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目下的出版社应该在增产节约，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原则下，考虑作重新的安排。比如根据工业技术的专业化，建立了分散的各式各样的出版社，中央有几个部，几乎就有几个出版社，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出不同门类的科学书籍，可以相应的合并。至于文艺方面的出版社，从上海一地来看，则未免过分集中，这一家不用，作者就别无他途。稿子积压太多，编辑部也不必着急，反正只此一家，并无分出。这样也就没有了竞赛，没有给写作者选择的余地。
我在〈谈废书〉一文中已经说过:我们的出版社喜欢走阻力最少的道路，有些配合政治任务的书所以出得那么多，那么滥，就因为这一类小册子容易编写，出书也快，不那么费力，既可以做到品种多，又可以完成“利润上缴任务”，其实我们的出版社忘记了，出版物首先要注重质量，它的目标是为丰富社会主义的文化，而不是仅仅为了“上缴利润”或品种繁多。我怀疑，对出版社规定全年上缴利润若干，究竟对社会主义文化有多大好处！因为不能把管理轻重工业的计划指标同样用在文化部门。没有可出的书，宁愿不出。为了完成指标，滥竽充数，就造成很大的浪费。
谈到出版社的“计划性”，我也有同样的怀疑，我们过分重视选题计划，其实，年初订的计划，在年底能完成百分之五十的就算不错了。因为思想的劳动毕竟和机器厂不同。过去就有过这样的情况，投稿者寄来稿子，可用，但不敢用。因为由于选题计划上没有，万一印出来，纸张不够，又怕选题计划上的稿子真的来了，因此拖到年底，看看预约稿不来了，才敢印。有了选题计划，还容易使出版社陷入被动，约来的稿子，预先不知货色，等到货色上门，拆封一看，作品不佳，为着完成“计划”，或碍于情面，或者已经付出了一笔稿费，编辑同志这时的心情既复杂又矛盾，最后只好赶着出来，以了前缘。当然，比较粗略的选题计划还是要有的。翻译书，文艺理论书，古典文学注译之类的书，是应该有选题计划的。但应该给予创作更大的伸缩性。
来源：1957年3月11日《文汇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