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剑平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是长期的、一贯的，而他的阴谋诡计也是最阴险，最恶毒的。在今年5月帮助共产党整风期间，气焰尤为嚣张，他首先布置力量，四处放火。他曾指使他的旧部、民厅荣军学校教员、右派分子罗一农在荣校收集缺点，以作攻击党的领导的资料，他指示罗说：“缺点收得愈多愈好，并要尽量向领导提意见”。又说：“荣校的意见提得多，就愈影响到民厅”。他又支持他的儿子吴达渊（初中学生）在贵阳六中出反动刊物“苦艾”；并把他在视察工作中的材料告诉他的儿子，作为向学校领导进攻的炮弹。
当中共省、市委统战部座谈会及民政厅党组座谈会先后召开的时候，吴剑平以为搞垮党的领导的时机已到，就更加猖狂地向党发动攻势，先向民厅党组开刀。吴剑平恶意地把党在机关的领导说成是“党组包办一切”，说机关内部是“党政不分”“漆黑一团”。他借故生端地说他“思想受压抑很大”，甚至捏造事实说：“有的单位民主人士要自杀，而我只是想不干，想辞职”。他在民政厅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公然叫嚣说：“如果党政混为一谈，党不管什么事都包办起来，那还要政权机关干什么？有党委就行了！”吴剑平仇恨党的领导，可说已达于极点。
吴剑平几年来，在民政厅都是长期告病，对工作极不负责，现在却厚颜无耻地说他是：“糊糊涂涂混了几年”，并反咬一口说“民主人士是挂挂招牌”，是“赘瘤”；诬蔑党对党外人士“好像敌人一样”，这不仅是在恶意地挑拨破坏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合作共事关系，并直供不讳地以党的敌人自居，吴剑平是站在什么立场，是在干着什么勾当，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事实证明：党的领导力量的加强，就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飞跃发展的保证。凡是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希望在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但吴剑平却别怀鬼胎。他认为“党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非常庞大”，主张“应适当裁减”；他恶毒地攻击加强党的领导，只会对工作不利。他公然举例说什么“53年加强了党的领导，矛盾就逐渐显露了”。他气势凶凶地威胁说：“工作最后决定权是厅长，党组要干涉就不行！”吴剑平把“领导”变为“干涉”，企图达到他取党的领导权而代之的卑劣目的！紧接着，吴剑平就把他挖空心思制订的所谓“四点建议”，在民政厅座谈会上正式提了出来。这个所谓“建议”的内容是：“1、党组和行政方面的权责界限如何划分，以提高工作效率；2、拟订详细办事细则，使行政工作的权能和党的权能分明；3、除党规定的外，党与非党在政治上、生活上，应一律平等，尊重宪法相处；4、党外、党内都要加强政策学习——尤其是统战政策的学习研究”。并说：“党要认真研究统战政策，主动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党无原则的迁就我们，我们是不接受的，是要提出抗议的。”在他提出了这一别有用心的谬论之后，吴剑平公然要民政厅党组带头“示范”，把取消党的领导的所谓“改进事例”，推而广之，作其他机关的蓝本，使他们群起“效法”。这与右派分子徐铸成篡夺文汇报领导权、进一步夺取整个新闻事业阵地的作法，毫无差异之处。吴剑平在这个所谓“建议”里，首先是要求“划分”党组与行政方面的“权责界限”；要求拟订一个“详细的办事细则”，使行政工作的“权能”与党组的“权能”，“分明”，以达到他取得合法的根据，实现篡夺领导权的阴谋；在这个所谓“建议”中，还包藏着一个诬蔑党和挑拨群众对党仇恨的恶毒意图，虚构地叫嚣“党与非党在政治上、生活上应一律平等，尊重宪法相处”。这显然就是另一些右派分子所说的：党不要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的谬论的翻版。吴剑平在检讨中也承认：关于所谓划分权责的“四点建议”，不仅是客观上形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实际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整套”，这更充分说明吴剑平是在假“尊重宪法”、“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政策学习”之名，以行其取消共产党对机关工作领导之实；他并利用“推广改进事例”的方式，来完成他自下而上、由点到面的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流血”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把中国拖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去。
吴剑平企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进一步推翻党的领导，他一贯蓄谋组织力量，把贵州民革组织攫为己有。因之，在民革发展组织工作上，一贯主张“大发展”。他说：“因为民革是第二大党，应该铺宽、铺大”他在“我的第三次检查与批判”中承认他搞民革的目的是“如过去的那一套，拿（民革）来做自己的政治资本”。
早在1951年春，吴剑平去北京参加内务部会议时，在汉口就会见了右派头目陈铭枢，据吴剑平自己说：“陈铭枢当时就要我做贵州民革的负责人”。果然，他回来以后，就兴高采烈地进行民革的组织活动，他当时曾对人说：“要组织民革，我以前（按：系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组织的‘在乡军人生产合作社’可以作为垫脚石”。1953年，他不顾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就主张大发展，提出要在遵义、安顺、都匀等地区建立组织，他说：“设起学校，就应该招收学生；修起庙，就应该招收和尚”，终因省筹委会在领导党的正确领导下，掌握“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组织方针，他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他就以要“辞去宣教组长职务”相要挟。
1956年派他去遵义市发展和建立民革组织，他以为时机已到，蓄意把他过去组织的“在乡军人生产合作社”的残余势力悉数拉进组织里来；他想拉拢的人中，大多是地主、特务，有些甚至是没有公民权的人。此外，他还不惜用“封官许愿”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心腹和骨干。他曾许帮助陈永思（成员）活动省政协委员，又对遵义图书馆馆长、右派分子傅梦秋（成员）说：“你那工作单位，可以作为宣传民革的据点”，以作将来朋比为奸的张本。
吴剑平担任民革贵州组织五年多的宣教组长，但他对宣教工作从来不闻不问，而对组织工作却十分热衷。他经常追问组织部门：“某些人发展没有？”“某些人为什么不发展？”有次遵义民革组织报请批准吸收19个人士入党，省常委会对其中8人，认为还不够条件，暂缓吸收，没有批准，吴剑平就大发脾气地说：“这些人不发展，民革的牌子就要收起来！”原因是这8个人都是他的“旧部下”。
吴剑平之一贯主张“大发展”，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也不仅是为了“铺宽铺大”，而是有其政治背景与历史根源的。吴剑平平素是以有“政治组织才能”自诩的。他曾扬言说；“两条路线我都可以走，都可以有所作为。”这不就充分说明吴剑平根本未忘情于反革命；而必要时也可以对革命进行政治投机。人尽皆知，吴剑平在解放前仆仆于桂黔道上，卖身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积极搞“第三种势力”。解放以后，他对此心犹未死，仍在继续进行活动。1950年2月，起义部队328师调移驻地，途经贵阳近郊花溪时，吴剑平曾派人前去进行活动（该师师长魏锡龄（已镇压）是吴旧部和亲信；该师团、营长亦多系吴旧部），不久该师即大部叛变。与此同时，吴剑平又曾派其亲信特务沈竹若、王劲夫二人到郎岱去活动起义部队249师拖往黔北，投靠于吴。王、沈二人在安顺曾对该师师长陈××、副师长文××、赵×等说：“吴剑公派我们来找你们，他要你们把部队拖到黔北去和他合作；剑公决定将你部扩编为兵团，由陈××任兵团司令，文××、赵×分任军长，剑公任省主席兼总司令；军费装备都有办法，发展前途是很大的。剑公是第三党负责人。”这个活动当时被拒绝了。
吴剑平的“第三种势力”在解放初期，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几年来他并未放弃这个阴谋活动。他加入民革组织后，为了扩大他自己的政治影响，他竟不择手段的尽力争取“群众”；经常把自己装扮成是旧军政人员、旧知识分子权益的代表者。他在一次会上诬蔑地说：“有些领导对旧军人、旧知识分子，偏重在只看他们的缺点方面，认为有问题。这个标准一立，就万年不变。”他又捏造事实说：“复员军人回乡生产，应按政策改变成分，但有的追问复员军人的家庭成分，有的不发选民证，并有看管情事发生，有的还被吊打，而有的自杀。”他为此下了一个恶毒的结论是人民政府“不按政策办事，违法乱纪”。但拆开他的西洋镜来看，原来吴剑平口中的“复员军人”，实际就是地主、特务、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词。吴剑平之所以如此说法，是以这些人的“包青天”自命，意图博取这些人的好感，为“大发展”开辟市场，以便从中网罗“力量”而已。
吴剑平向党进攻的矛头，一贯地集中对准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对统战政策，经常横加歪曲和诬蔑；对统战工作，经常诽谤和攻击。当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伟大方针以后，吴剑平大肆诋毁说：“这是共产党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要的政治态度。”又说：“民主党派是摆样的，是发宣言用的”。当1954年宪法草案公布时，吴剑平对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条文很抵触，他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丢开！”今年他又别有用心地对人说：“贵州的党员副省长过多了，不像个民主联合政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没有由民主党派省级组织推出的”。他并公然声言“要退出民主党派”，企图用这话来淆乱听闻，破坏统一战线的威信。
去年5月10日，吴剑平和右派分子吴道安（贵阳市政协副主席）在省政协工作座谈会上，一唱一和地大骂统战工作，恶毒地把统战工作说成“漆黑一团”，有意乘各县、市政协副主席在座的机会，大施其挑拨、煽动的伎俩。他说：“政协与统战部，民主党派与政协、统战部，如何进行分工，我是不够明确的”。又说：“统战工作越下去越成问题；农村根本没有统战工作”。吴剑平之所以用“农村统战工作”的问题向党进攻，是与他的阶级利益和仇恨分不开的。吴剑平在解放前是一个大地主，在贵阳、遵义以及他的老家绥阳等地，都拥有大量土地。土地改革使他失去了那些他认为是一生心血结晶的财富，因而含恨在心，处处不满，从他解放几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来看，他既反对土地改革，又反对农业合作化。土改时，农民向他算剥削债，他不但不向农民低头认罪，甚而装穷叫苦，想赖掉不还。他曾在一次会上叫嚷说：“土改搞得过火了”！又在一次政法会议上捏造事实，进行诽谤说：“农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饿饭的人还是很多，土改前农民有困难可向地主借，现在不行了！”1952年他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息烽去协助抗旱，他曾批评基层干部说：“农民抗旱不如地主，应叫农民向地主‘学习’”。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吴剑平狂妄地说：“工商业家既可以和平过渡，为什么地主不能和平过渡？”当他看到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具体情况推缓土改时，他公然为“内地”的地主大声叫屈地说：“形势要是早变一点，内部地区的地主就不会那样吃亏了！”他并埋怨地说：“为什么统战部不‘统’地主？”在吴剑平的心目中，凡是地主都是“好人”。凡是被判刑或镇压的，他都认为是“群众搞错了”。一直到去年4月，他在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还旧话重提地说：“民族资产阶级既可以和平过渡，土改是不是可以和平进行呢？”吴剑平对农业合作化，也提出恶毒的攻击。他荒谬地提出“解散山区农业合作社，停止山区农业合作化”的主张。他老是恋恋不忘于过去那种荒淫无耻的生活，经常慨叹“今不如昔”。谈到吃的，总是说“现在差多了！”讲到待遇，则说“入不敷出”。由于吴剑平不甘心地主阶级的死亡，所以见到封建剥削制度的坆茔盖上最后一撮土的时候，即情不能已地对社会主义发出恶毒地咀咒和对封建地主阶级唱出可耻的赞歌；并幻想着已死亡的反动统治阶级“魂兮归来”。
吴剑平满脑子充满反苏思想和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解放前，他经常散布“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的反动言论，解放以来，他的这个反苏立场，一直并没有改变。他曾指着地图对人说：“外蒙古被苏联搞去，我们损失了一大片国土，我一直搞不通”。抗美援朝初期，他抱着满腔希望，幻想美蒋反动统治复辟。他在一次会上公开透露了他的反动心情说：“我就主张打世界大战”！但在美帝遭到可耻失败，不得不坐下来谈判的时际，吴剑平却诬蔑地说出“朝鲜南部平原多，我们的武器不行；人家是机械化部队，攻不进去，只好停战”的谰言来为敌张目。到了去年匈牙利事件和埃及事件发生后，吴剑平更露骨地对苏联进行诽谤。他说：“苏联在对待匈牙利事件上有短处给美国拿着，所以在埃及事件的后一阶段，苏联就很少发表言论了。”在我们听来。这与“美国之音”毫无差异。他并别有用心地说：“这才是国际局势真正紧张的开始哩”。这就不难看出，吴剑平之所以常把自己乔装成一个“爱国主义者”，不过是为掩盖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动实质来向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进攻，并从而达到破坏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实现其从国际全局来反对共产主义，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狂妄野心而已。
五 抗拒反右派斗争
吴剑平的右派言行未被揭露前，有同志问他对右派分子吴雪俦和吴道安向党进攻的荒谬言论怎样看法？他说：“吴雪俦的发言有他的道理；吴道安的发言内容是他亲身的感受”。当我会右派分子朱汉生公开为大右派分子陈铭枢等打掩护，并向“人民日报”、“贵州日报”及贵阳水泥厂工人同志大肆攻击的谬论发表后，吴剑平却赞不绝口地说：“说得好呀！”由此已不难看出，吴剑平与其他右派分子，都是一丘之貉。因此他在6月21日民革省常委会召开的以讨论声援民革中央反右派斗争及研究民革贵州组织如何开展反右派斗争为内容的紧急会议上，表现出沉重、很不高兴。他在会上发表出“为时过早”、“不要搞乱”、“不知道这样搞会有什么结果”等谬论，并愤愤地说：“这样搞肯定搞不好！”当别人提出正确意见时，他则说：“龙云、黄绍竑都还没有说话呢！”并说：“我们不能离开帮助党整风而只谈反右派斗争——一定要搞的话，主席要掌握好，否则会出偏差”。很明显，吴剑平对自身已感到惴惴不安，企图利用常委身份对反右斗争进行百般阻挠，从中破坏。
当吴剑平的反动言行被群众揭露后，他却顽固、无耻地对党进行诬蔑说：“我死也不接受、死也不答复、死也不说话！共产党骗人，剿家灭门我都不怕！”并恶毒地说：“每个运动牺牲几个人是常事，没有关系”。更用要赖威胁地口气说：“只要肯找，任何人都有问题”。
右派分子吴剑平（民革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政协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贵州省民政厅副厅长），解放前是残酷剥削的大地主，是称霸一方的袍哥大爷，是双手染满人民鲜血的大军阀，参加过特务组织“复兴社”，是“在乡军人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一肚子装满阴谋诡计、自诩为“有政治组织能力”的烂政客。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他曾历任伪师长、师管区司令、副军长、黔北绥靖司令等伪军职。由于他惯于搞阴谋活动，当时有“小诸葛”之称。1947年得反动头目杨森的支持，并利用他在黔北的反动势力，“当选”为伪立法委员，曾飞黄腾达，煊吓一时。
在1949年我解放大军即将渡江解放整个大陆的时候，他在秦淮河畔，大宴宾朋，散播反共谬论，并上书何应钦，呈献反共方略，洋洋万余言。嗣以反动政权危急，他自知血债累累，怕“共产党来了，活不下去”，即逃离南京，意欲返黔“找机会抓部队以作个人政治资本”。途经桂林时，他向李宗仁、白崇禧献策，在西南搞“第三种力量，暂时成一个偏安局面”。李宗仁曾面授机宜，要他“联系西南各省”。在贵州解放前夕，他与谷正伦勾结，以“贵州第二绥靖区司令”伪职名义在遵义地区积极收罗旧部、联络土匪、恶霸，大肆招兵买马，企图实现其“第三种力量”的迷梦。嗣以广西、湘西相继解放，李、白匪首狼狈逃窜，他见贵州也“朝难保夕”，于是就计划在黔北游击，以待时机。终因我解放大军进展神速，以雷霆万钧之势迫近遵义，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率领几百人枪“起义”。
解放后，党和人民宽大为怀，不惟不究既往，还给予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给他担任政协和政府要职。近两年来，他长期患病，党和政府经常给他物质上优厚的照顾，对他可算是仁至义尽、恩重如山了。而吴剑平不仅不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不仅不认真工作，立功赎罪；反而一贯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民主专政，仇恨社会主义事业；利用民主党派地方领导身份作掩护，一方面对党的各项政策措施，滥施攻击；一面则企图进一步夺取民革领导权，作为政治资本，与党分庭抗礼，并企图进一步取消党的领导，颠复人民政权，妄想使资本主义复辟。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期间，他以为有机可乘，愈发猖狂、露骨地向党进攻，肆无忌惮地放出许多反动谰言。在反右斗争开始后，他的右派言行，就首先被群众揭发，并立即对他展开批判和斗争。
根据所揭露的材料来看，吴剑平一贯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是一个右派政治野心家！一个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
来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辑《张轸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