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绍澍是一个搞反动党团起家，并利用当时反动党团内部派别的矛盾和人事上的倾轧，在勾心斗角、狗咬狗的当中，从一个干事干起，逐渐爬了起来，成为“蒋家天下，陈家党”的一员干将，也是两面三刀反复无常翻云复雨的阴谋野心家。几十年来，他是一贯对内反共，对外反苏，杀害革命干部和爱国人士。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感到大势已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混进了革命阵营。像他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罪恶滔天的老牌右派分子，当然他并不甘心于人民民主政权的成长、壮大和自己反动阶级的没落、消亡，仍然野心不死，也一刻没有忘记积蓄力量，待机而起，阴谋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反苏，以达到反动统治复辟这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他自全国解放几年以来，一贯抗拒思想改造，消极怠工，披着民主人士的外衣，利用人民所给予他的合法地位，暗中从事非法活动，采取发展反动力量，打击进步，拉拢落后，挑拨是非，破坏团结等卑鄙手段，先在交通部参事室内组织了以他为首的，包括右派分子俞墉、杨鹏、寿勉成等在内的反党小集团，在办公室内提倡“说私房话”、“摆龙门阵”，以便搜集向党进攻的材料，并暗地放毒箭，传播反动的言论。他平时在反党小集团里说：“我们都不是卖友求荣的人，我们的话，绝不会有人去打小报告的”，又说：“共产党明知这班打小报告的是小人，但是他们乐得利用那班旧人物来对付你们这班旧人物”，主张旧人物不应自相迫害，而相互狼狈为奸，以反对党的领导。同时尽量鼓吹“作客思想”，他们相传“坐以待币（人民币）”等恶毒的话来挑起对组织的不满和仇恨。他们相互之间的言论，一贯是：抗拒学习，反对领导，仇视、诬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攻击人事政策和国家各种基本制度，反对镇反、肃反运动，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到了党整风的时候，他们就相互鼓动，从不同的方向，一齐向党猖狂进攻。因此，以吴绍澍为首的反党小集团是有严密的组织的，也是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的。
由于右派头子章伯钧在交通部内长期的经营、布置，以右派分子杨逸棠、王一帆、王寄一、丘克辉等为核心，成为章伯钧集团向党猖狂进攻的主力军。吴绍澍这个反共、反苏的老手，自然就被章伯钧所赏识，在新的形势下，又成为章伯钧集团主角之一，作为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急先锋出现，并且企图将交通部参事室和民革交通部支部拉入歧途，拖向后退，以为他阴谋反党的工具。
在他阴谋一系列罪恶活动中，曾与章伯钧密商，同时，又由章伯钧指使杨逸棠，结果就由章伯钧于今年4月26日在交通部内召集民主党派成员作了一次所谓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告。在报告开始时，章伯钧欲首先声明是他与吴绍澍商量好召开的。章伯钧的这次所谓报告，大肆歪曲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参加会议的全体成员散布了许多毒素，而成为他们在交通部内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一次总动员。此后，章伯钧在部外发出反动谬论，吴绍澍一见到了章伯钧就恭维备至地说：“部长的发言很好”，并在民革交通部支部小组会议上，又为章伯钧的“两院制”大事辩护地说：“这不是反社会主义”，并说：“史良部长揭发章伯钧的私房话是有伤私人道德。”此外，吴绍澍和章伯钧集团干将杨逸棠、王一帆，王寄一、丘克辉等又相互勾结。王一帆一见到了吴绍澍就说：“你怎么不参加会，章部长还在会上提到你。”吴绍澍和王一帆、杨逸棠以及民革右派分子许宝骙同往广东视察时，他们就在当地组织了医药、教育两个阴谋反党的座谈会，有的主持会议，有的从中煽动，彼此分工，相互配合行事。有一次在部里，吴绍澍向杨逸棠说过：“交通部的升官图你看见了吗？你最好了，是人大代表，见官高一级。”同时，他们两个人又在办公室内相互歌颂章伯钧，认为章对知识分子大有办法。王寄一又怂恿吴绍澍说：“政协委员不可小视，章部长说过，这未来就等于英国的上议院。”他听了之后，自以为就有了反党的本钱。自反击右派开始后，吴绍澍和杨逸棠两人又密谋对策，吴绍澍说：“我没有什么检查的，有批评就有反批评。”从他这一句话里，就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反动立场，竟然是这样的坚定和顽强！
以上不过是吴绍澍与右派头子章伯钧及其干将杨逸棠等亲密关系的一个缩影。
（三）与民革大右派分子的联系
正因为他是民革的成员，他与民革大右派分子们也是相互联系彼此配合的。如他竭力支持谭惕吾的反动谬论，认为是“大出风头”。又同意谭惕吾对卢郁文同志的毁谤，并在许多场合，还恶毒地诬蔑卢的发言是“无人格，最卑鄙”。自谭惕吾的右派面目被揭露以后，他就处处为谭掩护，说什么“谭的病是大帽子压出来的”。当卢郁文同志接到匿名信后，他和陈铭枢一唱一和认为是捏造。他又认为，龙云的反苏谬论是“表现爱国，给龙扣帽子，没有说服力”，竭力为龙辩护。自报纸上揭发黄绍竑的反动言行，他又竭力为黄辩护。对许宝骙所谓“政治自由，组织独立，职权平等”的谬论，极力赞扬。
由于吴绍澍既拥有小集团为基础，又投靠了章伯钧集团，更串连了陈铭枢、龙云、黄绍竑、谭惕吾、许宝骙等右派分子，他自以为他的反动势力是相当雄厚的，因而，他就假借帮助党整风为名，猖狂地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
1、反苏谬论
（1）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特别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吴绍澍说：“匈牙利事件给苏联出了难题，不出兵匈牙利将被资本主义拉去，出兵罢军队在别的国家出现，使人很难理解。”
对苏联撤消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职务时，他又说：“赫鲁晓夫要民主，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不要民主。”
（2）龙云的反苏谬论受到批判后，吴绍澍说：“龙云是在人大常委会上发言的……报上发表也有好处，可惜整风向苏联算账。”
（3）吴绍澍看到中共中央在匈牙利事件以后所发表的拥护苏联领导及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里面还是占优势。”
当“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用了“以苏联为中心”的字样时，吴绍澍认为和以前常用“以苏联为首”的意义不同，认为“中国受了南斯拉夫的影响，在共产主义思想上有与苏联争取领导权之意。”
吴绍澍对苏联艺术亦表不满。他曾说：“印度某一影片在苏联放映时几个月都是满座，而苏联自己的影片即是放映几天亦是观者寥寥。苏联片子在中国电影院的遭遇亦复如此”。
（4）吴绍澍说过“斯大林主义是事实，不能否认。”
他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使得我国陷于有些措手不及的处境，以致好久没有表示。因为中国方面一时无从找出很好的说法，来推翻过去所一直宣传的崇拜斯大林偶象的论调。”
大鸣大放期间，吴绍澍说：“中国发扬民主了，苏联就不敢”，“假使苏联农民也要鸣放起来，赫鲁晓夫吃不消，苏联农民之间必有不赞成苏联政权的，若鸣放起来应该不在少数，苏联政权吃不消的。”
2、仇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吴绍澍在交通部八年来，对党团员甚为仇视。平常多采取当面敷衍而背后诬蔑诋毁的手法，大事攻击。他所攻击的对象，包括几位党员副部长，并就他所接触到的党员局司处长到一般党团员为止，计达数十余人。对于积极分子他认为是“小人”，并且恶毒地攻击咒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是“恶狗看门”。
他在1957年6月3日中共交通部机关党委召开的反主党派座谈会上，发出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谬论。
1、吴绍澍不满意我们国家的人事制度，由来已久了，平时他反对德才兼顾的标准，重视旧社会的历史地位，在鸣放期间他诬蔑人事政策，说“交通部是‘唯历史成分主义’的用人方针，造成‘不敢利用’和‘拔苗助长’的两种倾向”，并且说参事室是“养老机构”，这样来挑拨群众对党的人事政策不满。他更恶毒的说：“交通部的人事安排不仅对党外人士没有作好，就是对党员亦不恰当”，妄想进一步挑拨党内关系。
2、他在反对交通部“三害”的幌子下，大肆诬蔑和攻击交通部领导全国内河推广一列式拖带和顶推运输，说是“搬弄教条”、“盲目推行”和“事故竞赛”，借以反对学习和推广苏联先进经验的重大方针，并抹杀交通部在这方面所已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他为了要诬蔑党不是大公无私，竟将一件经过慎重调查研究并作出正确处理的海事案件，加以恶毒地歪曲说：“船代表却逍遥法外，因为他是党员，所以不给处分。”
3、为了完全否定成绩，他把交通部的工作说成一团糟，并极力加以丑化。他说，交通部突出有“四多”。“会议多，可以设会议科、会议处甚至会议司，像上海专门为别人办婚丧大事的店一样”，还说“有些领导把会议多看作是成绩”；明明海损事故逐年显著减少，他却说“几年来有增无减”，“可以说是海事多”，并且夸大和捏造数字说，因海事“八年内死亡了三千多人”；他又诬蔑交通部“机构变动多”、“官多”，认为是“升官大家升官，做到人人满意”，把我们的机构比作是反动政权“因人设事”一样。
4、他恶毒地攻击我们国家的各种基本制度，认为由于“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问题、民主生活问题，保密问题、汇报制度问题等等”，再加上“党员在作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思想”，就造成了“墙和沟的问题”，亦即是“党群关系问题”。他攻击汇报制度，说什么由于“生活经验和习惯不同”、“语言和文化水平不同”、“汇报者的品质和目的不同”，就造成了“汇报的正确性有问题”。他又由汇报制度转而咒骂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说他们是“有事也报”，“无事也报”，“真事也报”，“假事也报”，并“从中播弄混水摸鱼”，“造成自己向上爬的机会，影响了党群关系”。翻过来他又说：这是“领导同志和人事部门不深入群众，依靠汇报，偏听偏信”的必然结果。他还作了好有一比，“好比美酒人人爱尝，假如美酒铺前有一条恶狗在看门，那么顾客怎敢上门呢？”这样来毒骂所有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5、吴绍澍一贯反对肃反，他歪曲民革二中全会对肃反的估价是：“肃反固然有成绩，但偏差不少，他认为中国在过去受了斯大林的影响，如果早点批判斯大林，中国是可以少死多少人的，他有很多朋友——那些被镇压了的反革命分子们——可以不死。吴绍澍在鸣放期间他给我们伟大的肃反运动下了六大罪状：“（1）肃反像生产任务一样定出5％的指标是主观主义的；（2）大胆怀疑，诬告无责，易致扩大肃反的面；（3）肃反时流行荒谬逻辑——不满意某个党员就是不满意党，也就是反革命的推论；（4）解放五、六年以后的肃反运动，还以历史为重点而展开斗争是不现实的；（5）逼供信的情况不是个别的；（6）听信假积极分子的歪曲分析。”然后他就进一步主张：“将以上造成偏差的原因加以分析总结，惩前毖后，以教育同志是有好处的。”这个右派分子就是这样狂妄而恶毒地，大肆诬蔑肃反运动，并极力为反革命分子“鸣冤”，主张实行彻底的“倒算”和“翻案”。
6、他处心积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反苏，但又惟恐原形毕露，臭名昭彰，因此对他的反动言论，就做贼心虚的主张不要“公布在报刊上”，借以逃避全国人民对右派分子的反击。
吴绍澍这个老牌右派分子，平常一贯地散布毒素，挑拨党群关系，而此次他在交通部民主党派座谈会所发出的谬论，事前到处搜集材料，作了充分准备，内容渗透了他的反动思想本质，并发挥了许多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因而这是他以交通部为具体对象，有计划有准备地内党向交通部全体职工猖狂进攻的反动纲领。
吴绍澍于党整风前后到处煽风点火，在交通部机关中、在民革交通部支部，在东四区社联工作组的学习组和华北电影公司，尽其阴谋活动的能事，煽动群众向党进攻。有对集体的点火，也有对个别人的点火。兹略举事例如下：
对集体的点火——他在交通都参事室当着同志面前煽动的说：“肃反问题，大家可以提一提”。在支部的成员座谈会和小组会上，他三番五次煽动大家反对卢郁文、陈劭先同志，支持右派分子谭惕吾，想拉大家同他一起走右派的道路。他在东四区社联工作组竟违背当时整风工作对地方组织并不鸣放的精神，勾结右派分子张连卿，煽动社会人士大鸣大放，并利用市民排队买肉为例进行点火，又把房客与房主的纠纷，诬蔑是“房管局造成的”。还把右派分子刘永立的发言，当作“党的宗派主义的典型”，拿到东四区社联工作组会议上去散毒。另外还煽动的说：“民革大鸣大放落伍了，只有谭惕吾出风头。”在华北电影公司方面，通过他老婆右派分子张莲蓉的关系，并勾结右派分子魏更等人，向党进攻。
对个别人的点火——根据现在所了解的事实，他对个别人的点火已经有13人之多。如煽动右派分子寿勉成，一再地要他“谈肃反问题”。对右派分子龙熙说：“整风期间你可以好好鸣一鸣”。对右派分子刘永立在整风初期所谈交通干校的问题，认为很生动活泼，听了刘永立在支部成员座谈会上捏造和诬蔑事实的发言以后，更连声叫好，鼓动刘永立照这样到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去发言，以后又一再为之宣扬，当刘永立的谬论受到干校同志们的批评后，他竟再—次鼓动刘永立到部座谈会去讲。又对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右派分子张敏六，和外交学院学生右派分子黄尔亮，也尽其煽风点火的能事。此外，他对一些三反、肃反中被审查以及工作中犯错误被处分过的人点火，说甚么：“如果你不发言，我可以代你发言”，或者说：“你一定有意见，可以到楼上党委会召开的座谈会去谈”等等。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击右派言论开始时，他在参事室和民革小组会，非常嚣张，发出很多阻挠、破坏的谬论，他为右派头子章伯钧辩护说：“章伯钧的发言是做了反映工作，他是有责任这样做的，他曾召集民盟盟员听取意见”。当史良同志对章罗联盟揭发后，他还说：“象章伯钧这些人在报纸上登出来，对外影响是不够好的，因为有些国家都知道这些人。……我们要和平解放台湾，这样登，叫台湾有些要回来的人，也不敢回来了。”他又为章乃器大事辩护地说：“章乃器主观上是否要反社会主义，还要分析”，并对章乃器认为“工商业者还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是教条主义”的谬论，极力支持说：“我也赞成章乃器的这种说法”，又说：“章乃器是有学问的人，若是章乃器坚持不屈，我看政府怎样下台！”当广州市文化公园中两个青年学徒捉到放定时炸弹特务的消息，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后，他就说：“这消息的刊登是故意摆出来吓吓人，叫你不敢开口。”又当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题发表了社论并摆出许多右派谬论后，他更说：“这个标题是不应该的，不管什么话，都应该登出来，让大家自己去断决，这种排法不是虚心听取意见”他还说：“党吃不消了，用工人农民来反批评了。”不仅如此，他又说：“这样一来，国际论调会发生很不好的影响，这是压制民主，太可惜了。”自他的反动谬论在报上刊了出来，他就说：“人民航运公路两报是断章取义”，并很气愤地到处打电话，并公然质问报社。同时，他在民革交通部支部小组会上又假意的请大家帮助，并强调“革命队伍要由团结——批评——团结出发”，企求对他同情和辩护。在反右派开始，章伯钧已受到交通部全体职工一致声讨时，吴绍澍还说：“章伯钧可能不会受处分，如果不做部长，也会给他别的适当工作，并可能仍要农工民主党的黄琪翔来接替交通部长职务，因为这样作对共产党面子上也比较好看些。”他还挑拨的说：“现在对章、罗的斗争，是为了镇压学生，不这样就镇压不下去。”尤其，当交通部把他这个老牌右派分子揪出来以后，他还和杨逸棠经常联系，商谈对策。
此外，吴绍澍对中共交通部机关党委会所召开的反击右派谬论座谈会，也极力进行阻挠。他唯恐暴露自己的右派面目，更进行了一系列逃避和破坏的阴谋活动。第一，在党委邀民主党派负责人商讨开座谈会时，他曾一度代表民革交通部支部出席，却以酝酿尚未成熟为借口，企图加以阻挠、破坏。第二，当座谈会决定召开，民革交通部支部动员原来出席整风座谈会的成员积极准备参加时，他竟在会上又提出可推派代表参加，继又主张联合发言，接着又当场要别人打电话给党委要求推迟，最后他又提出由民主党派自己开，请党委派员参加等荒谬主张，大施其逃避和破坏的诡计，但都并未得逞。第三，座谈会举行那天上午开会前，他利用别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作联合发言，并将稿内斥责章伯钧谬论的一段话删去，然后借故逃会，下午也不参加。第四，他原以为座谈会开一两次结束，逃过去就算了，不料继续开下去，后来只好勉强参加，但又怕利用别人的发言稿被人识破，所以只得凑了几句空洞的话作为书面发言，而始终不敢在座谈会上站出来说话。尤其恶劣的，他明知道他必然会遭到驳斥，所以他又托他反党小集团的一个成员替他将人家的发言记录下来，送给他看，以探究竟。
吴绍澍为了夺取支部领导权，首先进行拉拢一部分成员，以便充实他的反动势力。被他拉拢的主要有右派分子寿勉成、刘永立和其他成员两人。在改选支委会期间，吴绍澍就坚持主张仍用三人召集制，反对根据民革党章规定的改行主任制。因为他自己估计，他当主任委员时机尚未成熟，如实行三人召集制，按当时情况，即可形成由他公开参加的，或者由他幕后操纵的三人负责制。这是他企图进一步夺取支部领导权的一次明显的活动。他对上述主张未得实现后，在分配支委担任的职务上，即出现了被他拉拢的某同志竟不顾事前酝酿的结果，故意推吴绍澍担任组织委员的活动。（按当时决定组织委员于必要时，可以代行主任委员职责）。此外，吴绍澍又在支委的名额上，首先提出增加刘永立为候补委员，这样就可以形成以吴绍澍为首，包括被他拉拢的两个同志，和右派分子刘永立等人的一定的反面势力。
吴绍澍一贯无视和违背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而极力主张并设法实现大肆发展成员。他为了争取群众，扩充势力，在联系群众、介绍成员方面，十分“积极”。不仅如此，他还企图摆脱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他对民主党派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贯表示不满。如他听了右派分子许宝骙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歪曲报告后，他就主张民革支部应该朝着“政治自由、组织独立、职权平等”的方向走，并认为民主党派不应该是共产党的助手。他极力反对民革发展成员要在支部大会通过和与中共交通部党委会取得工作联系，认为这样做是“多事”。对机关党委召集民主党派举行的许多重要会议，吴绍澍也一贯采取对抗的态度。他一直认为支部发展成员太保守，经常攻击为“关门主义”、“尾巴主义”，屡次提出要“大发展”，以响应配合章伯钧所主张的招兵买马的阴谋活动。他认为大发展以后，支部可以改为总支，这样就可以提高他的地位。按他的主线是：1、旧国民党员归队；2、历史不够清楚的和比较落后的都可以吸收；3、要吸收中下层；4、不要自传。他竟这样狂妄地违反民革组织方针和路线，企图恶性大发展，达到他不可告人的野心和罪恶目的。
吴绍澍以上的阴谋活动，由于民革交通部支部一开始就有了并在以后逐步扩大的正面力量，坚持倚靠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组织方针和路线，并牢固地掌握着支部的领导权，因而他所有的阴谋活动都未得逞。
（一）吴绍澍在上海政法大学读书的时候，伪装进步，于1925年混进了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而吴绍澍就马上出卖组织，背叛革命，投降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的“清党”活动，作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帮凶。
（二）吴绍澍是破坏学生运动、镇压工人运动的鹰犬。吴绍澍变节背叛革命以后，首先参加了最反动的C．C组织，充当了凶恶的打手，1929年在特务头子吴开先的指挥下，挂名暨南大学的训育员，开始了他的破坏学生运动、迫害青年的勾当，不久他被调为枣庄煤矿公司秘书，用收买工贼的手段，把持黄色工会并残酷地镇压罢工运动。由于吴绍澍破坏工人运动的罪恶活动“有功”，得到了反动派C．C集团的赏识，推荐他为京汉铁路局公益科长兼国民党平汉铁路党委，后又升任伪交通部劳工科长，这样吴绍澍由一个镇压煤矿工人的能手，变为镇压铁路工人、交通工人的能手了。他是血债累累的。被他杀害了的工人家属在1952年，曾要求把吴绍澍送回武汉进行清算斗争。正因为他镇压工运“有功”，于1933年底就爬上了国民党的武汉市党部委员，1935年吴绍澍在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因积极赞助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降日的反动决策，因此，又爬上了国民党的中央民训指导处处长，接着又做了伪交通部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专门从事破坏工人运动。吴绍澍罪恶活动愈多，他的官就升的愈快。每升一次官，就必更加凶恶的进行杀害人民的反动活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吴绍澍当上了国民党的上海市主任委员、三青团干事长、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长，他就凭借这反动的要职，更是疯狂凶恶地干起反革命的勾当来了，亲自指挥三青团员、伪警察和宪兵残酷地进行镇压上海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逮捕纱厂工人代表和爱国人士，并且指使上海三青团头子曹俊组织了一次反苏大游行。吴绍澍为了和陆京士争夺“工运”领导权，向失业工人骗取了大量的会费，而且害了不少工人挨饥忍寒还得吃冤枉官司。1948年在解放战争时，吴绍澍以三青团员替战犯蒋经国组织经济检查队，大量搜刮人民的金银和美钞的罪恶活动。
（三）吴绍澍是个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因为吴绍澍是个反共、反人民的老手，于1938年得到战犯朱家骅的赏识，更由于他利用极端卑鄙无耻的手法，他的官做的更大了，兼职更多了，反动的活动也更加凶狠了。他利用上海反动党团负责人的地位，打着“地下工作”的招牌，积极进行“反共降日”的阴谋，企图取得蒋介石的欢心，在他看来爬的越高，反动的权势就更加大，因而他一方面和蒋介石住上海的秘密代表吴开先、汉奸周佛海扭在一块，勾结日本大特务，在1943年送吴开先飞往重庆，密谋搞所谓“中日和谈”，进行出卖民族国家的“反共降日”的活动，运用“正言报”以及印发“红圈历险记”、“中国之命运”等等反动小册子，积极宣传“攘外必先安内”、“曲线救国”等等反共降日的谬论。他另一方面又极力诬蔑新四军的抗日活动，阻止破坏爱国青年到解放区抗日，诱骗五千多青年给蒋介石作反动资本，并破坏上海抗日宣传团等反动活动。
（四）吴绍澍还是一个发劫收横财的大员。正由于吴绍澍“反共降日”有功，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派他为上海军事特派员、政治特派员等反动职务，他是第一个到上海的劫收大员，利用党政军团大权集于他一身的职位，派出大批爪牙借着查封接受敌伪财产，发挥了掠夺搜刮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本领。还有许多大大小小汉奸都是走吴绍澍的门路，请求庇护，晋献他的珠宝赃物，无法计算，只是大汉奸李士群的内弟叶耀先一人来说，就送吴绍澍黄金一千条，这就可见一般了。吴绍澍利用钱芥尘拉拢日本领事福间把应交给国家的财产——日本弘报部（这是日本陆海军和大东亚省联合组织的宣传机关）存储的报纸五万令，被吴绍澍劫收为私人所有，这就可以证明吴绍澍是一个搜刮无数、作恶无尽的恶魔。
根据以上事实，右派分子吴绍澍，是坚决站在反动立场，三十年来一心一意的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他是一个无耻的叛徒，是特务，是汉奸，是镇压工人、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他又是一个狡诈多端的流氓；以“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的身份，贪污不计其数；为了争名夺利，自己竟然打自己的黑枪。这完全说明了他是作恶多端品质十分恶劣的。
来源：《罗翼群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辑出版，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