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清华大学和其他学校一样，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风暴，无产阶级思想在学生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反右派斗争划清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敌我界限。红专辩论明确了政治是灵魂、是统帅，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思想；驳倒了“政治危险论”和“超政治”的“中间道路”。双反运动揭发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知识青年的思想面貌，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起着深刻的变化。他们的绝大部分，是在迅速地进步着。同时，历次运动也告诉我们，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斗争。随着无产阶级思想的节节胜利，资产阶级思想边退边战，从一个阵地转向另一个阵地，但仍负隅顽抗。斗争没有停止，而是一步比一步更深入了。现在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核心问题，集中地表现在科学和教育路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方面。在一部分知识青年中，由于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影响，灵魂深处还存在着盲目崇拜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专家的阴影。这种影响可以归纳为对“洋”、“名”、“书”三个字的迷信。
一是迷信“洋”人。外国的就好。牛顿、爱因斯坦是他们心目中的“上帝”，等而下之，就是出过洋的中国人，会讲洋文，沾点洋气，就拜为偶象。
二是迷信“名”人。只要是所谓“权威”，就是榜样。片面夸大科学名人的作用。认为专家、天才决定社会发展。他们说：“共产党把劳动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科学家把劳动人民从贫穷中解放出来。”自己也循着追求出名成家的方向前进。
三是迷信“书”本。所谓学问大，就是读书多，书要读得满腹经纶，象个两脚书橱，“理论”要高得大家都不懂。至于这些“理论”是否解决实际问题，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说，“理论是高级的、先进的、奥妙的、优美的、复杂的、神秘的、万能的。掌握理论是十分困难的”而“生产实践是简单的、低级的、重复性的、盲目的、不动脑筋的。因而也是十分容易的”。他们的所谓“理论”，其实是脱离实际的书本上的教条。
这种种迷信象一把枷锁一样使一部分青年的思想处在屈从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奴隶状态。对古今中外的资产阶级专家，钦佩得五体投地。有的学生把资产阶级专家称做“民族的骄傲，自然的主人，国家的光荣”。动力系一位同学写给一位教授的信上说：“在清华接触到许多好老师如钱伟长等，他们都深刻地影响着我。特别是接触到您之后，每当我念书的时候我都想起您，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一生都永远跟着您走。在您的巨大的花朵上配上一瓣。”机械系的一个同学还模仿某教授走路的姿势，说他走路有“教授风度，风格很高”。
他们一方面迷信资产阶级专家，另一方面对于生产实际、劳动群众却十分瞧不起。有人说：“群众可以把麻雀哄上天，但他们能把人造卫星哄上天么?”有的说：“李始美治白蚁没有理论，不能算科学家，只能当劳动模范。”有人参观农具展览会后说：“这些农具革新有什么了不起，都没超过杠杆原理。插秧船不过是阿基米德原理。”
当然，有系统论点的只是少数人。多数人是模糊不清。这个问题，是在高等学校里贯彻总路线，进行技术革命中最尖锐的思想问题。迷信“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迷信“专家”(资产阶级专家)，轻视实践、轻视工农的资产阶级思想旗帜不倒，要调动知识青年的积极因素，树立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党委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在学生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接着展开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确立了好学生的共产主义标准。
在辩论中，我们发动群众搜集大量事实驳倒上述这些错误观点。譬如在辩论科学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时，群众收集了大量科学发展史上的材料来说明科学理论起源于生产实践，并服务于生产实践。有人说：概率论是脱离生产按自身逻辑推理发展的。但同学们从科学史上查出概率论的发展，正是由于生产的发展。航海保险事业估计船只出事的可能性，战争中研究轰炸命中率以及研究微观世界分子运动等等需要，才使概率论形成了一门科学。在辩论技术革命主要依靠谁的问题时，同学们收集了大量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思想没有改造，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危害以及他们理论脱离实际在生产面前无能为力的情况，说明资产阶级专家并不值得迷信，只有进行思想改造，与工农群众结合才能有所作为。同时又收集了大量劳动人民的革新创造来说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道理，破除对科学理论的神秘观点和对资产阶级专家的盲目崇拜。
在错误观点被驳倒以后，我们进一步发动同学收集材料彻底揭露了某些资产阶级专家的本来面目。盖子一经揭开，原来这些青年心目中高不可攀的“丈二金刚”，其实是很不高明的。
例如电机系学生就在辩论过程中收集了大量事实材料粉碎了他们原先对某教授的偶象崇拜。发现他不但政治上和社会主义有很大抵触，而且业务上也很有缺陷。他是个电机制造专家，但生平与实际生产接触了只有三年：三十年前在英国诺威电机厂实习过二年，二十年前在上海一家电机厂做过一年工程师。他唯一的设计是一台十马力的电动机。据另一教授回忆，那台电动机转动起来噪音响得象拉警报一样。当时他在一旁说：“还好，没炸。”解放前他写过二十几篇文章，大多数是读书报告，只是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文献、书籍作一些注解和介绍。这些论文并没有专门的方向，只是东张西望的泛泛之谈。这位电机教授1955年才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水电站(官厅水电站)。他在解决实际生产问题上又怎样呢?比如电机系勤工俭学中1．7瓩的小电动机试制出来时，转速只有原设计的一半，他束手无策，后来还是一个不到十八岁的青年技工来才解决了问题。固然他在过去阅读了不少外国的文献、著作，但由于理论脱离实际，这种理论是支离破碎的。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一筹莫展。
类似这样的一些资产阶级专家，为什么过去竟使一部分青年丧魂失魄地奉为“神仙”呢?这是因为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一套判断事物的旧标准，在这一代青年思想上还有深刻的影响。他们看人不看本质，而是看“帽子”、“衣服”、看“招牌大小”。资产阶级专家里里外外挂满了“教授”、“博士”、“留学英美”、“学术论文”以至于“大脑袋”“秃头顶”种种招牌，就把一部分青年的灵魂吸引了去，心向往之。而资产阶级专家们也就得意忘形起来，自以为在“科学”“教育”的领域里，他们还保留着最后一张“王牌”，可以凭借所谓“有学问”、“有知识”来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这次辩论彻底揭露了这种资产阶级专家所谓的“有学问”、“有知识”的真相。许多“大科学家”的治学态度，其实是最不科学的。如自称为“万能科学家”的钱伟长，他在学术上采取的三种手段是“偷”、“吹”、“骗”，也就是东拼西凑、自我吹嘘、迷惑青年。现在证明他连自己的本行，最简单的材料力学试验动手做起来都要“洋相”百出。
破除了这套旧标准后，还必须进一步对于什么是学问、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好学生好教师确立一套共产主义的新标准。拔掉白旗插红旗，这是这次大辩论的根本目的。这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关键。因此，我们接着就在群众中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讨论了“好学生、好教师的标准是什么?”把共产主义的新标准高高举起。我们认为：好学生、好教师应当又懂得政治又懂得业务，又能做脑力劳动又能做体力劳动。具体要求：在政治上，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促进派；在思想上，应当是唯物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在业务上，应当理论联系实际，是既通晓科学理论，又能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劳动者，是改造客观世界的能手。他们还应当具有真正的独创性和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了坚持真理，敢于排众议而不随风倒。
我们根据这个标准，大量宣传了政治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型知识青年的红旗，使人人心目中有一个奋斗的目标，振奋了广大知识青年中坚持正确方向，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这里举几个例子说一下：
(一)二十二岁的女学生邬敏贤，机械系五年级团总支委员，坚持政治与业务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最近在毕业设计中设计成功了一台“表板半自动仿形铣床”，是制表用的高级精密机床。过去瑞士不肯卖给我们，据说因为怕我们少买了他的表。日本则索高价要五万元设计费，二万元制造费，后来贸易中断，当然也就作罢。邬敏贤接受了这项国家任务后，进行了刻苦钻研，参照了一些照片等有限的资料，不但设计成功，还在设计中将单轴改为双轴，可同时进行两种零件的加工，生产效率提高一倍。一小时可以生产一百五十个表囊。她说：“以后我们的农民上工下工，不必看星星月亮，每人可以带上自己的怀表。”这架机器，现在正由勤工俭学的同学日夜赶制，“七·一”前就可制成作为对党的献礼。
(二)机械系参加勤工俭学制造锅驼机的锅炉焊接小组，开始时每天只能焊一台，锅炉一到这里就窝工。他们决心采用自动焊，但试验一再失败。有一次请系主任，教研组主任等教授、专家进行了一次“会诊”，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可是他们没有退缩。在看到了胡耀邦同志在青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后，他们表示决心要拿出试验“606”、“914”的精神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试验，为了使电压稳定，常常半夜二、三点起来进行试验，最后经过三百多次试验终于获得成功。生产效率提高了二十倍。现在他们正在争取“七·一”提前完成六百五十台锅驼机的任务，全部支援山东省。
(三)土木系学生来晋炎，团支部书记，共产党员，毕业设计中修改了无线电桅杆塔的原设计，比苏联最新式的轻型塔还节省钢材37．3％。他在设计过程中虚心请教老工人，前后设计出近三十种结构方案，反复进行比较。他的方案在金属结构局设计室讨论时，很多“专家”不同意做，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不敢做”。设计室的主任(党组织的负责人)说：“如果永远不敢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那么永远超不过世界水平。”这句话鼓舞了来晋炎，他一次再一次地用理论和事实来证明他的方案的正确性，最后终于被采用。
(四)无线电系三位青年教师和三位研究生，搞起了旧中国大学根本没有的电视教研组。经过二年多苦钻实干，现在他们已经开出三门电视课程，指导了电视专门化二十五个学生的毕业设计；并且用自制的仪器设备建立起实验室，还自制成功一套小型电视中心发送设备。他们六个青年，开始工作时对电视几乎一无所知，而且不断遭到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的阻挠。当时的副校长钱伟长，无线电系正副系主任孟昭英、常迵，都反对他们同产业部门合作和搞实验设备，主张“讲点概论就可以了”。孟昭英还扬言要取消“电视专门化”。但他们一直坚持正确的方向，终于获得了优秀成绩。
这样的红旗到处都有。有的是过去就存在，由于标准不明确而没有被发现，有的是最近一个时期大量涌现出来的。通过这次运动，我们深深体会到过去确是由于标准不明确，在“科学”、“业务”的领域里，长期被资产阶级的白旗占领着。只有拔掉白旗插红旗，才能灭资产阶级的威风，长无产阶级的志气。我们通过辩论把红旗大量插起来以后，那些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人就开始孤立了。有些人作了自我检查。有的思想上还有抵触，声言要“三十年后再比比看”。可是群众不再追随他们了，他们的景况，将日益“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了。我们只要永远高举共产主义的红旗，加强唯物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坚持政治与技术结合，教学与生产结合的正确方针，我们的学校，就一定能成为先进的共产主义大学，培养出大量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共产主义新人，把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远远抛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