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两个例子来说：
第一，我曾说：“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中国有四万万以上的人口，一不能卫国，二不能生产，只是许多的消费的单位，加增中国的消费力量而已。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却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中国过去的人口数量，的确是很多的。从人口数量的观点看去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这是事实。过去中国的人民，过着一种贫困的生活，也是事实。但这两种事实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关系，而只存在—种偶然的联系。我过去认为中国人口庞大，是中国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把偶然的联系，看成本质上的联系了。解放后的历史发展，证明这种观点的完全错误。我国在解放以后，人口还在逐渐增加，但贫穷的现象，却是迅速地在消灭着。这就说明了过去我国的人民，其所以贫穷，是别有原因在。至于提到中国的人口只是许多消费的单位，那是犯了片面看问题的毛病。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民，固然是一个消费单位，但更重要的，就是他也是一个生产单位。中国的人民有勤劳的传统。在旧社会中所以出现那样多的失业人口，不能由人民负责，而要由不合理的旧制度负责。失业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在旧社会失业的人，在新社会中已逐渐地找到适当的工作。这也就证明了，把中国的庞大人口只看成是消费的单位，是犯了片面性的错误。
其次，从上面那种错误的分析出发，我就幻想中国能够有一天因生育率大量的降低，而使人口从四亿五千万减至二亿五千万，或一亿五千万。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从历史的经验看来，没有一个工业化的画家，因实行节制生育而使人口减少的。从19世纪的上半纪起，在法、英等国，就有人提倡节制生育。20世纪开始以来，节制生育的办法，在英美及西欧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虽然生育率因此而大大降低，但因死亡率也同样迅速地下降，所以这些国家的人口总额，还是在加增的。法国是人口增长最慢的国家。在17世纪，当法国人口已达到二千万的时候，英国还只有四百万到五百万人。现在，英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法国。在有些年份中，法国的人口在减少，但总的趋势还是增加的。它的人口，已由1920年的三千八百多万，增至1954年的四千二百多万。虽然它增加得很慢，但总还在增加。其它国家的人口，一般都比法国增加得要快些。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中，即使实行节制生育，人口的总数也不会减少的。所以我过去以为通过节制生育可以使中国的人口降至二亿五千万或一亿五千万，乃是一种幻想。
所有这些错误的来源，就是由于过去没有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研究问题。我没有把人口问题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来研究，没有了解人口问题是与一定的经济关系密切联系的。在我过去所写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中，偶尔也接触到封建主义，却根本没有考虑到帝国主义。没有把人口问题与这些重要的国内外经济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当然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因而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这种错误的结论所起的作用，是掩盖了反动统治阶级所制造的罪恶，迷惑了群众对于当时主要矛盾的认识，混淆了革命斗争的好像。这一切，我都应当深刻地讨论。
当前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在人口方面，1953年6月，我国进行了第一次的名副其实的全国人口调查，发现中国人口的总数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与此同时，根据内务部统计的29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以及其它省份的10个县的全县，35个县的1个区、2个镇、58个乡、7个村共3018万多人口的调查，我国人口当时的出生率平均为千分之37，死亡率平均为千分之17，自然增加率平均为千分之20。自从1953年6月以来，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加率都在变动之中。但为简单起见，我们的讨论，将以1953年的数字为根据。
在社会方面，我国近年来的变动是空前的。近百年来骑在中国头上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努力。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国已经在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的预计，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是必要的，或者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基本上完成，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个别地区以外，就可以全部完成。
以上就是当前的人口及社会的基本情况。
我们在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如上面所说的，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们的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研究人口问题的时候，必须联系这一基本任务进行考察。其次，我们自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社会主义的财产所有制，已经逐步地取得领导的地位，因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等，在我国已经逐步地发挥作用。在研究及解决人口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首要的任务。“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我们增加生产，有两条主要的途径，一是增加劳动量，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第二条途径是基本的。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工业产量的增长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占51.4%，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约占80%。从1940年到1954年约占70%。第六个五年计划期内，工业产量的增长，预计由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约占85%。我国的情况，与苏联相似，国营工业1957年比1952年增加的产值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来的。
在这两种增产方法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优越性，最近我在北京的一次农村调查中，得到很明显的证明。北京有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社的农民，每人为社会创造的产品是29.6元（包括农业税、公积金及公益金），另一个社的农民，每人为社会创造的产品是28元。假如每一个城市工人每天只吃一斤粮食，每斤粮食以一角六分计，全年所消耗的粮食，就值58.4元。这一数字，略为超过两个合作社的社员为社会所创造的产品的总值。两个合作社的社员，除了养活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庭人口外，还能在粮食方面，养活一个城市工人，已经不是过去的单干户所能做到的。但是在北京的郊区内，有一个国营农场，这儿的每个定员工人，在1955年，为国家创造利润1248元。如果把这些利润，变成粮食，就可以够21个人吃一年。国营农场的工人，劳动生产率高，为社会所创造的产品数量大。他一个人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的产品，如要农业生产合作社靠增加劳动量去创造出来，就需要增加42个人。国民经济所关心的，不是增加工作量，而是增加产品总额。以更少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产品，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尤其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特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使用价值增长的速度，经常快于价值增长的速度，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越向前发展，每一单位劳动量所创造的社会产品也就越多。马克思早就说过：“生产力无论怎样变化，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不变的。但它在同一时间内会提供不等量的使用价值，在生产力增大时更多，在生产力减小时更少。”(2)有人以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产量的增长是必须与劳动量的增长成正比，那是错误的。
增加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是很多的，但为苏联及我国的经验所证明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提高劳动人民的技术装备。马林科夫在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首先是由于国民经济中广泛地使用新机器和采用先进的技术作业法，生产机械化和电气化，特别是费力的、沉重的工作机械化。”(3)提高劳动人民的技术装备，就必须进行基本建设的投资，而投资的来源，就是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国民收入中的积累部分与消费部分，是互相密切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的。在一定的时期内，降低了消费，就增加了积累。反之，如果增加了消费，也就会降低了积累。正是在提高积累这一问题上，我们愿意指出，过高的人口出生率，是有碍于积累的迅速增加的。
这一论点，初听起来，好像是与“人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一论点相矛盾的。积累的实物形态，就是财富，归根到底，是人创造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说，过高的人口出生率，是有碍于积累的迅速加增呢？更高的人口出生率，表示将来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也就会创造更多的积累，为什么说它反而妨碍积累的迅速加增呢？这一问题，必须给予明确的回答。
劳动力是财富的源泉，我们对于这一点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初生的婴儿，并不是劳动力。他不能创造财富，而只能消耗财富。不但他不能在出生的那一年创造财富，就是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他也不是生产者，而只是消费者。只有当他成长到15岁或15岁以后，他才能加入生产，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及使用价值。
现在我们来算两笔帐。一笔帐的条件是，假定我们维持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即每千人出生37人。六亿人口，每年就可生育2220万人。另外一笔帐的条件是，通过节育的有效宣传及对于节育物品的有效供应，使人口的出生率，降至西欧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即每千人出生17人。六亿人口，每年就可生育1020万人。两个数目相比，相差为1200万人。现在我们就要计算一下，少生或多生1200万人对于我国的积累问题，发生什么影响。
一个人自出生到15岁能够工作的时候为止，每年在衣食住行及教育卫生等项目上的花奖，平均以100元计算，一共要花1500元。这1500元的消费，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一部分由家庭担负，另一部分由社会担负。1200万个出生的婴儿，在我们目前的死亡率之下，可能有1000万人活到15岁。现在我们姑且把半途夭折的儿童所谓费的价值不算，1000万人活到15岁，一共要消费150亿元。这150亿元，可以用来提高多少劳动人民的技术装备呢？当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劳动人民的技术装备是不同的，他们为社会所创造的产品，其数量的多寡也是不同的。现在我们还是以上面所说的那个北京国营农场为例，来说明我们的问题。这个国营农场在1955年的固定资产，如果以职工的人数去除，每人可以得到6080元。就是在这6080元的固定资产装备的协助之下，每一农场的工人，为国家创造了1248元的利润。我们如果照样以6080元的固定资产来配备一个农业劳动者，那么150亿元，就可使246万余人，在农业生产的范围内，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246万余农业劳动者，如果他们也照样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利润1248元，总数便是三十亿零七千万余元。这是一笔帐。
另外一笔帐，就是假定还是维持目前的出生率，每年生育的婴儿，不是1020万人，而是2220万人，即多生1200万人。这多生的1200万婴儿，如上面所假定的，有1000万人活到15岁。当他们年达15岁时，又假定有一半的人或因继续求学，或者从事家庭劳务，只有500万人从事工作，而且为了便于比较起见，我们又假定他们都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他们所得到的配备，假定与现在北京郊区的农民一样，那么他们每人为社会所创造的产品，也只能有30元。500万人所创造的净产值之和，也只有一亿五千万元。这个计算的方法，有一点是可以批评的，就是我们没有把15年内农业生产合作社固定基金可能增长这一因素估计进去。固定基金如果增长了，农业合作社社员为社会创造产品的能力必然会加增的。在我们这种社会制度之下，合作社的固定基金必然是会增长的。可是增长多少，现在还无法加以估计。根据苏联的经验，农业中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如以1913年为100，则1928年为141，1940年为333。我们现在假定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固定基金，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以增长3.3倍。与此相适应，每一农民为社会所创造的产品，也可增加3.3倍，那么每人为社会所创造的产品，就不是30元，而是100元。1500万人就一共创造了5亿元。这个数目，与我上面所举那个少生1200万人的条件之下所积累的数字相比，还不到六分之一。这一例子，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论增加生产也好，或是增加积累也好，靠增加劳动量来达到这一目的，不如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后者是达到目的更为迅速的途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指示我们的。这个规律，要求我们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来使生产不断增长与不断完善。所谓在高度技术基础上来使生产增长，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规律并不要求我们在增加劳动力数量的基础上来使生产不断增长与不断完善。为了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就必须要有积累。在不妨碍现有人口的生活程度随着生产的增长而适当提高的前提之下，积累的速度是越快越好，积累的总额是越大越好。在人口出生率较低的情况之下，不但做父母的可以因为负担较轻而增加储蓄，就是国家在计划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时，也可因为消费人数较少而适当提高积累的比重。很明显，降低我国人口的出生率，是有助于积累增长的速度的，是有助于积累总额的扩大的。在两种不同的出生率之下，我们看不出比较高的出生率，有任何可以称道的优越性。相反地，较高的出生率，只是意味着较多的消费，较少的积累，与我们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是不相称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但要求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增长，也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同时受生产所制约。只有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然后最大限度地满足物质及文化的需要才能得到保证。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生产的人，不但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产品，同时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产品。在我们上面所举的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个社的有劳动力的社员，平均在1956年为自己创造的产品，值263.5元，另一个社比较多些，为342.4元。但是北京郊区那个国营农场的农作物工人，同年每人为自己创造480.8元，畜牧工人为自己创造540元，比农业合作社的农民要高得多。另外再举一个例。一般地讲，我国工人所掌握的生产数据要比农民多些，所以近几年来，工人为自己所创造的产品，也比农民大约高一倍。因此，为了提高我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程度，最要努力之点，不在于加增整个社会的总劳动量，而在提高每一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增加积累，而增加积累的途径，主要是努力增加生产，但降低现在的人口出生率，也是有助于这—任务的完成的。（这一论点，暂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
要进行生产，必须有劳动力。但是现代化的生产，单靠劳动力是不够的。劳动力必须与生产数据相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生产数据是物化劳动。因此。这儿就发生一个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比例关系的问题。这—比例关系，如果配合得好，生产就可迅速地增长。反7是，如果这个比例关系失调，或者活劳动太多，而生产数据不够；或者生产数据太多，而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去加以充分的利用，都会使生产达不到最高的程度。
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今日的问题，就可发现中国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不平衡的。我们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生产数据，可以把目前存在的劳动力，加以最合理、最经济、最有效的利用。
一切比例关系的制定，都要服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也不能例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生产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增长与不断完善，这就要求对于每一劳动者，配备相当数量的生产数据。当然，我们对于每一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数据，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在落后技术的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举个例子来说，在纺织工业中，我们所要求的，是在自动纺织机的基础上进行生产，而不是在手纺机或手纺机的基础上进行生产。
为要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生产，每一个劳动者，必须配备多少生产数据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愿意提供下列的一些数据，作为参考。
1955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为181.4亿元，加上流动资金57.3亿元，工业资金共为238.7亿元。同年工业中的职工人数为4,152,000人。由此可以看出，工业中平均每一职工拥有的工业资金为5,750元。这兑所说的工业资金，是把旧企业及新企业放在一起计算的。旧企业的设备，许多已经陈旧、简陋，够不上高度技术的标准。因此，把新旧企业的工业资金放在一起来计算每一职工的技术装备程度，是会低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对于技术装备的要求的。
我们现在再用另外一种材料，来计算职工的技术装备。在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有在各生产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数字，有各部门工人职员人数的增加数字。根据这两类数字，我们可以算出，新增一个职工，必须增加若干基本建设的投资。计算的结果如下：
生产部门 五年内基本建设 五年内新增 每一新增职工
投资总数 职工人数 摊到的投资
工业 248.5亿元 227.2万人 10,937元
农业、水利和林业 32.6亿元 37.1万人 8,787元
运输和邮电 82.1亿元 37.6万人 21,835元
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 12.8亿元 102.4万人 1,250元
文化、教育和卫生 30.8亿元 46.3万人 6,652元
城市公用事业 16.0亿元 5.5万人 29,090元
这六个部门对于每一职工的投资额是不同的。平均计算，新增一个职工，就要增加投资额9,269元(4)。这儿还只计算了基本建设的投资，没有把流动资金计算进去。但即以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而论，每一职工的装备程度，已高于新旧企业合计的数字了。这表明，在新企业中，我们采用了最新式的技术装备，因而每一活劳动单位所需配备的物化劳动数量就较大。
目前，在高度技术基础上来进行生产，每一职工必须有一万元左右的固定资金。假定流动资金与固定资金的比例为1∶3，如1955年工业资金的统计所表示的，那么每一职工需要配备的生产数据总计为一万三千元左右。
根据这一数字，我们可以算出我们每年的积累可以使若干人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就业。
我们在1954年的积累，占国民收入21.6%。它的绝对数，估计当在170亿元左右。如果把我们所有的积累，都用在扩大再生产上面，同时又假定新增一个职工，就要替他准备一万三千元的生产数据，那么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内，我们只能增加职工130万人。这与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增加的数字相差无几。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增加职工53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7万人。
但是我们目前每年人口的自然加增率为千分之20。六亿人口，每年就要增加1200万人。这1200万人，假定有一半要就业，就有600万人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加以安插。如果我们想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生产，那么我们目前的积累，只能满足130万人的就业要求。换句话说，如果只有130万人要求就业，那么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比例关系，是可以满足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但是目前要求就业的是600万人，而不是130万人，问题就在这里。
也许这个问题是暂时的问题罢？也许在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积累总额不断增长之下，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顺利地安排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比例关系罢？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也可以进行一次计算。
我们国民收入与积累的增长速度，现在很难估计，因而我们必须借助于苏联的经验。根据苏联的经验，如以1913年的国民收入总值为100，1928年便为119，1940年为611。换句话说，在不到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约六倍。让我们假定从1954年算起，我们的国民收入，到1967年，也可增长六倍。假定到了1967年，我们的国民收入，以可比价格计算，可以达到4680亿罢。如果那时我们能够在国民收入中，积累25%，那么积累的总额，就有1170亿，大大超过目前我们国民收入的总额。掌握这样多的积累，我们可以使多少人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生产呢？
我们是否还可以假定那时每一职工的技术装备，只要一万三千元就够呢？当然不能作出这种假定。技术是不断进步的，特别是在自动化的时代，每一工人技术装备的价值，必然会不断提高。这已经证明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根据苏联的经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基本建设的投资，按1955年7月1日的价格计算，为616亿卢布。在此时期内，新增职工的人数为1180万人，平均每人摊到的基本建设投资为5220卢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半中，基本建设的投资为1387亿卢布，新增职工人数为450万人，每一职工摊到的基本建设投资为30，822卢布，约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每人摊到的投资的六倍。这是很自然的。技术不断进步，当然产生这种结果。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苏联的基本建设投资为6253亿，新增职工人数为950万人，每一职工摊到的基本建设投资为65，821卢布，比1940年的数字又提高了一倍以上。比起第一个五年计划来，每人摊到的基本建设投资数字，增加了十二倍以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社会主义的生产越是向前发展，每一个活劳动单位所配备的物化劳动就愈多。
回到我们原来的计算。假定我们技术进步的速度与苏联相似，那么在1967年，每一职工摊到的工业资金也应当提高六倍，因而每人所需要的，在那时就不是一万三千元，而是七万八千元了。如果我们以1170亿来扩大再生产，同时对于每一新增职工，要配备七万八千元的生产数据，那么我们在那一年，就可增加职工150万人。
150万人这一个数字，只有在降低劳动生产率这个条件之下，还可以增加，譬如一个五万锭的纱厂，如果平均每一女工看纱锭五百锭，那么只要100个女工就够了。如果不增加纱锭而增加女工，譬如说，把女工的数目增加到200罢，那么每一女工所看的纱锭，平均就由500枚降为250枚。每一个女工的劳动生产率，可能就要降低一半。
每年增加就业人数150万，从别个国家的经验看来，是不小的一个数字。我们看一下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工业国的经验罢。美国在1900年的工作人数为28,282,610人，而到1956年，就达到68,803,000人。在56年之内，共加40,520,390人，平均每年只增加723,578人。美国是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进行工业化的，就业的范围，受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所限制，因而不能加得很快，所以它的经验对于我们的参考意义不大。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职工的人数为1080万人，而到1955年，便达4840万人，在27年之内，一共增加了3760万人，每年平均加140万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每年平均增加职工107万人，已如上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要增加职工600万到700万人。即以700万人计，每年也只增加140万人。根据苏联及我国的实际经验，以及上面我们对于积累的估计，可以认为，如果要维持劳动生产率在高度的水平上，那么每年增加的就业人口，除了填补那些退职的人数以外，不能超过150万人左右。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然加增率还是千分之20，那么在1967年，要求工作的，可能还不只600万人呢！这就是我们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一个矛盾。
第一种是我们过去所采取的办法。这一办法的主要内容是，让国民经济中存在两种在不同技术水平上生产的部分，一部分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生产，另外一部分则是在比较落后的技术基础上生产。这两部分虽然同时并存，但我们的努力，则是设法扩大第一部分的规模，同时逐渐缩小第二部分的规模。我们的投资，可以说是集中在第一部分的范围内，虽然同时也适当照顾第二部分。这种生产技术前进部分与生产技术落后部分同时并存的局面，在各个生产部门中均存在，而在农业生产中表现最为突出。我们有国营农场与机器拖拉机站，那儿的生产，基本上是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少数的个体农民，那儿的生产技术，虽然近年来已有不少改进，但离机械化与电气化的目的，还相差很远。
这样做，当然在一部分生产范围内，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因而劳动生产率也是很高的。但是在另一部分生产范围内，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比例关系则是不相适应的，因而劳动生产率就比较低得多。
由于第一部分的职工劳动生产率高，为自己创造的产品及为社会创造的产品都比较大。所以第二部分的就业者，经常对第一部分施加压力，想从这一生产范围转到那一生产范围去工作。1956年就曾出现了在第一部分生产范围内人浮于事的现象。如上面所指出，计划每年新增职工不过107万人，但1956年到九月为止，全国新增加的职工就有224万人。全国增加新职工的总数超过了原计划一倍还多。结果怎样呢？由于职工人数增长过快过大，就不但加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也影响了劳动生产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有些单位出现了大量窝工的现象。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6年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比1955年有所提高，但是1956年的前三个季度是逐季下降的。针对这一情况，1957年的劳动计划就要贯彻中共中央二中全会的决定，严格控制职工的增加，同时继续贯彻多增产、多办事、少增人的方针。对于人员有潜力的某些部门，仍然应该采取旧单位增产增事不增人，新单位要增加人员尽量从旧单位调配的方针，以克服劳动力的浪费。由此可见，我们的政策是要维护现代化的生产部门，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生产，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生产。我们决不为了增加职工而降低劳动生产率。但是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都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
第二种是印度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所拟采用的作法。印度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我们不同，那儿有不同的经济规律在发生作用，所以我们两国的情况，不是完全可以比较的。但印度是世界上人口众多的第二个大国，生产技术也比较落后，所以那儿也有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如何配备的问题。
负责起草印度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位专家，印度统计学院的主持者，马哈纳朗比斯，是这样来解决问题的。首先，他把就业部门分为四类。即基本工业、工厂消费品工业、家庭工业（包括农业在内）及劳务，然后计算每一就业部门，如果增加一个职工，就需要增加多少投资。计算的结果是：每增加一个就业人员，基本工业需要增加投资20,000卢比，工厂消费品工业需要8750卢比，家庭工业需要2500卢比，劳务需要3750卢比。如果印度采取优先发展基本工业的方针，把投资集中在重工业，那么印度就无法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有1100万人要求就业。如果，譬如说，把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所能筹集到的资金561亿卢比完全投入重工业，那么只能容纳280余万人，不能解决印度的失业问题。因此，马哈纳朗比斯提议把投资作如下的分配：
就业部门 每增加职工一 投资总数 就业人数
人所需的投资 总数
基本工业 20,000卢比 185亿卢比 0.9百万人
工厂消费品工业 8,750卢比 98亿卢比 1.1百万人
家庭工业（包括农业） 2,500卢比 118亿卢比 4.7百万人
劳务 3,750卢比 160亿卢比 4.3百万人
总计 561亿卢比 11.0百万人
在家庭工业及劳务二部门中，投资还不到一半，但容纳的就业人数，却占十一分之九。从投资的构成看来，印度并没有象我们这样，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印度投资的主要目的，显然不是要迅速地提高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而是要最多的人充分就业。它的做法，与我们的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在他们的投资的方针之下，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建成大工业的基础，来完成工业化的任务。
但是在外表上，我国与印度在目前都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就是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比例关系不相适应，因而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很低的。难怪尼赫鲁总理在谈到印度人口问题时说：“有些国家，例如印度，决不需要更蕃盛的人口，若是人数较少反会更好一些。”(5)
为了改变这一比例关系，我们提议第三种办法。第三种办法就是以我国过去的办法为基础，但马上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降低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一方面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的技术基础不断提高，一方面使人口出生率降—低，因而将来要求就业的人口，逐渐下降，使我国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有可能使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得到比较适当的配合，那时每年新增的劳动者，都可以在高度按术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就是这一办法的基本精神所在。
降低人口出生率，我们可以从千分之37降到千分之17为目标。这当然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但经过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数字是现实的，而不是幻想。拿别国的经验来作我们的参考罢。德国在1876年，人口的出生率是千分之41，到了1927年，就下降到千分之19.5。在51年内，下降了千分之21.5。苏联在帝俄时代的人口出生率是很高的，在1913年为千分之47.0，但到1950年，便下降到26.5。在27年之内，下降了20.5。德国与苏联，都没有采取节育的政策。相反地，苏联根据自己国家中的实际情况(6)，在过去是采取奖励人口政策的。但即使在奖励人口的政策之下，人民自发地节制生育，在短时间内就使出生率大大下降。我们如自觉地采取节育政策，那么可能不必要等27年才使人口的出生率下降千分之20。有人说，我国人民受了“多福多寿多男子”的传统所影响，对于节育是抱有成见的，因而宣传节育，恐怕不易见效。其实成见是可取通过宣传教育来打破的。世界上最为根深蒂固的成见，大约没有一种可以超过对于私有财产的成见了。但是在我国，通过宣传，示范，人民对于私有财产的成见，已经被摧毁了。“多男子”的成见，同样是可以摧毁的。
节育不是要求结婚的夫妇不生育，而只是要求不要生育过多。什么算是生育过多呢？在我国的情况之下，生了三个或四个子女的人，还继续生育，就算是过多了。我国出生率之高，就是这些生了三个子女还继续生育的人所造成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举埃及，日本，丹麦及西德的出生统计为例。
国名 年份 出生率 出生婴儿 生育下到 生育超过 生育超过三
（每千 总数 三次的母 三次的母 次的母亲所
埃及 1951 44.7 425，121 211，508 213，613 50.2%
日本 1952 23.5 2,005，162 1,452,429 522，733 26.O%
丹麦 1953 l7.9 78，261 62，805 15，456 19.7%
西德 1952 15.7 694，317 612，320 81，997 11.8%
这个表上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与生育超过三次的母亲所生婴儿占婴儿总数的百分比有密切的联系。这一百分比愈高的，出生率也愈高。反是，这一百分比愈低的，出生率也就愈低。埃及的出生率在1951年为千分之44.7。这个国家的婴儿有一半以上是生育过三次以上的母亲所生育的。西德在1952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15.7。这个国家的婴儿只有十分之一略多一点是生育过三次以上的母亲所生育的。由此可见，只要已经生过三个子女的人实行节育，我国的出生率就可大大下降。有了三个子女的人，即使还相信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教条，在节育时也可以问心无愧。说服这些人实行节育，应当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我国目前的死亡率，为千分之17。这一指标也还有下降的可能。但在无论什么国家里面，它的下降是有一定限度的。在人口的年龄构成，表示老年人的比重很低的时候，死亡率下降到千分之10以下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人口的年龄构成，已经达到常态，老年人的比重已经相当提高的时候，那么在目前的卫生条件之下。经常维持死亡率在千分之10以下，还是不易达到的。因为经常维持死亡率在千分之10以下，就要求每千人中，有相当的数目活到百岁以上。因此，作为一个趋势来看，把死亡率维持在千分之12左右，是通过医药卫生事业的改进而达得到的。如果出生率维持在千分之17左右，死亡率维持在千分之12左右（当然死亡率应当尽可能的降低，这儿只是指趋势而言），那么我们的自然加增率就平均为千分之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可以稳步地而不是迅速地增长，对于我国是比较适宜的。
我们研究国民经济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现在的人口实际，就是总数已在六亿以上，而每年的自然加增率，又在1200万人以上。这一实际的存在，是不以主观的愿望为转移的。但是未来的发展，却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有计划地采取一些措施，使未来的要求就业的人口，合乎我们国民经济的需要。换句话说，使人口的自然加增率，从千分之20降到千分之5左右，则是通过自觉的努力便可以达到的。努力的主要办法，就是实行节育。党中央已经制定了节育的政策。在1955年3月党中央颁发的有关节制生育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说：“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党的政策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卫生部门，大力采取措施，使我国的自然加增率，不要象现在这样迅速，而要维持在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发生作用的水平。
当我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也将如苏联一样，解决基本经济任务，自然也会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那时的基本经济任务，就是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水平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一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看一看下面的数字就可知道。
产品 1955年美国每人产量 我国赶上美国应当达到的总产 1957年我国计划产量 基本经济任务要求
名称
我们的生产量比1957年提高的倍数
电力 3，782度 22，692亿度 159.0亿度 142.7倍
煤 2，707公斤 162，420万吨 11,298.5万吨 14.3倍
生铁 427公斤 25，620万吨 467.4万吨 54.8倍
钢 642公斤 38，520万吨 412.0万吨 93.4倍
水泥 313公斤 18，780万吨 600.0万吨 31.3倍
石油 2，015公斤 120，900万吨 201.2万吨 600.8倍
上面表格中我国赶上美国应当达到的总产量，是以六亿乘1955年美国每人产量得到的。以这个数字与我国1957年的计划产量相比，就可算出：为要达到按人口计算的美国生产水平，我国各种产品应当增加的倍数。
应当注意的，就是这一计算，作了两个不切实际的假定。第一，它假定了当我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美国的按人口计算的生产水平，还是停留在1955年所达到的情况。这是不切实际的。那时的水平，可能比现在还要高些。其次，我们又假定了我国的人口，那时还是六亿人。这也是不切实际的。那时的人口，一定早已大大超过六亿。如果根据这两个条件把表中的数字加以修正，那么我们的任务，比表中所指示的还要艰巨。对于每种产品比1957年计划产量应当提高的倍数，将比表中所指示的还要增大。
我们有必要把那样重大的任务放在我们及我们后代的肩上么？我看是没有什么必要的。我们没有必要使我们的人口迅速增加，以致我们在解决基本经济任务时，要完成更多的工作。完成上表所提出的任务，已经是要我们及我们的后代付出很大的劳动了。
在我们的朋友当中，还有一些喜欢乱扣帽子的人，一听到节育，就以为这是在提倡新马尔萨斯主义，因此有必要对于这一点说几句话。
从表面上看，新马尔萨斯主义，提倡节育，我们也提倡节育，好像我们的主张有共同之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提倡计件工资，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提倡计件工资，能够说我们的计件工资是与资本主义的计件工资一样的么？他们只是表面上相同，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采用计件工资的理由与采用计件工资的效果，与资本主义都是不同的。任何一种措施，必须把他放在这种措施所推行的社会制度里来观察才能了解其全部意义。对于节育问题，也要这样的观察。
我们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有许多根本上不同的地方。首先，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对于农业的生产能力，一般是抱悲观态度的，时常害怕农业所提供的食物，不够人口的消费。我们对于这一点并不悲观。我们党中央所提出的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在12年内，把粮食每亩的平均产量，按照三种不同的地区，分别由1955年的150多斤提高到400斤，由1955年的208斤提高到500斤和由1955年的400斤提高到800斤。到1967年，粮食的全国总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半以上。过去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粮食的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44.8%，1955年又比1952年增加12.2%，但人口增长的速度，就在现在这样高的自然加增率之下，也远远赶不上粮食增加的速度。因此，我们即使维持现在的人口增加速度，我们也可以吃得更饱，吃得更好。我们提倡节育，不是怕粮食不够。这是我们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不同的一点。
其次，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经常害怕人口的增加太快，会降低人民的生活程度。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种害怕已经没有理由再存在了。由于我们社会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生产的增长，总是超过人口的增长。这就保证我国人民的生活程度可以逐步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增长33%。1957年比1952年，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将提高近一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25%到30%。农民的全部收入在五年内也将增长25%到30%。我们的人口即使每年增加千分之20，我们还是可以使人民的生活程度逐步提高。当然，如果出生率略低，我们可以使生活程度提高得更快些。我们提倡节育，不是怕生活程度下降。这又是我们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不同的一点。
我们提倡节育，除了一般人所说的为了妇婴的健康，子女的教养，民族的繁荣等理由外，还是为了要迅速地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要使我们的生产合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因而使我们现在能顺利地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将来能不过分费力地解决基本经济任务。如果有人反对我们的结论，也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说明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情况之下，为什么维持现在的自然加增率是必要的，是合适的，是有助于我们现在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以及将来完成基本经济任务的。我们还看不出有什么人能够提供这样的说明。因为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问题，这样的说明是提供不出来的。
最后，还要声明一点，就是依照我们所提的办法做去，目前人口问题的紧张程度，可以逐渐减轻，将来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我们便有可能使其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生产。但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农村中广大人口，在机械化的过程中，必然腾出许多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应当做如何的安排，本文并未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选自《新建设》1957年第3期）
注释：
(1) “列宁论劳动生产率”，人民出版社版，第123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页。
(3) 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42—43页
(4) 如果考虑到一部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动用，以及投资中的一部分是为改建旧厂矿之用的，那么这一数字似乎偏高。但另一方面，计算职工所配备的技术总量的增长，只能用一个工作班的人数来除投资总数，而我们在计算时，并未把做两班三班的工作人员剔除，因而这一数字又似乎偏低。在没有得到有关资料来作出适当修正之前，我们暂且采用这一数字。
(5)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版，第734页。
(6) 苏联的面积，比我们约大2.3倍，但人口只为我们的三分之一，这是我们两国的国情基本上不同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