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鲸文：辽宁锦县人，东北军将领张作相的外甥，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伦敦大学。1931年回国，主办《晨光晚报》。1933年在京津地区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出版《自救》杂志。1936年任流亡东北大学秘书长、法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38年赴香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1938～1941)。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中央常务委员，后任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7年9月到香港，在港主编《时代批评》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58年被撤销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
新华社香港2日讯：去年9月逃来香港的右派分子周鲸文，8月1日在香港首次招待记者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他的反共、反人民立场，以及今後继续在香港出版“时代批评”，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打算。
香港反动报纸都以通栏标题刊载了周鲸文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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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鲸文去年以“处理私人财产”的欺骗借口跑来香港後，一直没有公开接见过记者。据反动报纸刊载的消息说：他“每周接见一个人，当然那时很关心周氏的人”。“新闻天地”周刊透露周当时说：“我这次潜来海隅，在北京临行前夕，曾和罗隆基、张东荪、曾昭抡等人会谈过，我告诉他们远走高飞的计划，罗张曾都认为只要我有办法走出来，民盟是应该在海外留一伏棋的。”
周鲸文的“八一声明”全文如下：
“我对香港并不生疏，我曾两次在这里主持《时代批评》半月刊，前后共六七年之久。这里我有很多老朋友，同时，《时代批评》过去也有很多热心的读者和支持者，我关心这个社会和这里的人们，正如他们关心我一样。因此，我首先有责任把我过去参加中共政权和脱离这个政权的经过和原因，向关心我的人们略加说明。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我的一贯活动是为求得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幸福，尤其是主张中国政治问题用政治的和平的方法解决，而反对要军事的战争的方法解决。不幸自从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失败之后，国内的政治局势愈演愈糟，中共完全走上用武力夺取政权的路线。因此，当1948年底毛泽东电邀我们各派首脑一批八人北上共商国事的时候，我曾一度婉言拒绝。
“1949年3月下旬，民盟总部决定由香港迁到北京，我为了责任的关系，也一同去了北京，并且在9月以民盟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事后情势的发展，使我原先所希望的“国事协商”、“联合政府”，以及民主自由的理想全部落空。这主要是中共彻头彻尾的实行了它的‘一党专政’，它曾经号召的‘联合政府’成了不兑现的谎言。如此，中共不仅欺骗了民主党派，而且更威胁控制民主党派作为它骗人的工具，使民主党派人士成了中共的俘虏。
“我抱着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的心情和愿望而去北京，并且在名义上参加了中共政权，但实际上，我对于一切皆莫能为力，8年时间目睹共产党人以特权阶级的资格，作威作福，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而对于广大人民进行了最残暴的剥削，和无人性的镇压屠杀，人民是呻吟于极端暴政之下。我原有的理想和我良心的刺痛，不断的促使我离开这个残暴的政权。最后，托天之幸，我终于在1957年底来到了香港，进入了自由世界的怀抱，我虽然一直为我自己的幸福而欣喜，但一想到民主党派的老朋友们，而今仍在中共的监视掌握之中，说不愿说的话，做不愿做的事那种痛苦无告的情况，是我自己深刻体验领会的，我对他们是一直在怀念和祝福，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像我一样的脱离苦海。
“去年5、6月间，在中共一贯的欺骗阴谋之下，许多民主派的朋友，再度上了中共的当，大鸣大放，不久就在‘反右派斗争’中牺牲了。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许多受中共迫害的老朋友，寄以无限的同情，但却苦于无法援手。去年10月初民盟还没有被中共公开迫害的朋友们，又在中共的导演之下，开除了我的盟籍，并且用中共的口吻对我谴责。他们这样做法，完全受中共的强制压迫，这是我绝对谅解的。因此，我对于民盟开除我，始终没有表示意见。现在我敢说，民盟的朋友们都和我具有相同的理想，而对于中共也都有相同的看法，我相信如果他们能够自作主张，他们是不会开除我，我也不会离开他们，真正要开除我的，是中共政权，而不是民主同盟。
“我自己既然回到了自由世界，想到还有许多老朋友，仍在中共的魔掌之下，大陆上的同胞仍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我觉得我不能再沉默下去，我有责任代表他们宣泄内心的苦闷，发表公正的主张。因此，我决定恢复出版《时代批评》半月刊。今后我将以中国人一分子的身份，同中国各方面的反共力量一起合作，为我们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而奋斗。同时我也将以实际的经验，揭露共产党政权的残暴黑暗，俾自由世界中未受其害的人们，知所警惕。这是我个人的态度，也是即将出版的《时代批评》这个刊物的立场和方针。”
来源：1958年8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