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山是我院地理系教授，九三学社社员，自封的“地理专家”，“万能博士”。今年49岁，河北抚宁人，出生在—个工商业兼恶霸地主的家庭中。
解放前，王钟山是一个不甘寂寞，到处钻营的人物。参加过国民党“肖一山派”及其(肖）主持的“经世学社”，他先后作过伪军政部学兵队干部训练班的教官，伪中央气象局技士，贵阳气象所所长，昆明伪中央日报编辑委员，曾为伪中央日报写过20几篇反动社论。王钟山解放前一贯仇视学生运动，1948年在昆明作过集中营教官，作过反动报告。他一贯接近特务，依附反动政府进行反共反苏的无耻勾当。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给他高等学校人民教师的光荣职务，他却仇视党所领导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仇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进行阴谋活动。他到西师后(1953年），就和杜子荣(地理系讲师，右派分子）互相勾结，结成反党联盟，他们拉拢一些落后教师，职员和学生(有一部分在这次“鸣放”中已堕为右派分子），以普通自然地理教研组为基地，采用两面派手法进行活动，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工作，实际上是到处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破坏党的威信，打击党员和积极分子，制造各种矛盾破坏系上的团结，企图夺取系的领导权，妄想取消党支部，把地理系变成他的独立王国。平时王钟山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违反社会主义的师范教育方针，向学生灌输所谓地理专家的极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这样，就严重的影响了地理系学生专业思想的建立，把学生推向资本主义的深渊。
由于王钟山有着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当我院右派分手董时光之流向党猖狂进攻时，他就积极为之捧场、喝彩。他说：“董时光放了第一炮，这一炮打响了。”在这次鸣放中，他错误的认为“时机已到”，就更加“积极”、更加“活跃”起来，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更猖狂、更恶毒、更露骨的进攻。
在鸣放中，他的各次发言都充满了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仇视。他对解放以来党领导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大肆诬蔑，从根本上否定一切成绩。他说：“解放初期党领导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是走了一些错误的道路的。即马列主义所说的不符合客观实际。”他说：“在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撞伤了很多人。”因此，他向九三学社建议：要求党“为一些受委屈的人平反。”并到处收集“实例”，到处宣扬。他还一贯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文化”，说：“领导是外行，不懂业务和技术，但领导位置却又被官僚主义者占据着，影响工作，阻碍了前进。”显然，他的目的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他企图从党的基层领导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实行教授治校。为此，他主张取消系上的党支部，使“党委空架起来”，以作为“改革学校为教授治校的前奏。”，他说：“系上有了党支书，结果反不如以前了，阻碍了许多问题的解决。”又说：党支书不懂业务，能力不够”，“不是大家选出来的”，是“领导硬派下来的”。他又大肆宣扬过去清华大学评议会治校的优点，说：“领导工作是老先生的事。”企图蒙骗老教师，挑拨他们起来反对党的领导。其它诬蔑党、攻击党的言行更是例举不尽。
在鸣放中他还到处点火，参加学生鸣放，在助教和学生中大肆诬蔑党和党员，挑起助教、学生对党的不满，并和我院罗、董、陈右派小集团来往密切。
王钟山是地理系一个极狡猾、阴险、恶毒的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态度极不老实，见风转舵，大放烟幕弹，企图蒙混过关，他对其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否认，拒绝检查。他说：“我平时不关心政治，这次鸣放中不自觉的说了些不好的话，要好好检查一下”，他想以此来表明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是自觉的。当群众当面揭露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后，他又说：“你们提吧！我已有思想准备。”这就是他对反右派斗争的顽抗态度。
王钟山这一个狡猾、阴险、恶毒的右派分子，在地理系全体教师群起猛攻下，经过了历时一个多月的战斗，通过了学习、酝酿、揭发、驳斥和深入追查五个阶段，前后共开了十五次以上的大会，他本人作了九次检查，最后在真理面前理屈词穷，纔不得不交待问题，向人民低头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