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俄文教研组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查出了曹垂训等几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在他们初步作了交代之后，政府从宽处理，仍让他们继续任教。但是，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去年清华园乌云乱翻的时候，以为天要变了，就乘机向党疯狂地进行反扑。
大鸣大放初期，极右分子、民盟盟员张结珊就在党委召开的教授座谈会上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左文江“喊冤”，当面攻击党委书记：“为什么肃反运动过去两年了，还不给左文江下结论，弄得她哭哭啼啼的?”会后他并安慰左文江说：“你的问题我已代你质问过党委书记了，你放心吧，问题一定会很快解决的。”他还不止一次地煽动历史反革命分子、日本特务梁秀彦“放”，支持她推翻北京人民检察院所作的结论，并向罗隆基企图组织的“平反委员会”“控告”。这样，张结珊就一变而为俄文教研组的“张青天”。左文江就感激地说：“张结珊真好，盟员比党员还关心我”。
在张结珊的煽动下，曹垂训和左文江就在5月27日教研组鸣放会上联合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曹垂训首先撕下“伏罪悔改”的假面具。他在会上连声嘶喊三次：“我是反革命分子吗?”接着大骂：“你们共产党人左手拥护宪法，右手破坏人权。你们口中喊着自由，但又抹煞自由，我过去的自由一度被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埋葬掉，我饱尝了你们的痛苦。”他拍桌大叫：“你们共产党人应该懂得什么是法制，你们懂得人权是神圣的吗?”“我不是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当反革命分子来斗?”他要求重新审查结论，他并发出最后通牒，限党委在五天内作出答覆。他认为天已变了，他说出了真心话：“你们共产党人是那样的不聪明，过去形式上我们服从了，但并没有心服”。他并且“教训”共产党员：“现在形势变了，残酷镇压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命运应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最后，他凶恶地咒骂：“你们过去把我们搯得紧紧的，你们共产党人身上发出的臭味窒息了我们。”“官僚主义者，像死人一样地死去吧，滚出去!”
曹垂训的疯狂气焰大大鼓舞了其他的反革命分子。紧接着，女将左文江站出来了，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拍桌顿脚，哭诉她的“冤屈”。她把自己一直不肯老实交待反革命历史说成是“组织上不给自己下结论”，竟然“应由组织负责”，说“宁愿打二百板屁股，也不愿受这样的精神折磨”，她想推翻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结论，捏造自己“讨过饭”，把干反革命活动时的年龄说成只有十一二岁，是遭了“不白之冤”。他“要上告到中央”。她露骨地说：“结论上写的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同意。说我过去反共，我砍头也不能承认。”并狂妄地说：“支部书记肃反时叫我低头认罪，对不起，我为什么低头?我就不低头!”
党内右派分子朱乾元对反革命分子的支持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他过去是参加教研组的肃反工作的，而现在却认为不该给左文江戴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认为这会“让她背一辈子包袱，不利于团结”。认为左文江、曹垂训放的还只是“鸡毛蒜皮”，“问题实质还没有说出来”。说“党委在执行肃反政策上有偏差，党向教授道歉而不向助教道歉，在法律面前不平等”。
这时，反动分子气焰大盛，张结珊在教研组干部会上说他们以前搞反动小圈子是“你们党员逼出来的”，说：“你们党员团员也是搞小集团”，并污蔑肃反时是“党逼着我检讨，被迫斗争自己的朋友”。他在会上卷袖拍腿，咆哮如雷，用尽恶毒的词句咒骂肃反干部：“你们把旧知识分子看成连猪狗都不如，士可杀不可辱，你们对我比对恶霸还不如。我连罪犯都不如，一年来见不得人，我有自杀的念头，我生平还没有人象你们那样敢来整我。你们一天到晚洋洋得意，好不要脸!你混蛋!我可以做你父兄，我完全可以揍你，我替你难为情，如有一个地洞我替你钻进去。”他并血口喷人，造谣说，肃反干部当时骂了他，并要打他。当场有人质问他，要他说出详情，他狼狈不堪，半天说不出话来，就无中生有，乱说一气。会后，他四处宣传他的“胜利”，说：“我骂得真痛快，我现在什么也不怕。”在张结珊影响和煽动下，曾任三青团分团组织股长的反动分子辛万成，也钻出来说肃反“折磨”了他一年，要支部书记向他公开道歉。当即遭到严词拒绝。
六月五日和九日的教研组会议上，党支部除检查了肃反中在工作方式上的个别缺点之外，以大量的无可争辩的材料对曹垂训、左文江等人的进攻作了有力的反击。这时，曹、左二人都不敢露面，藉故逃会。张结珊一看风向不对，就一方面掩护左文江退却，对她说：“你就是一个区队副的问题，承认了，委曲点，有什么关系!”另一方面再次诬蔑党侵犯了他的“人权”，诬蔑说：“我们搞小集团，因为你们党员团员也搞小集团，是你他们搞宗派逼出来的”。梁秀彦造谣说：“检察官并没有给我下日本特务的结论。”并厚颜无耻地说：“检察官还要我争取入党呢!”还又一次威胁说要向所谓“平反委员会”控告。他们诬蔑造谣的诡计，当场就被拆穿了。反动分子的恶毒攻击只有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大家纷纷起来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这些反动分子对党如此仇恨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反革命分子曹垂训自动投靠恶霸地主，欺压农民，并在地主土匪武装还乡团中当排长、军需等，他还偷听军用电话，造成我军战士二十余人伤亡。肃反时当地群众要求押回公审。不久前曹已被捕法办。
历史反革命分子左文江解放前是湖南某教会学校里的“红人”，任三青团区队副等职，积极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并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打击和威胁进步同学。解放后一再不肯老实交代自己的反动历史。在大批调查证明材料面前还破口大骂写材料的人是混蛋，百般抵赖，态度十分恶劣。
历史反革命分子、日本特务梁秀彦认贼作父，卖身投靠日本军阀，叛变祖国。她在日寇华北派遣军领导下的特务机关里干了近两年的特务情报工作。他的办公室下面就是秘密的地下牢笼和审讯室。
张结珊是国民党驻苏联新西伯利亚副总领事、代总领事，在苏联“搜集情报，编辑情报，弄一些莫须有的侨案与苏联制造摩擦。…”(已交代)。他在解放后还窝藏过一个军统特务分子(镇反时被镇压)。来清华后他就纠集了教研组内一些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经常聚集一起，散布反动言论。张结珊常挑拨中苏关系，造谣诬蔑苏联，诽谤高饶反党联盟是党内争权夺利，说统购统销是“麻绳浇水，愈勒愈紧”。他们的反动小圈子还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打击领导。他们自己也承认，这小圈子是教研组内的“蒋管区”。“自己的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不过是暂时在教育机关混混，以后如有变化，出现了另一种局面，自己好在只在教育机关，下水不深，还能出来谋事，因此一面勉强工作，一面静观大局……。”
俄文教研组的全体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大会，揭发了这些反动分子的许多反党活动，粉碎了反革命的猖狂倒算。大家也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深深认识到肃反运动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认识到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很尖锐。大家清楚地看到，反革命分子对新社会有着何等深刻的阶级仇恨，在强大的人民政权下，他们表面上低头认罪，实际上是在伺机再起。人们，可要警惕啊!
来源：1958年2月4日《新清华》(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