，也就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使在一定时间社会停滞不前。另一个副作用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消灭了。例如，运动中要大胆怀疑，使人不敢再交朋友了，活泼天真失掉了，六亲不认了，造成一个冷冰冰的社会，只谈政治、或者只谈今天天气怎样，而不敢谈交情，使人苦恼万分。这些付作用，今后希望考虑改进，一个人应该有啥说啥，说错了不要乱戴帽子，应该使心悦诚服。
新形势下，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慎重，不要什么事都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今后尽量不用阶级观点去处理问题，否则矛盾就会加深，内部矛盾要好好处理，因为有匈牙利事件可以借鉴，非对抗性是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