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现象（指党的干部衰退蜕化现象）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现象是党的干部政策决定的，共产党以党代政，党的干部政策实质上是只重招牌，这实际上是公开的秘密。……
党的干部政策是德才并重照顾资，但如果求其实质，乃偏重党员招牌也。有何为证：全国各种机关组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中，非党人士有几个，而在这些非党人士中有职有权和共产党员同级干部，享受同级待遇的又有多少？我说是微乎其微。难道党外千百万人士中都是既缺才又缺德的吗？（说到‘德’如果是指共产党员招牌他们确实缺）。……这是我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
如果（你）造成危机？什么样的危机？上述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的恶果之一，是严重地打击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可概括为：‘照顾他们的生活，（也不是所有的），改造他们的思想，利用他们的知识建设社会主义。’好象很全面，但根本的一点没有，那就是没把他们当作新社会的主人，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把他们当作满天飞毛，他们的积极性不能发挥，完全归咎于他们的思想落后，而党的宗派主义情绪挡住了他们去参加建设，则根本看不到。现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看来热闹……但如果根本的干部政策不改变，那么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则不能全部解决。这一政策（指所谓‘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的第二恶果是：造成党员的特殊身份，共产党员只要不犯大错误，不管工作能力如何，思想是否可（与）光荣称号相称，反正过一个时候升一级，步步高升，高官厚禄，不称（职）的干部占据高位，使工作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这种现象，而在于：由于共产党员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处在没有竞争的地位，他们干不干可以一样升级，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去学习去工作呢？揭露出来的普遍的官僚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则是这一政策的必然恶果。这种现象现在还在蔓延。……但我要说，如果这种政策不彻底改变，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主要的基本的现象。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急需干部，我们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知识分子就会真心诚意为党工作吗？党内呢？党员缺乏前进的刺激，我们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将受到严重的损害，生产力将因此而不能很快提高，而生产力的不能提高，将削弱和最后抽掉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这难道不是危机吗？”
“让贤者，能者(包括共产党在内)来治天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杨瑞清）
“提拔教师单凭资格不凭才，不学无术上讲台，鱼目偏把珍珠充，误人误己大不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野夫）（大字报）
“我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国家在选拔提升干部时，只是看是不是党员，是党员那在工作中，各方面都便利，受领导信任，不是党员，则不被重视，就是有职也无权，我就觉得国家政府对重视学问这方面很不够，这种作法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差不多，处处考查门弟，不考查学识，使得一些寒门之人在我看来就是那些有职无权的人，得不到真正的权利和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孟繁森）
“现在有些干部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生硬，动不动给别人扣大帽子，有些干部特别是老干部，公开地闹名誉、闹地位，对工作不好好干，甚至违法乱纪，这些情况党的组织和上级党委都了解，可是不但不处理，反而被提拔了，……所以我把党看成似乎保护这些同志，他们有了过去的功劳，和‘党员’作为护身符，就什么也不怕，简直是铁饭碗一样，又想到国民党即使不民主，他表面还要处分一下，还有个‘铨叙部’，难道我们今天工人阶段领导的政权，还应该对这些问题迁就吗？
“党员里面提拔干部多，非党群众提拔少，我觉得这既是名又是利，如果抛弃了名利观点，这个事是不存在的，空讲不要名利，这实际不存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伍士杰）
“德才兼备”的准则是对的，但党在执行中有偏差。
重德不重才。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有一位同班同学是班内唯一的党员，但以学习成绩论，也是唯一差的，就是他，被选中去苏联留学了。再说周扬，他在‘左联’时犯过错误，后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解放后担任‘作协’付主席。周扬的东西很少，写过一些小东西，其中还有很多雷同，转印的，最大杰作是编过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但这只是编的而已，且其中教条主义很多，起了不好的作用，除此他没有什么可贵的经典性的东西，没搞过创作。而没搞过创作要来搞文艺理论是较困难的。他是没有真才实学的，但他现在却领导着整个文艺战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员 徐京安）
“使用和提拔干部不是以德才为准，而是要清一色，一些行政重要领导职务均为党员，其他工会、体协都是群众，我看也是宗派主义”说连分配向阳的房子也是‘先主任，后党员，一般群众则打入“冷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讲师 王镜芝）
“我国的干部政策实际执行中德和资最重要，什么是德呢？一般理解为是否共产党员。要变为领导就必须是共产党员，入党成了晋升的办法。入党简直和鲤鱼跳龙门一样。党员以上的人如何评德呢？以党龄衡量和看这人对中央领导的信赖态度，对中央政策执行情况。这就使人们只能盲目崇拜。另就看人们的资历……革命时间愈长领导地位愈高。所以根据标准实际成了看是否党员和党龄长短。这种制度就为宗派主义的滋长创造条件。他提出应‘唯才是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
有些党员对那些唯唯诺诺，缺乏独立思考，思想僵化，做工作不用头脑的人认为是好同志，可以信任他们，并为党组织，上级干部所器重。唯唯诺诺的人不等于朴素踏实的人，有些人就混淆起来，还有一些人虽然有自高自大的缺点，但他们却有一定能力，可有些党员在批评缺点时，而一概否定了他们的才能，因而就看不起他们，不信任他们，这样的信任标准是否正确？（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提拔干部要根据德和才是对的，但事实上是只强调德，而且只强调宗派主义的德。只要所谓政治可靠，是心腹人，合领导的胃口，不管怎样不行，也可以飞黄腾达。相反有些人能力强，工作也积极，只要不是党员，就一直压在下边。旧社会有升有降，现在老干部级别与年俱升，有升无降，再不行也得占个领导地位，而且官越作越大。同年参加工作，工作一样努力，政治上被信任的便提成六级、七级，而且多方培养，一意要把这批人变成红色专家。历史上有问题的便认为没有培养前途，不提拔，把这批人当成社会的渣滓，到处扔。结果有靠山的人饱食日终无所用心，只要领导信任，仍旧步步高升，甚至连升几级；而被看成渣滓的人抑屈不伸，积极不起来。经过肃反，干部历史基本上弄清了，弄清了历史的干部，在工作上应当得到同党员一样的信任，只要他们有能力，干得了，就应该让他们干。党的领导不一定要通过把不称职的党员硬安在领导岗位上的办法来体现。非党人士也完全可以执行党的政策方针，为党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 曹达夫）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