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不能领导。共产党的领导扼杀了文学的生命。谁有学问，谁就作领导，谁就得写出像我这样的论文来。不懂学术，领导什么。什么党不党，党就会作坏事。为什么一定要党呢，让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吧。”
“共产党是为了取消党而奋斗的，现在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党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应该让大家来选举有能力的人出来当领导。”
“虽然宪法上规定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但宪法是可以改变的。我主张将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联盟，让它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国家机关，对共产党施以压力，以五年为期，共产党搞得不好，就叫他下台！在中国划一两个省份给民主党派，让它施行自己的方针政策，和共产党比一比，看谁治理得更好。”
“‘三害’是现象，不是本质。为了彻底铲除‘三害’，就要找出本质的东西。在我们学校里，我认为党委制是产生‘三害’的根源；就全国范围来看，我认为与制度有关。在苏联就把所有错误的资任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按：他的意思是说把责任推到死者身上）而在中国就把责任推到下面的小干部，而不向党中央或大干部找。现在允许反对的只是小的、支支节节的，而不允许反对大的，根本的东西。”
“一切党派应该退出学校。党委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党委制肯定是要不得的。参加党委的是那些人最多呢？第一是老干部，他们文化水平低，对于教学和研究工作更是外行。第二是年轻的党员教师，他们有热情，但没有经验，这些人组成的党委要领导这么大复杂的一所高等学校怎么可能？党委在学校不适合，高等学校应该成立校务委员会，请那些有经验的老教授来领导，现任高等学校所以没有菱与发明就是党委制统治的结果。”
“党委可以决定一切而行政不可以否定党委的决定，这是违反宪法，党委制与宪法不合，党委制排斥一部分人，比党员能力强的人不能做同样的工作。”
“党委领导是 制度问题，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如系祥铁，萧杰五是教授党员，他们领导的系应该问题很少，但实际上问题很多，这就说明是制度问题。”
上海有人提出取消党委制，这是好的——他们想把工作搞好，不是想把工作搞坏，等到群众不提意见就完蛋了。
领导上应该明确一个东西，在学校里应该依靠专家教授来搞好学校。
“我个人主张取消党委制，民主办校，在学校里召开师生员工代表大会，这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学校也可以设党委会，但党委会不能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政策通过被群众所选举到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的党员带到群众中去。党只能以自己的方针政策来影响群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党专政。对党员来说要了解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谁有本领谁就当领导，我有本领我也能当校长”。
“党委制有毛病，从方针政策到行政事务都是党包办，以党代政，在整风运动中把党纪处分与行政处分混淆起来，例如我们要撤换张勃川、张希光、叶材椭……就不能撤换，要经过党同意。解放以后没有行使过能免权，宪法上规定有，但实际没有，过去群众不能有群众的组织，在系里是系秘书来领导系主任，工友也能指挥系主任。（工友是指的党员工友），党委制不能走群众路线，是路线上的错误，造成列宁主义原则。”
“党委制是产生‘三害’根源之一，每个单位都安上一个党员， 不称战不称战，群众不能撤换，形成了党员的特权。”
“党委负责制没有保存的必要，因为它保证了党员有地位，这使得党员蜕化，党委制的基本问题是脱离群众的监督，因此产生‘三害’”。
“在民主的基础上办校，学校最高权力机关不应该是党委会，而应该是教工代表大会。总工代表大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选举有能力的人来领导，这形式上是取消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加强党的责任？”
“在民主办校方面我拥护南斯拉夫的观点，南斯拉夫在这个问题上有创造性。”
“党委制问题，如果这个制度只意味着党的领导，我同意，但如果意味着以党代政，我就不赞成。我主张在党委领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的民主生活。我主张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而这个校务委员会应该采取人民民主的组织形式。包括领导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有代表性的教授，要有职有权。这和现在武大的从有空架子的学术委员会无共同之点。这种形式，既可体现党的领导，又可实现党和民主党派相互监督的作用。另外，党和民主党派还可以从学习中加强联系，这一点，过去在武大作得不够。还有，通过组织生活也可以加强职系，我建议以后党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成员可以交叉参加组织生活以便相互学习，交流经验。”
“高等学校是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地方，领导人要有学术威望，有地位才行。学校可成立一个机构，有党委也有非党员，大家都是平等的地位。”
“很多人错误理解党的领导就是每个单位都要放个党员，不懂也要霸占个位子，结果工作搞得很糟，不懂就会让别人来嘛！”
“马克斯说：‘理论一掌握了群众，就变成物质力量，’如果说，只是有党证的人才能领导，就否定了马克思的指示”。
“北京书简是右派分子写的，其中有一句话当时在我的想想中起了一些作用。这句话是这样讲的，说这次运动是一次群众的自发运动，当时我特别欣赏那‘自发’两个字。因为北京大学的运动也是自发的起来的，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自发起来的，所以我认为自发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思想发展下去，到以后也就成为不尊重党委领导，跟党委树立，单搞一套，最后发展成抗拒领导，与党刘真同志打交道也打得不少了，在长期的过程中我感到他的决心不大，魄力不足，所以我当时觉得很多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党，必须要有自己的行动，对党委来施加压力。我感觉有些东西需要组织一部分同学，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些事情。……在北京大学开始整风之前，我看到北京大学有些所谓是新气象，北京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这个校务委员会是作为全校的最高的行政管理机构，当时党委也参加这个校务委会员。那时我记得光明日报曾经登过这样一个消息，好象是关于科学奖金问题，好像原来党委提出一 个建议，后来校务委员会把它否定了，这个事件曾在报上大肆宣扬过。当时我感觉还是个好现象，我感觉到解放以后，一个行政机关否定党的决权，否定党的建议还是第一次。这里面体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里体现了群众更负责，对自己的事业更负责，当感到党委的决议不切实，不正确的时候有勇气把它否定。当时北大校务委员会把它否定后，党委也认为是正确的，所以我认为过去党委负责制，不管什么重大问题都经过党委决议，有时就难免不有一些偏差，那未成立一个校务委员会，吸收一些对办高等教育有经验的老教授参加，广泛的听取他们的意见，使党委在领导全校工作时考虑得更周到一些，避免少犯些错误，我认为是正确的。所以，我对校务委员会这个东西是很感兴趣的，而且很希望在武大也成立一个校务委会员。我原来搞为中文系鸣放委员会……就是想准备成立以后，宣扬这一事情，而且准备向武大、向湖北省委提出这样一些要求。”
在整风期间，北京大学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们过去的纪念堂里面本来拥着罗蒙诺索夫像，后来把这个像弄掉了，而放了一个蔡元培的像，……这件事情使我很受感动。当然，蔡元培死的时候，我还是小孩，但当我长大以后，我是深深的感觉到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文化和科学史上是占据了一个重大的地位，我确实认为蔡元培是一个可说是相当伟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家。自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那一段时间里面，他是做了很多好事的，他的气魄很大，兼收并 ，什么东西都可装得下去，当时北京大学的学术界出现了一片繁荣气象，比如像李大剑、像陈独秀，他们都可以在北大讲学。当时蔡元培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是了不起的。蔡元培对推进北京大学的学术是有发展的，是有一定贡献的，因此蔡元培是北京大学的功臣，应该肯定他。因为这个像就连想到这样事情，我想到当时武汉大学事情完全不够浓厚，在学校里面对这些有学术成就的老前辈尊重不够，过去在很多问题上过分强调政治条件，而对有几十年研究经验的某一个学术界的权威尊重是不够的，在我们学校里鼎鼎大名的是党委书记、人事处处长这样的人，而不是某些专家和教授。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够正常的现象。但我并不要求把党委书记和人事处长打下来，我是认为党委书记有名、人事处长有名，但是某些专家和教授也应该在学校享有盛名，这就是应该把学校里学术空气搞得更浓厚一些。在北京大学很活跃。比方开办论会、自由霁坛、办刊物。有时我很想把这一套搬到武大来，就是很愿意按照北京大学的方式吧，把武大所谓改造一下。当时我对北大的东西很钦佩的，但是我考虑到这样一些东西，恐怕不是武大的党委所愿意接受、所愿意努力来进行的，这就应该团结一些同学来宣传这些道理，争取在武大能做到这些事情。这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要组织鸣放委员会的思想基础。
另外关于党委负责制问题在这次整风运动初期，我并没有发表过言论要反对党委负责制，我没有讲这样的话，但在思想上我是想过的。思想上是反对党委负责制的。”
“过去特别是运动以前（指整风运动以前）武大党委与群众有很大的距离，党委领导人有心无心地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因此，使群众不能提意见，也没有起到监督作用，运动开始以后。类似情况依然存在。对前一阶段运动中（指6月5日以前）偏激情绪的不正确估计，党委检查仍然不够（指6月12日刘真同志报告中的检查），在我看来，过去党委所以作了不正确的估价可能是听了党员的 报，没有更全面地了解情况。”
“长时间的机构论（指马列主义）统治，使得人们在精神上陷于麻木和保守状态，共产党员根本就不能领导这次运动得到胜利。因此我们须要发动群众大刀阔斧的去干，……今天单是喊喊共产党万岁之类是不够的。我们要喊理性的原则万岁，真理的民主自由万岁，真正的人权平等万岁。
“没有经过群众（党外群众）选出的党委，不能直接领导我们，如党中央书记邓小平，党总支青委樊明智等。”
“胖鹤站败柳，凄鸣动人心。
春茂残冬枯，只剩吃骨头。
春光四季不常在，茂盛年终盖扫除。
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主。
世平众观，我愿领导人民。
让有能力的人领导吧！
我们不愿特务（指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他；
有朝一日农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
按：这里的‘花’是指共产党，‘青松’是指作者的。
“×××，你不能转哲系，你转哲学系没有出路，你没有政治资本。我对他们（共产党）不满不像你，我有我的一套方法，不过不能告诉你。我转哲学系的目的，是研究唯心主义，它并不见得完全要受批判，我吸取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精华，创造一种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的理论。”
“咱们要成立一个组织，多找几个人，党支书力量是相当大的，否则搞不垮他们。……你相不相信我，你应当参加我们的组织不要个人行动，要有领导有组织的搞，团结就是力量！”
“现在可以大胆否定过去被肯定的东西，肯定过去被否定的东西了。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并不是反革命！人们说章伯钧有政治野心，作为一个政治家，有政治野心是无可非议的。我很羡慕那种有坚强政治信念的人，甚至有反动政治信念的人，我也同样地羡慕他。我对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没有反感。”
来源：1957年9月1日《武汉大学右派言论录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