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国的社会科学已经堕落成为政府政策和党政策的宣传工具了；除了对现行政策进行解释外（有些解释是非常拙劣的），毫无科学价值，特别是那些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简直幼稚的可怜。这除了让敌人来嘲笑我们之外，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毫无利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邓先扶）
“马列主义只是党的学说，我不把它当作科学来看待，苏联也没有这方面的博士，研究不出什么。”（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助教 孙国梅）
“在理论上马列主义的科学性和阶级性有时有矛盾的，因为科学性要求全面看问题，为了照顾阶级性就和科学性有矛盾。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如果按照这一理论这样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工人生活就要比资本主义初期低，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王犁刚）
“我们专业（指科学社会主义——编者注）应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能自成体系，现在尚未成体系，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炜）
“马列主义的宣传变成了教条主义。过去对敌斗争是改变旧社会，现在马列主义变为教条主义，没有发展，停滞不前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曹达夫）
“马克思主义未必是真理，马克思已过时，不适用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刘达孝）
“我认为林这样提法有合理的东西。她提问题的角度是从历史根源去找，她并不是说教条主义产生就只是买办性，同时林也申明学苏与亲美，是两种不同的事。历史根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买办思想在今天就断无反映吗？我看还是有联系的。毛主席讲过，教条主义封建式的，在‘五四’时反对了，以后又产生了洋八股，洋八股反映到党内来，就是党八股，即教条主义。而今天的教条主义者在反资本主义时，就说苏联一切都好。所以我认为林提这一点是创造性的，说明了它的历史根源。如有人认为‘买办性’的字眼太刺目，可以不这样叫，但实际内容是这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讲师 卢冕持）
“辩证唯物主义是一切唯物主义的最高发展，它唯心主义——在我们这里也就是主观主义的死敌（原文如此——编者注）。但是，在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大都犯了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新形式——的错误。它的厉害程度，我认为只有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可以相比。
在我看来，除掉中国共产党之外，在近三十年来，教条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毫无发展。即便在今天的人民大学的讲堂里讲的，除了解释马、恩、列、斯在几十年前说的话外，简直没有一点新东西。（我不是反对学习经典著作，我只是说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这门具有生命力的科学，看来，在我们这一代，会被我们将它僵死的。
教条主义如果产生在个别人身上，甚至于一部份人身上都好解释，但问题在于，教条主义为什么会在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除中共外）占了统治地位。我认为，它之所以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登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座，一定有一些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鲁基）
“所有一切错误的原因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三害中最主要的。在时间、地点已改变的条件下还坚持那些过时的原理，就是教条主义。
1949年后，教条主义特别严重，过去反过教条主义的人现在又犯了教条主义，而这些人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
无产阶级不可能摆脱认识上的局限性。
教条主义要受到批判，要像批判胡适、胡风一样去批判它。四人宣言（指陈其通等四人—一编者注）并不只是代表他们四人的，而是代表了许多人，例如：人民日报没有批判它，可见这代表党，至少是中宣部的观点。人民日报是教条主义的支柱和讲坛。教条主义来源于党中央，它以合法马克思主义出现，披着正统的外衣出现。目前，尽管整风搞得热闹，但并没有触及到中央。党内有许多小教条，整风要整到他们头上来。教条主义表现为对马列主义生吞活剥，对唯心主义一棍子打死，抓住一个人就批判得要命，这是小生产者狭隘的排他性的表现。
马列主义与排他性之间发生了矛盾，面临着危机。
教育工作上，报纸，讲坛充满填鸭式的作风。在学校中，教条主义的教学误人子弟，可以说，教条主义渗透得无微不至，如：惩罚制度，五级记分制（这是根本不适用的），全面发展教育方针。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贯彻因材施教方针的，而我们却强调了集体主义，抑制了个性发展，说的是全面发展，实际是一面也没发展，许多有特点的人，在这种教育制度下被磨得圆滑得很，这些人除非是冲出来，不然就要被压死。但冲出来的人是很少的，大部分人向教条主义屈服，人云亦云，林希翎就是冲出来的，她有许多向教条主义斗争的经验，但她有些偏激，这是由于压得太厉害而造成的。斯大林就是因为被资本主义压迫得太厉害而多疑、偏激。
过去的学校是学店，现在的学校是学场，质量很不高，教学制度与社会制度根本不适合，要根本改造。
要反教条主义，就要组织力量对一切马列主义原理、政策、方针进行全盘讨论，实际上，党虽然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政策，但对它会产生的后果认识不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
“既然马列主义是真理，真理不怕火来烧，为什么不把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的理论都摆出来呢？”（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鲁穆）
“匈牙利事件是共产主义运动对我刺激最大的一次，马克思主义青春时期已过，唯心主义可以分析学习，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刘达孝）
“对社会科学的讨论，感到胡绳的哲学报告，就是捧着马列主义。冯友兰倒是了解中国情况的，应把他们的言论研究研究。反马列主义这把火自己也是感到痛快的，觉得这样一来，理论会有开展。”（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 陆戈）
他反对我们哲学系的课程在“没有系统而全部地讲授唯心主义”以前就讲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了解贝克莱的“原意”（原著）之前，就不能相信列宁对他的批判。他气势凶凶地说：“科学的阻碍者是谁？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德的材料）
“原来所学的马列主义是教条主义，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所以要从资产阶级那里去找马列主义所没有包括的东西，拿这些新东西来发展马列主义，修正马列主义，来调整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讲师 卢冕持）
借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过去大规模阶级斗争时期，当我们政权还不巩固的时候，我们为了不让一切有害的、甚至可能有害的思想来侵蚀，使人民中造成混乱，我们用严格的办法，实行一家独鸣。这对保证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以前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这样的结果，还有一个大害处，那就是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发展。因此，当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坚决实行百家争鸣的政策，来克服思想僵化的危机。”“我们党团员多，凡是党讲的都是正确的，即使有错也是服从，长期下去脑子机械化了，教条也出来了。”他认为现在“问题在于各种各样思想都自由的表达出来，让他们长期内（几十年、几百年）和马克思竞赛，看看谁是真理，甚至可以取长补短，在竞赛中达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整风中“提出改进建议却不一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来，如果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也不妨拿出来研究研究，集思广益。”“我们今天可以用百家争鸣的办法来和毒草竞赛，甚至让毒草起点积极作用，医医教条主义的毛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虞耀麟的材料）
“人大没有自由讲演，没有学术的自由空气，无论从讲台，讨论，自学都是这么一套（教条），而没有自由讨论发表意见的余地，教条主义者束缚了人的思想和进步，学校为什么不将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的书都摆出来呢？社会科学必修，上课听讲自由。”（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鲁穆）
“匈牙利事件后，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修改，要不怎会产生匈牙利事件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鹏）
“我国应象南斯拉夫走第三条路线，接受美国的援助，西德，日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反而能迅速地超过战前的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朱荣庭）
“爆破社会制度未尝不通，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改变不等于就没有适合公有制的上层建筑，如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有一套上层建筑，理论上未为不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组织机构庞大到底怎样不了解，南斯拉夫一套搬到中国来值得考虑，从理论上也可以这样讲。”（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生 江绍钧）
“铁托反对社会主义也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官僚制度，‘三害’‘个人崇拜’有人说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产物，可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就没有产生斯大林那样的人呢？这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毛病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立民）
“社会主义改造冒进了，资本家被改造不敲锣打鼓是真心吗？第二国际是否是机会主义？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区别何在？我看不出两者的区别。
对马克思主义必须再来一次全盘审查，对其基本原理要做新的探讨。
以南斯拉夫为开端，以波兰为继续的这股潮流必将会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获得新的力量，在世界上的工人运动中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凌国星）
“从马克思以后到今天国际上已经出了不少社会主义流派，过去我们总是把人家当作是完全错误的，我很怀疑这一点，这些社会主义流派都是不探索社会主义规律的，并且很多是针对着苏联斯大林那一套而提出来的，我认为这里面一定有不少合理正确的东西，反对我们现在的疼处，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必需认真研究这些流派如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流派，我想建议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他们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助教 陶文达）
“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很好，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南斯拉夫所走的道路我很同意，他采取的是英美的生活方式”，人家问他英美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他说：“不开检讨会，不搞思想改造，一切都交给人民，让个性自由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朱惟民的材料）
“社会主义阵营不是象宣传的那样好，那样团结，用到南斯拉夫时把铁托举上了天，匈牙利事件后又闹翻了，铁托一会见是最好的，一会儿是最坏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助教 邓芳松）
“……再看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今天有许多人跟他们走，我们往往说工人是受欺骗的，难道从考茨基到现在都是受骗的吗？原因是在于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些口号，容易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总之，需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否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不能前进，就不能发展，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能最终的巩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生 张祖文）
“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卖狗皮膏药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则是有才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潘世元）
一、来源和概念
1．来源：他认为“美国的实力政策除去侵略的内容就合乎哲学，是完全正确的”。
2．概念：实力是什么呢？他认为实力是抽象的，“我无法告诉你”，但又是具体的，“如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如何，植物生长的品种特点如何，其他表现为能力、条件好坏”，他认为实力是相对的，是变化的。
“实力哲学”就是：“对人来说是按它进行活动，一点也不能脱离，它是本质的东西，生活本身是极复杂的，绝不像生活表面那么简单，但人要按这行动。”
他认为实力是指导一切活动的，“任何社会和自然斗争都是它的反映”。同时实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剥削、压迫和竞争，在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平等、和平和进步。
因此，他判断人的好坏是以人们对实力的态度为标准。他把人分为三种：1．不追求“实力”的不大求“上进”，这种人很少；2．他认为应该努力的时候不追求实力，这种人较多；3．最了不起在这种人面前即或工作简单双手很弱也认真去做”。
1．“实力哲学是我的世界观。我深深地相信它，不了解它什么也不会搞好，深刻地了解它很必要，会使人变得聪明”，“小者可以变大，应敏感于实力，争取更大的实力。不这样哲学的新陈代谢会使你不可收拾”。
2．“不一定一分钟都增长实力，但一秒钟也不忘记实力”，“要正确分析估计实力，以及保有、巩固和扩大实力”，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科学。
1．“用它（指“实力哲学”）可以理解任何正确与反动的各方面的理论实质而相当容易”。他认为无论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在追求实力，实力大了别人就不能奈何他了，“印度的力量大了，不听英联邦的话了；美国讲实力政策，苏联以和平竞争消灭帝国主义”。
2．他认为自然界各种生物也都只有有了实力才能生存发展。“一根野草长大了，它具有多汁的种子，人民保存了它，成为麦子，他发展了”，“在寒冷的冬天，花谢了，可菊花开了就它行。耐寒的平果也在生长”，“这古的野兽死光了，人类长大了，并且一代比一代聪明，揭开了社会及自然的许多秘密”。
他认为实力是自然和社会一切事物的本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世界一切事物发展无非是实力的变化；判断正确与反动的标准是实力的大小。他也根据人们追求实力的程度把人分为三等。他认为人们不是根据真理、根据广大人民利益而且根据本身实力的大小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某些人作事胆小或者在熟人面前胆大，上级面前胆小，这是因为实力空虚。”很多人早晨选举人民代表，晚上便忘了名字，对公民权很不关心，因为这对他实力关系不大。
总之，他认为实力至上，实力决定一切。对于这个“实力哲学”，他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没讲过，是我第一个发现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胡仁生的材料）
“昨天并系的会议上，我揭露了系的矛盾，大大的痛骂了他们的无知，教学计划等等。狠狠的反击了徐琳教授，我觉得攻击人身是不道德的，但我攻击的是唯物主义！”
“辩证法本身就是荒谬，真理我要探求打倒歪曲的人。马克思主义是粗糙的，可以动摇的，可以推翻的，要推翻剩余价值规律。列宁歪曲了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太粗浅了，物质观等等都不过是一种纯粹的信仰，这些问题，唯物主义可以这样论证，唯心主义可以那样论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李德）
“好的唯心主义比坏的唯物主义更接近真理些。”（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炜）
“辩证法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混淆是非的工具，就是阴阳八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伍伯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光杆哲学’，‘没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哲学’，它的应用范围有限，一碰到具体问题就不管用了。这样的马列主义能领导中国吗？”（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佟骏）
“我认为观察自然和社会现象应从两个基本的假设出发：
（1）人的一切认识都是通过他的感觉获得的；
（2）在个人感觉之外有一个现象存在，人的认识即是对这个现象世界的认识，人对这种现象世界的感觉和认识有一定的规律。
在感觉以外是没有科学阵地的，要想脱离感觉经验的可能做出一套结论就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是纯粹的信仰，……自从人分划为不同阶级以后，各阶级总希望利用一切可能为自己服务的工具，这样信仰宗教就找到了广阔的市场，由信仰产生的宗教的典型是很多的，但典型的代表有三种：
（一）相信上帝的宗教；
（二）信仰绝对精神的宗教；
（三）相信物质的宗教。
它们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
……我们来看看相信物质的宗教究竟是怎样回事。首先应当肯定这种宗教对科学毫无用处，基本假设（2）肯定人对现象世界的感觉有一定规律这一点已被实践所证实（但实践并不能在感觉以外证明出什么东西来），这样一种观点就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科学家就是研究揭露这种规律性，至于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还是绝对精神的产物，人的感觉是否是物体表面现象的反映，物质是否先于感觉存在，这是信仰的领域，不仅如此，过分迷信唯物论只会对科学带来损失，如勒伯辛斯卡娅的反动理论。
唯物主义在理论上碰到困难时，唯物主义者就说这种困难并不存在，它只是自然本身的个性，如微粒与波动性问题，测不准关系的问题，这种言论与宗教认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是不谋而合的，它堵塞了科学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自然科学家不信仰唯物主义这是毫不足奇的，但却引起了某些唯物主义者的愤怒……如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按本质讲，这相当于对自然本身的批判，我想他们还会批判太阳从东方升起……
……唯物主义虽然在自然科学中没有地位，但他是无产阶级手中一把锋利的刀，在向资本主义斗争中起过作用并且还在起作用。按本质讲，它和无产阶级的国家军队是一样的。……但公理与强权究竟是两同事。……它（指唯物主义。——编者）究竟是一把刽子手的刀，随时随地都是可以抛开的，应当让人民明确这一点。谁有意识欺骗人民……人民就会有一天起来教训他。”（北京大学 严仲强）
“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实行计划经济”。同时他怀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性，曾公开提出“经济危机在现实生活中怎么能够产生？实在想不出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陈复之的材料）
“马克思资本论有问题资本主义没有什么绝对贫困化，奥地利英国意大利等的工人生活还是很好的。我只相信事实不相信那些官方统计数字和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列主义只有在课堂讨论和考试用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种提法就是教条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徐盛桐）
“印度和印尼不经过武装斗争即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至于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必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张复之）
“中立国家变得相当厉害，如印度提出搞社会主义，我们不相信，但它却不是在开玩笑，他们仍在努力的搞，并取得一定成绩。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缅甸、埃及土改搞过了，印度也在搞土改。”（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陈丘民）
“资本主义甚至以前的社会里，许多人并不知道马列主义，但是他们也作了许多有益人民的事情。为什么现在硬说，人家作对了，是合乎马列主义的，是党的领导；人家作错了，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作祟呢？对了，是党的功劳，马列主义的功劳；错了，都是资产阶级及其他思想的指使。这太不公平了。所以，错了也应该归于党，归于马列主义。
我没有学马列主义，不愿在自己头上加上马列主义，加上工人阶级领导的圈子。”（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地理教员 梁真璞）
“学马列主义要大胆怀疑，怀疑是掌握真理的方法，这是一种品德。”（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炜）
“不相信马列主义的改造作用。只有思想简单的人才相信那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助教 马馨）
“共产党迷信马列主义。”（中国人民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 范政涛）
“遵义会议后树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但是教条主义并未反掉，1949年以来更特别严重了。过去反教条主义的人，成了新的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在未下台以前，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的来源就在党中央在理论和决策部门，它披着正统思想的外衣出现，因此非常顽强，可说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反教条主义应该从中央开始仍然贯彻到每一个小教条身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潘俊民）
1936年以来学术界是在“演木偶戏”斯大林说什么就是什么，整个学术界思想都僵化了，缺乏独立思考精神，苏联几十年来，中国七，八年来社会科学上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思想僵化，不能自由发展造成学术上的大危机。
以教条主义为名大肆污蔑马列主义教育，认为我们的教育都是把人培养成方方圆圆的，类似留声机的东西，他们只会唱四种调子：“马恩调”，“列宁调”，“斯大林调”和“毛泽东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章广延的材料）
“对理论性东西不敢发表评论，田家英就是教条主义，毛主席报告说人民内部矛盾是突出的，但他就不敢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的，这是教条主义，是个人崇拜。
不以事论事，而是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应以这衡量言论是否正确。
有一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对抗性问题争论很多，薄一波说不对抗了，很多人就同意了，可是没有根据。
波匈事件出兵我们根据什么说不对，党中央说第一次不对，第二次是对的，有些人也这样说，但并不知道论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张康毅）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