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系右派分子刘期朗是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正如他自己在“良心底申诉”一文中所承认的，过去他就反对党的“某些（？）政治措施和某些（？）与我直接有关的领导人”，他来到西南师范学院后，一贯宣传反党的思想并对党采取敌视的态度，在他所编的“海鸥”报上就曾经宣传反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原理的思想。在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期中，他对我院从党委、外语系党支部到个别党员完全采取敌视态度，猖狂地进攻（参看“西南师范学院资产阶级反动右派言论汇集”第一辑）。但在群众愤怒地起来击溃右派分子之后，刘期朗却力图把自己说成好像是一个为“社会主义民主”而“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说他“被误认为仇恨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说他有“一个纯洁的灵魂”等等，并把他自己承认是右派分子荒谬地说成是“为了避免矛盾的尖锐化”，妄图以此蒙蔽群众进行顽抗。他这样做的结果是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慨，许多学生在1957年9月开学后纷纷提出了应该开除刘期朗学籍的要求。
刘期朗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在虚伪的“拥护共产党”的语句下，在一切具体的问题上反对党，并公开宣传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公开主张“中国走波兰和南斯拉夫道路”，实际上就是要根本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把他的反党活动称为“民主要求”，实际上也就是同一切反动派所诬蔑的“共产党中国不民主”一致；他说群众的反右派斗争“伤害了个利用不着伤害的公民”，实际上就是企图为象他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分子开脱罪责。然而在事实面前，他也不能承认说：“曾经与我合作过或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过我、配合过我的分子……都是对人民政权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和道德上极其败坏的。”尽管如此，他却想否认如下的简而易见的结论：正因为刘期朗是一贯反党的右派分子，所以所有的右派分于才来“支持”和“配合”他。
王叔彬，外语系俄语专业，1960级学生，鸣放开始后化名秋风，借帮党整风为幌子，散布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向党发动了进攻。他把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诬蔑为“一党专政”；叫嚣取消党委制；故意丑化党员；骂工农速中是“贵族学校”；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绩；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反对对朝鲜人民和匈牙利人民的援助；打击进步同学；公开支持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董时光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王叔彬除发表各种反动言论外，还担任右派刊物“白丁报”的特约通讯员，在院内到处点火，并向外写信，寄发反动刊物，妄图造成混乱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群众的反右派斗争中不久就宣布了自己政治上的破产。
邓琴，外语系1958级甲班学生，出身地主家庭，其父兄均于土改中因民愤被镇压，本人怀有阶级仇恨感情。因此，她之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
鸣放时，她放出一套完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说现在大小官员高高在上，却还要以工农利益为招牌；说党以共产主义理想作幌子欺骗群众；说党不把群众看作主人；说党扼杀文化传统；说现在选举制度不民主，新社会中没有言论自由；等等。她在我院首先贴大字报公开为胡风翻案，在班上要求党支部在三天之内公布胡风的万言书，意图借此挑起混乱。
邓琴同时还是她的丈夫刘一学（建筑工程学校右派分子与邓琴同是民盟盟员）反动的助手和传声筒，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她的反动面目很快就为群众所认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