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看到匈牙利十月反革命暴乱的那些血淋淋的图片时，我们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无法抑制无比的愤怒和悲痛，可是竟有这样一些人，当反革命凶杀，他们暗地庆幸；当暴乱被扑灭时，他们惋惜，并且他们得到了启发，也可以在中国搞一下。
右派分子黄捷如就是这样的人。他出身官僚、大地主、投机商人家庭，死抱着反动的阶级立场不放，对共产党刻骨痛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扮演着“反对派角色”，而在整风期间更是十分猖狂，狂热幻想在中国搞起“匈牙利事件”。
整风一开始，右派分子黄捷如和全校其他右派一样气势凶凶。不可一世，捶胸大骂：“共产党没有民主，我们说话不自由，今天有一些，但我不信，还要再等一下，等待更好的时机”，他对另一右派分子胡学行说“从匈牙利一系列事件中，我看透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把人象关在鸡笼里一样，要杀一个就抓一个”。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大加宣扬：“人家上议院、下议院整天骂，就有好处”。
提起肃反，他更是切齿痛恨，一反以往的“悔改”，攻击说“清华肃反成绩是主要，简直是当面撒谎，蒋校长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更不知道搞的什么鬼…我恨得要咬他们!不法办就平不了民愤”。并叫嚣“肃反对我的批判，我死也不承认，是你们做贼心虚!”右派分子冯国将大骂肃反，黄捷如兴高彩烈说：“冯国将替我出了气！”“时机到了，拿起枪来赶快冲锋，对准党员、积极分子开火，几年宿怨一泻而出！”在鸣放会上狂嚎：“每次运动都有一些人倒霉，另外一些人则爬了上去。积极分子就是踩了我的肩膀入的团，踩在我头上爬上去的!”又公开诬蔑“党员是特务”“团员是狗腿子”。
他恶毒地攻击我们的领袖。刚解放时他就一心盼望蒋介石反攻，在学校里趁人不备撕毁了毛主席的像。整风大鸣大放时，他对弱者，一生、二生、东风令等反革命言论的大为赞赏。
右派分子黄捷如渴望着变天，他认为只有发生“匈牙利事件”才能“伸冤”。早在“匈牙利事件”发生时，他就激动异常地说：“这是极大的启发，大学生有力量可以以武装来推翻政府，我很想在中国也来个成功的匈牙利事件，我一定要参加!”
甚至在反右派斗争中，他还多次与其他右派分子商议同夥搞“匈牙利事件”。他渴望着杀人，说：“要杀共产党”，“拕出党员的心来看看什么是党性”，“一不要杀我的眼中钉”，并指出某些党团员的名字。他说：“右派分子孙宝琮了不起，讲朋友义气，右派分子马琦有理论，真行。”他想去找马琦，说“总有一天共产党会被我们推翻，国民党来了，刘冰这些人要杀头的。”并且又说“要记上今天的丑事，到香港去当个教员，写点东西大骂共产党中国”。
右派分子黄捷如身上浸透了资产阶级腐朽发臭的黑色毒液。他父亲是上海大投机商，从小就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上学坐汽车，下学随父亲上妓院。上大学后装苦装穷，骗取人民助学金，购买呢裤子、皮鞋、毛线衫和手表等。从中学起，便四处行窃，还厚颜无耻地在同学面前炫耀。到大学后变本加厉，大三又被破案，但毫无羞耻之心，竟想到背叛祖国，到香港去。
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右派分子黄捷如暗地里和右派分子胡学行窃窃私议，订立攻守同盟，拒不交代。在批判会上，态度顽抗，至今未作一次检查。
他威胁全体同学，诬陷干部和积极分子，并无耻地使出假自杀的伎俩。
人们眼睛是雪亮的，当支部戳穿了他的自杀的阴谋，黄捷如恼羞成怒后，进一步露出反动的本性，开始疯狂地反咬了。一月二十六日，在义务劳动时，右派分子黄捷如伺机以锋利的花岗石打伤了团支书的脸，当场引起同学们极大的愤怒。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今天，右派分子黄捷如仍敢丧心病狂地反扑，大家一致要求学校行政严厉地处理这个顽固右派分子黄捷如。
来源：1958年2月11日《新清华》(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