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刑具和道具

中国科学院、徐懋庸

(徐懋庸: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原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回春是其笔名之一)

《资本论》里有这样几句话:

“一个使用价值究竟是表现为原料,是表现为劳动手段,还是表现为生产物,完全要看它在劳动过程中的确定的机能,要看它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地位转化了,它的规定性就会改变。”(人民出版社,第一卷一九八页)

这里的“规定性”一词,大概太哲学化了罢,在英译本里,只叫做“性质”。

有的哲学家不承认这道理,以为任何事物,性质只能有一个,规定性只能有一个,质的规定性只能有一个,据说刀就只是刀,再不能是别的;倘说刀的规定性可以有多样,那就是诡辩,折衷主义,实用主义……

但据事实,我却认为马克思的话是正确的。例如,同样是刀,在双方用以交战的时候,才是武器;而在一方用以对付已经被解除了反抗的可能的对方,使之伤残或死亡的时候,则变成刑具了。

武器和刑具,不但用途不同,质量的要求和使用的方法也不一样。作为武器,因有对方的交锋,所以刀要尽可能的好,使用的人,也一定要练会几路刀法才行。否则,是决无完成战斗任务的希望的。

作为刑具,就不然了。虽然,据说旧社会的某些专业的刽子手,也讲究“利其器”,而且也讲究“艺术”,如杀了头能留下一片不断的后颈皮,内伤做得很重,而外面不露一点痕迹之类。但到底,在对方毫无反抗的可能的条件下,用最钝的刀和最笨的手段,也能完成杀伤和杀死的任务的,不过,结果显得极残酷而已——虽然,因此就要有一颗极残酷的心!

这就使同样拿刀的人,也有了战士和刽子手的区别,人的质的规定性的根本区别。

而且,刀的用途,还可以有许多。再说一种,是道具。

现在倘到街上去走走,还可以偶而看到“卖”武艺的人,他拿了刀或别的“武器”,对观众舞弄着,使出浑身的解数。有的刀,似乎也是好刀,工夫也是真工夫;但有的刀却不好,论工夫,虽然看起来也炫目惊心,不过,倘以武士的眼光而不以艺术家的眼光去评判,却只是一些“花招”。然而,不论刀的好坏,工夫的真假,那共同点是都不联系实际,无所杀伤,而且目的都是为了赚钱。这是不能怪他们或轻视他们的,因为他们本来是艺人,而且是“卖”艺的。所以,只要使观众得到艺术的满足,而他们自己得了钱,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所以,同样的刀,又可以作为道具,而用刀的人,于战士和刽子手之外,还有艺人。

理论是思想斗争的武器,这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所以理论家也就是战士。但是,中外的历史上,所谓“理论家”,其实也有几类:第一,真正以理论为武器,在交锋中分胜负的战士;第二,以“理论”为刑具的刽子手;第三,以“理论”为道具的艺人。这三种人的“理论”,自然也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理论界,除了战士以外,有没有刽子手和艺人呢?我想实际上不一定有。但抽象地推想起来,也可能有的。抽象思维是不切实际的。但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想出一些可能性来,使人预先警惕。每一个运动开始时,预先提出防左防右,就是这意思。因此,我也学一学黑格尔的办法,抽象地说一说理论界的刽子手和艺人是什么样的。

假如,对于并不是一个敌人的人,用了种种的力量,使之处在毫无争辩的地位,然后从捕风捉影的“确凿根据”出发,而无情批判之,残酷斗争之,指为假马克思主义,判为反动,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那么,这“胜利”,也不过是刽子手的胜利,而“胜利”者的“理论”呢?恐怕不一定是好刀。

假如,这“胜利”者,在自己立论的时候,从哲学讲坛上教育别人道:“空间是表征物质客体的广延性的物质存在形式。而什么是广延性呢?就是瘦子变胖子。”又如,他说道:“资本家是资本家,不是画家,不是打渔杀家。”这些理论,新奇极了,听起来很有味,实在值几文钱。但是,在稍为内行的人看来,恐怕也只是道具而已。

我再说一遍:以上所说的刽子手和艺人,在现在的理论界里实际上是不会有的。现在是,真正的战士在日渐多起来,所以,向科学进军,正在形成着一支有真正的战斗力的队伍,而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才确有希望了。

 来源:《长江文艺》195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