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主席在2月27日到3月1日召集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毛主席在2月27日下午的会上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了话。
三月五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3月5日开幕，3月21日闭幕。
章伯钧在18日会上宣传他的反动的“两院制”思想，说政协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将日趋完善充实，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政协这个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议会制度的民主一环。罗隆基在19日会上开始攻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说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工作岗位上来，也应该熟悉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所期望的“礼贤下士”是有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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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整风运动十五周年”。介绍了1942年党的整风运动，并指出将要进行的新的整风运动，将会使我们的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能力大大提高，将会对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这个伟大事业发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月六日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党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界文化人士约一百六十人参加（占全体参加人数的五分之一）。毛泽东同志向大会作了讲话。
三月二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费孝通的煽动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在文章中说：百家争鸣是和风一吹，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同时提出了他的“一间房，两本书”的反动主张，企图将知识分子引到脱离政治。又说，现在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草色遥看近却无”。
三月二十五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3月25日在北京开幕，共进行六天。据工作报告中指出：截至1957年2月底止，民革发展的党员，比1955年底实有人数增多了80％以上，在二十四个省、市和五十七个市、县建立了组织。
三月二十六日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3月26日在北京开幕，4月4日下午闭幕。会议总结了农工民主党一年来的工作。在组织工作上，成员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医药卫生界的成员，约占成员总数的40．25％；并对医药卫生界人士加强和扩大了联系。
三月二十七日
中国民主同盟全国工作会议于3月27日在北京正式开幕。会议认为民盟在发展组织工作上表现得束手束脚，迟滞不前，尤其对中间、后进的发展，怕麻烦。黄药眠在闭幕会上发言中谈到反教条主义与反机会主义的问题，他别有用心地提出目前我国思想战线上所反对的主要锋芒，是针对教条主义。
三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社论指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是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分辨是非的能力，在复杂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站稳立场。
四月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的劳动都是光荣的，工农生活都有了改善”。社论指出：对于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国家建设的贡献等，人们并不是都完全了解，甚至有误解。并对“农业劳动不如工业劳动重要”、“农民的负担多，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都是用农民的粮食砌起来的”、“国家照顾工人多，农民生活没有改善”等错误观点，加以分析解释。
四月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谈知识分子的改造”。社论指出：目前，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而我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中，还只有少数人对马列主义比较熟悉，多数人愿意学，但学得很少；有少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不愿意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当然也还有少数对社会主义持敌对情绪。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生，教育人民的人先要受教育，因而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学习是不可缺少的。
四月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社论对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中小学毕业生转入农业生产所存在的思想问题，作了详尽精辟的分析。
四月九日
周扬同志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答“文汇报”记者问。答复中阐明这是党的长期政策，这个方针提出后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已经可以看出来，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消极因素。必须进行既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在知识分子中积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他们和劳动人民的联系，改善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的领导。
四月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指出，有些人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表示怀疑和动摇，认为应该停止“放”、实行“收”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个方针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期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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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设”社召集社会学问题座谈会。这是资产阶级右派企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之一。会议由费孝通主持。陈达在会上发了言，并开了一个搞社会学的人的名单，其中在国内的十一人，在国外的三人。
四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四月十七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社论认为，“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不但可以用于党内，而且可以用于党外，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指出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是非，团结同志，但是也要防止批评这一武器为宗派主义者利用，并被用来作为限制批评的挡箭牌。
四月二十日
彭真同志在4月20日召开的、有二千八百多人参加的北京市宣传工作会议扩大会上，就全市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提出的问题作了报告。关于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彭真同志说，关键是在于分清两种矛盾的性质，采取根本不同的方针和方法来处理。
四月二十一日
4月21、22两日，人民日报发表“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座谈会于4月14日上午在天津举行）文章中报道了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的一个反动观点，雷海宗说马克思主义在1895年以后便停止了发展。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说：“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我们在他的发言的后面加注了一些意见，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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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发表该报记者黄裳旁听上海市委召开的几次座谈会后写的“解冻”。这是一篇攻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煽动文章。文章中描述了知识分子七、八年来身上曾经受过的所谓“创伤”，说“在会议上，有不少人几次使用了‘大声疾呼’的字眼，那种声调和它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感情是会使人闻之下泪的”。“人们从每个角度说明了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之大和必须反对的决心。”
四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社论指出了不少的人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不再想改造，得过且过，以“财富”自居，瞧不起公方代表，企图离间工人同公方代表的关系，利用职权打击工人，挪用公款，弄虚作假等等事情。指出他们和工人之间仍然存在着阶级关系，必须继续改造。
四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社论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现时全党和全国最关心的问题。但是许多同志对于客观形势的这个根本变化熟视无睹，惯于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这样就有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严重危险。因此必须向他们大喝一声，及时地认识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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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4月23日举行的座谈会上，决定筹设“社会问题研究工作委员会”。4月24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报道，却说科学院已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光明日报标题为：“旧花新放”。这个报道发表后，各地过去搞社会学的人，纷纷给陈达，费孝通来信，或表示祝贺，或询问在地方上应如何开展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或要求参加工作。
四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社论指出，这些会议由于采取了更加民主更加放手的方针，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如民革三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问题、关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的争论；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关于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问题的争论；民建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关于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问题、关于资产阶级分子继续进行改造问题的争论，等等。社论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样，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提出的长期的根本方针，而不是什么权宜手段。这一方针，可以更好地团结和帮助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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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报道周总理25日在杭州笕桥机场迎接苏联贵宾时畅谈人民内部矛盾。总理说，我们要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整风应该经常进行，不整风，过了几年思想就会生锈。这个办法要一直传下去。
四月二十九日
周总理在上海向一万四千多名党内外干部和各界人士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报告中谈到放、鸣问题，认为对于放和鸣不应惧怕，而应积极领导。
四月三十日
上海新闻日报发表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讨论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总经理、民建会员李康年提出的实行定息二十年的反动建议。李康年的建议有三个部分：一、建议发行一种“工商业改造赎买存单”，把定息改名“赎金”，按全国私营工商企业清产核资总值二十二亿元的数字发行。期限二十年，每一季度兑现一次，以“赎买到底”。二、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资产阶级分子管理股票等。三、交通银行增加代领股息业务。同日又发表该报记者徐之华的“李康年为什么提出定息二十年？”的访问记。
五月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勤俭建国”。
五月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形而上学的态度，这会在领导工作中发展“三个主义”。一种是辩证法的态度，就要求同“三个主义”的倾向进行经常的斗争。我们党中央就是要全党学会用第二种态度对待新的社会形势，把我们国家引导到生动活泼的发展道路上去。
五月三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同群众共甘苦”。社论指出，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决定的意义。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就因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在实际行动上同群众共甘苦，是一种最有效的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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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发表该报记者姚芳藻的目的在煽动党员叛党的所谓“北京书简”，说当时党内知识分子比党外知识分子顾虑还要大些。他们守口如瓶，三请四推，还伴着教条主义的残影。12日发表记者叶冈写的“书简”，题目是“党与自然科学”。主要是武兆发的意见。他说自然科学既然是一门客观的学问，那就应当让科学家自己从实验室去得出结论，党不要去干预他们。
五月四日
周总理为纪念“五四”青年节给中国青年报题词：“纪念五四，新中国的青年们，要努力学习，参加劳动，热爱祖国，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树立艰苦朴素作风，准备做一个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农民，准备做一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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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转载谭震林同志的文章：“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原载“农村工作通讯”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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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发表了储安平写的社论“大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八周年。社论号召知识界纪念“五四”，应当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大力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拿出比“五四”而后反对帝国主义的买办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更加大无畏的精神，来反对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又说，现在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怕“左”怕右、怕前、怕后的思想，是不足以言成事的。要“体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精神，不要作寒虫，而要鼓起力量，迎接春天”。
5月4日起至23日，光明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分别在武汉、西安、上海、沈阳、南京、广州、兰州、长春、青岛等九大城市邀集各地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会后随即发表报道，并且用整版篇幅刊登发言记录。座谈会均以讨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党群关系为名，而发言内容大都是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五月六日
5月6日、7日，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研究清华大学中党组织与民主党派关系。会上右派分子开始向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进攻。有人把五种组织系统称作五条线（共产党、行政、民主党派、工会、青年团），说有三条摆得不正，党管得多，行政是虚线，民主党派若有若无。提出民主党派不仅要参加“施工”，也应当参加“设计”。（光明日报5月7日、8日用头条新闻报道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研究清华大学的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报道中歪曲地提出：会上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要求确定民主党派在学校的地位和作用。会上叶笃义（民盟）说，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组织，赞成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
五月七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社论指出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和方法来整风，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如果对于在新形势下产生的“三个主义”，不及时严肃认真地加以整顿，就不可能使沾染这种作风的坏党员从错误的泥坑里挽救出来，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来说自然是非常危险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党整风片面地强调纪律处分代替思想教育，就形成惩办主义，这对于我们党也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如果我们不用说服教育方法，而用压服方法来整风，那就会使工作遭受损失。
五月八日
中央统战部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倾听党外意见，推进整风运动。在8日下午会上，章伯钧歪曲民主党派成员在国家事务中没有很好发挥作用，叫嚣应为非党干部和负责人员创造工作条件，国家机关中的行政和党组织职权需要划分。陈铭枢叫嚣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在机关中要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重大问题的讨论。章乃器攻击共产党内有宗派主义作风，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宣传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他说资产阶级已经过了“五关”，还要脱胎换骨，这简直是无穷尽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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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发表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就工会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答“工人日报”记者问。赖若愚同志就工会组织所处的地位，如何对待群众，工会工作能否“百家争鸣”，工会内部有无矛盾等问题作了解答。其中提到，工会应该了解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情况，发挥工会组织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调节作用。工会要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发挥应有作用，最重要的是工会的民主问题。
五月九日
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二次座谈。
五月十日
中央统战部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三次座谈会。罗隆基提出民主党派应有名有实参加协商，长期共存应加强一些共存条件。他又提出了一个与党争夺知识分子领导权的反动主张，说共产党向知识分子开了门，而民主党派的对象又是知识分子，他们加入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发展组织，产生了矛盾。史良不同意罗隆基的意见。她认为，我们不是件件通，不可能件件监督，各民主党派也可以整风提高自己。曾昭抡说民主党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陈铭枢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教界党内负责同志有不称职的，要加以调整。
五月十一日
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四次座谈会。会上有人攻击共产党以党代政，要求民主人士有职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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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邀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工商联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等，座谈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会上，阎少青说：工商联没有很好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变成政府的“派出所”。章乃器号召工商业者应积极参加争鸣，决不要谎报“军情”和隐瞒“病情”。许多人说公私双方之间有一道高墙，主要原因是公方人员不信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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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新闻界举行座谈会。会上右派分子对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辱骂记者事件，进行攻击。
五月十三日
下午，中央统战部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五次座谈。会上李伯球攻击党员有特权思想，政协忽视党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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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罗隆基约集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会有关负责人就民盟如何协助党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座谈。会议决定成立关于“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四个专题研究的临时工作组。“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工作组推定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等人组成。“科学规划”工作组推定曾昭抡、钱伟长等人组成。“有职有权”工作组推定罗隆基等人组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工作组推定章伯钧等人组成。
五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1957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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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六次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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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第一次座谈会。会上工商界代表主要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
五月十六日
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七次座谈会。会上黄绍竑说要在整风中检查党政关系，他提出了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反动主张。他还说：“‘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我认为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叶笃义说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制度不合理，需要改造。陈铭枢说只提缺点不提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企图为右派分子对党展开全面攻击打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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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工商界第二次座谈会。会上毕鸣岐说资本家摘帽子已经瓜熟蒂落，现在要努力消灭阶级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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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5月16日邀请了部分在京的经济学家，座谈关于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会上有人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招魂，攻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宗派主义具体表现在全盘否定旧经济学；现在政治经济学只搞概念的游戏，学的人如和尚念经；并说许多资料保密，政策不容讨论；一个问题一经首长报告，研究便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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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17日、18日，首都新闻界连续举行座谈会，由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会上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了许多污蔑和攻击。有人提出，领导部门对新闻界还没有表明态度，开放“绿灯”。有人污蔑新闻工作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认为这三座大山限制了新闻自由。有人对新华社“一花独放”表示不满。顾执中、邹震都宣传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应当有自己的讲坛。陈铭德强调，旧报纸的经验值得吸取。张友鸾说，今天新闻工作还没有得到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好象那里有报纸，那里就有“三座山”。
16日会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发言，介绍“上海新闻界的争鸣”的情形。接着对新闻工作发表了他的资产阶级谬论。他说，党性和真实性，党性和群众性，思想性和兴趣性等几个问题讨论得很多。“我看趣味性和思想性并不矛盾，但是和教条主义有矛盾，因为教条主义最没有趣味”。他说，党委很容易忽视报纸的特点，仍然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阶级斗争时期的作法。报纸，党委看来是指导别人的工具，但是读者看来，是借以获得新闻和知识的出版物，读者化钱买报，要对得起人家的五分钱。
五月十七日
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工商界第三次座谈会。会上毕鸣歧谈应该怎样看民族资产阶级。他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给了国家，还要给我们扣帽子，说想走回头路，是不符合事实的。今天“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
五月十八日
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工商界第四次座谈会。会上对“资产阶级有没有消极性？公方代表要不要撤除？”展开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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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枢于5月18月写信给毛主席，疯狂地和恶毒地攻击党、毛主席和非党民主人士。在7月14日上午举行的民革中央小组第十四次扩大会议上，由吴茂荪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引起参加会议的人极大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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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以民盟副主席身份，到北京铁道学院，向院内盟员点火。他在会上以极其庸俗的比喻攻击共产党有宗派主义，他说：“现在的理发店很少，只是王府井这一家（指共产党），但这家要求又很高，要年轻的，又要头上没有毛病的。但是人又不能不理发，那好吧，我们就多来几家理发店，这样，就男女老少和头上有癞痢疤的都能理到发了。因此，除了中共之外，又产生了九三、民盟、农工民主党、民革、民建等各家。”他还企图煽动大家去争“民主、自由”，他说，人生有三件大事：物质生活及精神的民主和自由。“你们吃得好、住得好、穿上西装，但把你们放在西郊公园里，你们高兴吗？”章伯钧还说：“交通部有人问鸣放出问题怎么办？我支持。铁道学院也有人问，铁道学院鸣放出问题怎么办？我也支持。”
五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社论指出党在党外“争鸣”的同时进行整风，有些同志思想上还有点搞不通，他们认为这样就“使领导陷于被动”。社论提醒他们懂得矛盾既已存在，不解决，只会加深，正如纸包不住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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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到晚上，北京大学学生开始在大饭厅三面墙上贴大字报。
五月二十日
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工商界第五次座谈会。会上继续就资产阶级两面性和工商联内部有没有阶级关系问题展开讨论。李维汉部长最后在会上提出：有些人在发言中提到目前工商界仍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左、中、右，是否这样？应该怎样分析？要大家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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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民盟支部召开部分教授座谈会。他们反对党委制，提出旨在取消党的领导的“教授治校”的反动主张。陶大镛说，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要有决定权。学术委员会不一定遵照党委意见执行。朱启贤说，我们的最高纲领是校长由学术委员会选举。
五月二十一日
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休会四天后，下午举行第八次会议。会上章伯钧攻击文字改革工作，说“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文字改革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我看包括党内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相当混乱。接着提出了他的“政治设计院”的反动主张，他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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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工商界第六次座谈会。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员工作座谈会的全部人员也参加这个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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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发表王造时的用意十分恶毒的“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去”一文，企图把反党之火放到基层去。他说，群众鸣得越彻底，党的威信越高涨，要用一视同仁的原则，来调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官僚主义普遍存在，那里没声音，那里官僚主义最专横。
五月二十二日
陆定一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目前形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我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们的胜利还没有完全巩固。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他希望青年们要经得起政治上、思想上的风浪的考验，经得起困难的考验，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要作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有完全知识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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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九次座谈。从5月8日起到这天止，前后九次会上共有五十二人作了发言和书面发言。罗隆基表示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能够防止和正确处理打击报复事件，他提出了另外成立一个自成系统的“平反”委员会的极其反动的主张。他又叫嚣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太快了；上司太多，森工部“没法子有权”；1956年“全部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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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工商界第七次座谈会。会上有人认为，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本质上是否定资产阶级进一步改造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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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由李济深主持，研究如何帮助共产党整风。会上龙云说，自己参加统战部的会议后，情绪反而低落了，因为发言人提意见“没有作到步步紧，而是步步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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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六点半钟，北京大学大饭厅东面，学生自发组织了一次露天辩论会，斗争非常激烈，从最初四、五十人，发展到六、七百人。右派分子在会上别有用心地提出了“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要不要政治课”等题目，煽动学生对党进攻。
五月二十三日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郭沫若致开幕词中说，在科学工作中要充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强调指出，党是能够领导科学的。“能够领导制订科学远景规划的党，一定能够领导我们实现远景规划。”最后，科学院和各学部的基本任务，他归纳为四项要点：第一，面向全国，加强学术领导；第二，发扬民主，贯彻百家争鸣；第三，加强协调，团结科学力量，第四，学习先进，加强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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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露天讲台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她的煽动牲的演讲，对社会主义制度、肃反运动、党的领导等万面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五月二十四日
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八次座谈会。会上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定息年限和撤不撤公方代表等问题展开讨论。
5月24日、28日，6月6日，高等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会上有人大声叫嚷：教条主义的帽子已压得教师们抬不起头来。他们说，自高等教育部到学校行政领导和党的领导，一直到学生，到社会舆论，都不问情由，动辄扣以教条主义帽子。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他们忧虑这顶帽子要戴到那年那月。对这座谈会，光明日报的标题却是“搜索政治课中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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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举行科学教育界座谈会。光明日报以“坚决相信共产党，大胆揭露矛盾，有人怕报复，要农工民主党撑腰”为标题。
五月二十五日
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等接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毛主席向代表们讲话说：
你们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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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九次座谈会。会上对“怎样认识公私关系和赎买政策”发表了各种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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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举行。卢郁文说要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想法。接着谈到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就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批判章伯钧认为国务院开会不应拿出成品来让大家讨论的观点。他并且说：领导党如果有所辩驳，不能认为是打击报复。谭惕吾对这么一点公道话也大为不满，骂卢郁文话不由衷。
五月二十六日
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学生开辟“民主墙”的煽动性的报道，说北京大学的“鸣放”一直走在首都各高等学校的前边，并认为这是继承北大在五四时代的民主传统，企图把北大右派学生的闹事扩大到全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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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汉（民盟中央组织委员、北大民盟支部副主任委员、中国经济史教授），于5月26日下午邀集巫宝三、徐毓楠、罗志如、谷春帆、宁嘉风在他家里举行一次经济科学座谈会。这是一次阴谋复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会议。会上六人都发表了意见，污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的缺点错误，不准公开讨论。他们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来制定政策，制订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订后应公开讨论监督。6月2日，他们又在巫宝三家里举行第二次座谈，讨论陈振汉起草的“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意见”的反动纲领。
五月二十七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怎样保证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社论说，不管整风运动和改进工作结合得多么密切，二者间还是有矛盾的。为了使整风与工作更好地结合，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整风运动的时间不宜太短。第二，整风运动可以甚至必然会波浪式地起伏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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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发表该报驻京记者刘光华写的“北京大学‘民主墙’”报道。目的与光明日报的报道一模一样。报道中说，第一张大字报于19日出现在大膳厅的墙壁上，接着建议开辟一个“民主园地”。20日以后大字报在北大更加活跃起来了。出现了“民主墙”、“自由园地”、“民主论坛”。同时，自发或有组织的辩论会纷纷开展。大膳厅的广场上，就象海德公园一样。报道说：“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八千多颗年青的心炽烈地燃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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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邀请在法制局、参事室、秘书厅工作的党外人士举行第一次座谈会。
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十次座谈会。会上着重讨论如何正确处理公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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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于5月28日举行第十二次会议，由章伯钧主持。会议一致通过将组织委员会改为组织部，仍由郭则沉任部长，闵刚侯、罗子为任副部长，将宣传委员会改为宣传部，由黄药眠任部长，将文教委员会改为文教部，由费孝通任部长。新建立四个机构：政法研究委员会，财经研究委员会，高教委员会，文教研究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入盟誓词，“争鸣”月刊编委名单，并讨论了“关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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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党委27日晚召集全校学生大会，动员学生帮助党整风。28日各班学生分别集会，对党提意见，同时贴出五百多张大字报。有几张大字报并提出煽动游行、罢课的口号，如：“投入整风，赶上时代！反对以校为界，到社会上去！！！”
五月二十九日
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十一次座谈会。会上讨论公私关系和批评统战工作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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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第二次座谈会。会上杨玉清叫嚣：党政不分中央是根，问题在中央，要打大的，打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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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上对放手开展批评问题有不同看法。卢郁文说：为什么只许批评共产党，而不许批评批评者呢？谭惕吾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问题上，现在出了岔道。污蔑卢郁文是在代表抗拒整风的共产党员说话，这是对党不实，对国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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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反党集团“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召开成立大会，会上谭天荣、龙英华、张景中、陈奉孝、王国乡等右派分子相继讲话，会上宣称，该社由六人发起，现参加活动的已有三十人。会上龙英华提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5月31日下午，“百花学社”（即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召开第二次社员大会，通过宣言，选举办事人员，到会百余人，中途退席者约二分之一。会上右派分子提出宣言中可以不提拥护社会主义，应当允许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入社，以便自由争鸣。
五月三十日
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十次座谈。会上十六个人发言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龙云鼓动别人向党进攻，他要参加座谈会的人，拿出勇气，抓住重点，放胆批评。张云川污蔑：墙和沟是党员的特权思想造成的；积极分子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他又说：应该评价各民主党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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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十二次座谈会。会上董少臣（天津）对撤出公方代表问题说，我主张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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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邀请工商界座谈。会上，荣子正发表谬论说，党对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办事，可是许多马列主义理论著作，都是很早的时期写成的，把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他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勤劳肯干，赚得多，花的少，而且上升为剥削者之后，操劳更重，因此，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他荒谬地主张创立一种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都能接受的理论。他又说赎买政策有错误，赎买的代价实际上等于没收私方剥削的大半。
五月三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能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社论指出：问题的关键，是领导上要下决心。有些同志觉得，大家揭发出来的问题都是一些个别的问题，晚一点解决也坍不下天，因而不加重视，这是完全不对的。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已经邀请全校教师分别举行了多次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许多问题和意见。葛佩琦恶毒地对党进攻，他说：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公然叫嚣杀共产党员，推翻共产党，他说，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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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十三次座谈会。会上北京一个资本家吴金萃主张七年定息用公债一次付清，不留什么“定息”的痕迹。资本家的帽子一律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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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部举行座谈会。6月2日光明日报别有用心地捏造了一条消息说：会上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说，复旦大学已取消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以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并说，因为复旦大学在这方面比较有条件，中共上海市委也认为这个办法先在复旦实行较好。6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陈望道和该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分别在北京上海对记者申明说，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光明日报所载消息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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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章乃器再次发表反动言论。他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做不好。他提出了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的谬论。又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消灭，大伙儿共同向人类共同本性过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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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发表费孝通写的“‘早春’前后”，解释他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的原委，并继续向社会主义进攻。他说，“百家争鸣”揭开了一个盖子，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冒起来了，表现在科学研究的要求上，还有一个盖子要“互相监督”来揭。他说揭盖子比冲开为妙。他认为现在是“一间房，一本书”的时候，肯定这是积极性的表示，其中就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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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6月4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举行法界人士座谈会。会上，雷洁琼提出安排旧律师的四条出路。杨玉清再次发表反动言论，污蔑：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并公然叫嚣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下台。
六月一日
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十二次座谈会。会上，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谬论。他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现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从而形成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何香凝书面发言，在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当决心当一个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是甘心当一辈子右派呢？她希望民主党派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
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十四次座谈会。会上有人说提两面性，损伤工商界的自尊心。
六月三日
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座谈会从5月8日开始6月3日，举行十三次会议，有七十多人发言。李维汉部长在结束会上讲了话。他说：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
六月四日
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十五次座谈会。
六月五日
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十六次座谈会。会上，李康年重申赎买二十年的主张，建议政府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二十二亿元，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使资本家与企业脱离关系，摘去资产阶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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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7日两天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继续召开党外教师座谈。会上，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他说，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又污蔑，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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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13日农工民主党先后召开两次京剧、曲艺演员座谈会，在戏曲界点火。第一次座谈会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请柬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四人出名。会上中国京剧院演员说，在人民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不敢谈，在京剧院内部不敢谈，今天有了农工民主党的支持，打消顾虑，什么都不怕了。有的说，中国京剧院所以不好是因为副院长、共产党员马少波领导不好，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不好。甚至说不打倒马少波，京剧界不能大放光明。有的说，中国京剧院有集中营的味道，有铁幕。李万春不断帮腔喝采。会进行一半时，黄琪翔赶来了，章伯钧刚拔完牙也匆忙赶来了。第二次在北京饭店举行。李伯球的开场白说完之后，会上讲不出更多“坏事情”。只得草草收场。
六月六日
上午十时，章伯钧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知名学者开紧急会议。人民日报发表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闵刚侯亲自参加这次会议的记述，题目是“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参加者有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叶笃义。此外，还邀了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闵刚侯。在章伯钧说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后，费孝通首先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十分严重。老师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可闹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抡估计目前形势是一触即发，共产党不要以为秀才造不成反。钱伟长得意忘形，说学生到处在找领袖，在期望着他们那班人站出来说话。陶大镛就师大的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黄药眠则说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造成党脱离群众。章伯钧听了得意忘形，他觉得共产党已经弄到进退不得，要“收拾残局，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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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党外人士继续座谈。会上卢郁文读收到恫吓他的匿名信，因为他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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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十七次座谈会。会上主要座谈赎买政策问题。
六月七日
石景山钢铁厂工会召开职工、工程师十七人座谈会。他们说报纸上登载卢郁文接到恐吓信的消息，激起该厂广大职工的愤怒。他们反对葛佩琦、储安平等离开社会主义的谬论，痛斥匿名恐吓的卑鄙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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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十八次座谈会。会上，驳斥了种种抵抗改造的错误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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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全校师生座谈会。会上政治经济系教授笪移今说了几句公道话，受到侨宗舒等人的无理阻挠，会场秩序陷于混乱。
六月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给卢郁文的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如此。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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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统战部召开工商界第十九次座谈会。会上李维汉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私方人员要通过劳动实践，完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他指出：那些反对思想改造的论调和攻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最后希望工商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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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座谈会。会上对储安平的反动言论提出不同程度的批评。但顾执中说，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偏差：群众左了，人民日报右了。
六月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社论说，目前整风运动中，出现了极端恶劣的迹象，有人竭力企图制止别人发表和自己不同的意见。他们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实际上不让别人答辩。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条”，把社会主义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难道这就叫做整风？每一个对人民事业负责的人，对于错误的意见，不进行辩论，不仅不能把道理弄清，而且必然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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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发表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对科学体制问题提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工作纲领，并发表短评“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短评说，民盟“科学体制问题临时工作组”通过盟的组织广泛征求各地意见，搜集有关资料，初步综合写成“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一件事，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面来说，有新的意义。同时为民主党派参与国是、互相监督等方面，开拓了新路。“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内容有：一、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二、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业务部门研究机构之间分工协作问题；三、关于社会科学问题；四、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问题；五、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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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6月9日下午在陈达家召开，这是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又一重要活动，出席会议的有：费孝通、雷洁琼、吴景超、李景汉、吴文藻、陈达、袁方。会上共讨论了三个问题，一、“名称和任务”、决定：1．名称为“社会学工作委员会”，推陈达为主任委员。2．任务为：团结与联系原来社会学界同人，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二、讨论和建议有关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方案；三、筹备成立社会学的研究机构和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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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吴晗批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叶笃义等人反动言论。他说，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诬蔑。叶笃义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党派取消论。
六月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社论驳斥了最近两种论调：一是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再不需要改造了，工人阶级应向资本家学习优良品质。社论指出，事实的考验，对于目前种种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能够采取最坚决明确态度的是工人阶级。还有一种论调，认为既然让资产阶级思想“鸣”，就不能同时也让工人阶级“鸣”。社论指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还要等待别人给予言论自由，这种论调是无法成立的。
人民日报通栏标题为“对反社会主义谬论无法沉默，觉悟的工人群众起而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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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章伯钧约黄琪翔、丘哲、杨逸棠、李伯球等五人在黄琪翔家谈话。对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引用费孝通的话说是中共输了一着棋，王牌打得太早了。章伯钧还吹嘘他自己是“忠心耿耿”。
民盟中央小组举行第三次会议。会上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否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展开了争论。陈新桂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章伯钧为他最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辩解说：我的意见可能是大错误，也可能没有那么严重。费孝通说内心里有两个矛盾，一个是既要解除顾虑，又要明辨是非的矛盾；一个是既要保证言论自由，又要防止错误言论发生坏影响的矛盾。陈新桂再发言，同意费孝通的发言，并污蔑人民日报对错误言论的反批评是开帽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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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光明日报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会上一致驳斥储安平的反动言论，表示决不容许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吴晗指出储安平的中心思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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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会上，有人为右派辩护，说储安平提出“党天下”，杨玉清提出“下轿”“下台”等反动言论只是严重的思想问题；谭惕吾，陈铭枢的反动言论，是对党“忠心耿耿”，只是有些意见内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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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发表章乃器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为他反共言论狡辩和进行反攻的书面发言。他表示不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一、觉得“抵抗改造”……一类的大帽子多了。二、看来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还有许多人没有想通。三、现在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这是与党的方针、政策不一致。
六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社论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经基本上解决，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过去的革命经验证明，每当历史的车轮急剧地前进的时候，总会有些人从车厢里抛出来。可是在他们被抛出以前，他们反而以为车子快要出轨了。为了真正巩固人民内部的团结，必须同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进行必要的斗争，划清界限。
六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社论说决不能够混淆广大群众的善意的批评同少数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批评之间的根本界限，尤其不能够容许不好的党员借口对右派分子回击，就不理睬群众的批评，甚至对批评者施行打击报复。同时对能够马上改正的错误要马上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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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发表章伯钧写的代论“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代论是章伯钧虚伪的表态文章。同时对储安平“党天下”谬论作假批评，说它“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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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中央小组举行扩大会议。会上驳斥了右派言论，表示社会主义原则绝对不可动摇。程潜就“民主党派向何处去”为题发言。他说，政治领导不能轮流做庄，中国人民离开社会主义永无出头之日。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决定于民主党派是否按照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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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座谈会。会上对章伯钧的反动言论作了批判。座谈会结束前章伯钧故意作态，说他不是文过饰非，而是要学习民主，要有“动心忍性”的风度；说他犯的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但不作辩论。
六月十三日
民盟中央小组举行第四次座谈会。会上一致要求民盟由右向左转。史良希望章伯钧、罗隆基表明立场。她说，现在民主党派中有这样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章伯钧是认识模糊呢？还是背后另有一套呢？6月8日我曾问过章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史良揭露说，“章伯钧曾说：有人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胡风、储安平倒要成历史人物。”当时章说这样的话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章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的话完全不同，因必须请章伯钧说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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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摘登沈阳日报发表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写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的反动文章。他们说，很明显，党中央对残余敌人的估计是最大的主观主义，就不可避免出现“宁左勿右”，打错了人，破坏了法制……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又说，“大梁不正，二梁歪”，“三害”主要根源在中央，不把“三害”的根子除掉，“三害”就会象“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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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七十一次会议，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问题。会上，龙云发表反苏言论，主要论点：一、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二、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借款，有的国家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给我国借款，十几年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三、苏军解放东北，拆走机器，偿不偿还。四、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压缩对外援助。
六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文章。指出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在短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的部分人对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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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是不是立场问题”。社论说，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不排除立场问题。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在“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中，团结要有一个标准，批评也要有一个标准，根本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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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发表章伯钧的短文“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六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转载14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论算旧账”。社论说，陈仁炳提出了算旧账的问题。是向谁算呢？原来是要借整风的机会，同共产党算一算旧账。社论说我们对算旧账是又赞成又不赞成。如果说对敌人，是主张算账的，不但要算，而且要算清，要偿还。如果说对朋友，不但不赞成算老账，而且主张不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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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议上，李康年声明撤销定息二十年的意见。章乃器继续为他近来发表的反动论点辩护。他对大家的批判表示不同意。说别人给他大帽子是违反宪法精神的。他又一次强调了所谓领导阶级与被领导阶级的关系只能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关于阶级和阶级分子的关系，他仍然说是集体和个人的不同。阶级本质是不可调和的，而人是可以改造的。接着他说，过去有“墙”和“沟”是斗争遗留下来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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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16日光明日报召开社务会议，会上代表民建组织参加的章乃器居然希望章伯钧和储安平不要检讨，并以“投降将军”的名字讽刺章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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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龙云、黄绍竑对过去发表的反动言论作了辩解。黄绍竑对“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成为公式，这会意味着强调成绩掩护错误”的说法，只承认“有语病”。龙云说，他过去钦佩章伯钧等人发言的精神，只犯了“盲目钦佩”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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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
17日晨，北京市西四区报子胡同十二号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曲正住宅的南屋，突然发生爆炸事件。案犯杜茂金，市公安局已于20日捕获。该犯二十三岁，原是北京医学院学生，现任市五十三中见习教员。审讯中已承认谋害曲正罪行。17日下午，北京医学院及首都各大学愤激声讨反动分子对党委书记住宅投掷爆炸物的事件。
六月十八日
民盟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民盟整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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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常务委员举行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撤销章乃器代表民建会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六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文。这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一篇讲演，经本人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作了若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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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今天结束。习仲勋同志在会上说，共产党不欢迎的是反社会主义言论，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的言论，那怕说得过分，我们也欢迎。
六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报道：首都各高等学校中师生发动反击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斗争以后，斗志高涨，在真理和事实面前右派分子溃退。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琦、王德周企图蒙混过去。不少学校过去在部分右派分子煽动下组织起的社团或右派分子公开出面组织的社、团已纷纷瓦解。北京大学以物理系学生谭天荣为首组织的“百花学社”，过去曾到许多学校点火，现在社里许多社员已宣布脱离这个组织。该社以“北大民主接力棒”为名的反动刊物，造谣说北大已被“反革命统治了”“闹得比波匈事件还凶”，他们把这些刊物寄给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高等学校，现已将附有严厉指责的回信的刊物密信退回来了。他们所编刊物——“广场”，被北京印刷一厂工人拒绝排印，并愤怒斥责。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程海果（即林希翎），过去曾在校内外发表几次反社会主义言论，该校学生举行了五次辩论会，她的论点被逐个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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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会上决定社内整风，并发表声明撤销储安平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要求追究储同章伯钧篡改光明日报方向的责任。
六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平常的春天”。社论说，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知识界说来，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认为机会来了，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党让群众在风雨的斗争里得到教训，决定暂时不予回击。这样，右派分子的头脑更热了，结果天下并没有大乱，被群众包围的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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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揭露，台湾和香港反动报刊为右派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喝采。这些报刊说罗隆基的意见，与台湾“正义之声”电台的广播完全相同；称赞储安平“有良心、有热血”，“的确有一手”；说在大陆有储安平、葛佩琦这一班人，是“可喜的现象”；夸奖费孝通写的文章“甚为精采”。
六月二十四日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北京新闻界人士座谈会。开始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篡夺某些报纸领导权的活动，并批判近一个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会上揭发右派分子的重点活动之一，就是争夺报纸。章伯钧、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就是一例。储到光明日报后，首先排挤共产党员，接着派记者到处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文汇报有类似情况，改版前罗隆基就曾对徐铸成发出过指示。新闻日报也有陆诒挂帅，出来争夺报纸的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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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云在人代大会预备会的小组会上发言中，否定云南是多民族省份。他说，中国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大家都是一个祖先。说少数民族既已自治，就应自力更生，不要依靠别人。
六月二十五日
民建中央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九次会议。会上揭露章乃器背叛救国会，追随国民党的丑史。章乃器坚持错误，拒绝检讨，并且要挟威胁，要民建和工商联开除他的会籍；要国务院检查他的言行，如果是反社会主义的，就解除他粮食部部长的职务；还提出明年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不必提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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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中央小组举行扩大座谈会。会上集中揭露罗隆基的右派真面目。胡愈之谈到罗隆基的一封信，罗自称一生唯知斗争，不知他究竟斗争什么，向谁斗争。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联合发言：“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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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报道首都大学生投入反右派斗争。24日，中国人民大学六千人集会驳斥林希翎（即程海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荒谬言论。林希翎在会上继续散播毒素，并透露她与谭惕吾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曾在谭家住过，还与谭商谈或反映问题。另外，她认识黄绍竑，到黄家谈过政治问题。北京大学连日举行大会。22日严词驳斥谭天荣利用整风运动，发表许多污蔑党中伤社会主义的言论。23日，同学们乘胜召开大会，彻底批判共产党叛徒龙英华的反党言行。北京师范大学，连日张贴许多大字报，揭发陶大镛、朱启贤和胡明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要求他们彻底交代。清华大学已组织三次全校性的专门讨论会，讨论黄万里的一篇小说“花丛小语”，小说咒骂党和政府，硬说我们不如美国。清华园内许多教室外面贴着大字报，批驳钱伟长的言论和质问他与章伯钧的关系。
六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社论说，这次会议的内容很丰富。在预备会议中，代表们认真地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同时，这次人代会开会期间，正值全国人民反右派的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当然是确定当前的工作方针，确定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为了作到这些，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批判右倾。关于总结经验，目前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必须首先肯定成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最近否定成绩煽起了一股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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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开幕，会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1956年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系统地严正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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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生会在六千七百零一人签名要求下，发出“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信中发出战斗的号召：全国同学团结起来，彻底粉碎右派的进攻！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宣誓永远忠于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信中并揭露右派分子学生谭天荣等在校内外散布的各种反动言行：5月中，北京大学整风运动已经开始。就在这时候，少数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张元勋、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作了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誓师词。物理系四年级谭天荣的“一株毒草”，说马克思主义从1895年起就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说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并破口大骂三好学生是“白痴”。他要组织一支包括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魔鬼在内的“百万大军”向党进攻。刘奇弟为胡风喊冤说：“胡风决不是反革命”。还有人提出要“党委从‘宝座’上滚下来”。谭天荣、刘奇弟和其他右派分子拧在一起，组织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企图“开展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向党“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右派分子筹办一个反动宣传刊物“广场”。右派分子谭天荣等妄想在其他学校贩卖反动货色，他们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校传播反社会主义言论，他们向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散发所谓“民主接力棒”企图到处燃起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天津和上海的学生们给了他们有力的回击。
六月二十七日
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常务委员会举行联席扩大会议。会上，王新元报告章乃器在国务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竟然反对总理报告中反右派的意见，并对党进行污蔑等等情况。章乃器反对总理报告中对他的批评。他说自己一切言行是为了“调动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他攻击共产党是“没有按照列宁的原则”来对待资产阶级的改造。李维汉部长当即严正驳斥，而章乃器又诋毁李部长的批评是“偏听偏信”“搞宗派”等。
六月二十八日
人民代表小组讨论集中批判右派分子。章乃器在四川代表督促下，下午第一次参加小组会。他发言中强调他“从主观上检查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还重弹他“爱护党就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的谬论。
六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论立场问题”。社论说，分清那边是左，那边是右这件事，在当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风浪中，曾经一度成为严重的问题。明明是左的言论行动，有时也会被某些人说成是右；明明是右的言论行动，有时也会被某些人说成左。在这样情况下，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辨别方向，对那些缺少政治经验的，特别是灵魂深处还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王国的人们来说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了。事实上，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就充当了右派分子的俘虏。也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在反右派斗争中躲闪动摇，这是一番值得十分重视的人教训。许多知识分子以及一些青年学生，由于缺乏经验，背着有知识有文化的包袱，没有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象工人农民那样对于大是大非容易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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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和北京市委两支部联合举行全体机关干部座谈会。会上，出席的干部都认为农工民主党中央的“可疑的动向”到目前为止，仍未扭转过来。并提出质问：成立专案小组，究竟是检查章伯钧的专案小组？还是帮助章过关的小组？同时对于黄琪翔和李伯球没有把他们和章伯钧的私房话说出来，表示不满。特别李伯球，在整风之初，遵照章的指示，召开二十一个座谈会，到处点火。这使人对李的政治企图不能不发生怀疑。
六月三十日
民盟中央召开扩大座谈会。会上罗隆基的狡赖当场受到严厉驳斥。高崇民揭露章罗联盟妄想独霸民盟，控制文教界，利用盟中央名义，成立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科学规划，有职无权四个小组。他们安插心腹在言论机关，以便挑拨党群关系，煽动反共。如浦熙修之在文汇报，又企图把陈新桂调到光明日报去。他们预言“十五年内世界一定要变”。就是说要在十五年内反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七月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的过程中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农工民主党也是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绝对劣势。6月6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估计，是利令智昏，夺取权力。社论还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也有。他们人数极少，但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是不适用的。
来源：迟蓼洲编著《1957年的春天》，学习杂志社，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