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思潮是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在中国则成为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武器。用修正主义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徐懋庸就是其中的一个。徐懋庸的修正主义观点，很早就有所表现，曾经屡受批评而屡教不改。两年前，我们与徐懋庸展开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对他的一系列的错误理论和表现形式都作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徐懋庸在铁的事实面前，也承认过一些错误；但不久又翻案了，不但翻案，而且他的反动理论还有很大的“发展”。最近两年来，正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着一股修正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大大鼓励了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鼓励了原来就有修正主义思想的徐懋庸这个右派分子。在这股逆流中，徐懋庸及其“小伙伴”们都想大显一下身手。徐懋庸在大鸣大放期间与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用修正主义作为理论武器，用杂文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猖狂地向党和社会主义放出了大量的毒箭，几个月间写了二十余万字，百篇以上的文章。他的“小伙伴”们大为叫好，并加入了他的“哲学合作社”，追随徐懋庸，一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党内有一些不坚定的和有严重个人主义的人，在他们的猖狂进攻前面，完全丧失了警惕，有的随声附和，有的寄予同情，有的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因之，徐懋庸的毒草曾经有过一定的市场，他的杂文在国内十多个报纸刊物上大量登载，他自己也得意忘形地说：“得到了编者和读者的鼓励”。党内的右派分子，比起党外右派来，其危害性更大，因为他们都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还往往以“老党员”、“老作家”、“理论工作者”的面目出现。他们还善於自我吹嘘和互相吹嘘。所以，他们能够在群众尚未认识他们的真面目以前，俘虏一些人。现在，徐懋庸的丑恶面目已完全被揭穿，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已进行了批判，但对他在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观点，还须作进一步的揭露和消毒。我们不但要驳倒徐懋庸，更重要的是要肃清他的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他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正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徐懋庸的修正主义，正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最好的助手，是章伯钧、章乃器这类人最好的助手，他为他们提供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对徐懋庸的修正主义加以彻底的批判。徐懋庸的修正主义，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他在科学院写的“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一篇专题论文中，公然提出要“重新审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内容直到它的基本原理”。他是用尽一切力量来实践这个意图的。在这里，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谈到，我只想谈谈徐懋庸在哲学上的几个重要方面是如何“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徐懋庸很早就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阶级性和党性，提倡超阶级的谬论。更早的不去谈他，徐懋庸在1951年5月发表的“实践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的一本小册子中，就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和超阶级的观点。他怎样解释这本小册子的标题呢?徐懋庸说：“对於社会全体成员讲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发展的规律，就是‘知己’；认识自然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就是‘知彼’；根据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的认识而进行生产和革命的实践活动，就是‘战’；根据正确的认识而实践的结果，改革了社会，发展了生产，提高了生活，这才叫做‘胜’，就是达到了认识和实践的目的”。在这一段文章里，最少就有两个原则性的错误。第一，徐懋庸把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规律两种客观规律对立起来，看作敌我关系或主客观关系，把认识前者叫做“知己”；而把认识后者叫做“知彼”。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的表现。第二，他号召“社会全体成员”去“战”，去进行“革命”，把现代社会看作没有阶级的社会，完全否定了阶级斗争的原则。徐懋庸这种谬论，并不是偶然的措词上的错误，他的唯心主义和超阶级的论点是贯彻到他整本小册子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的。
两年前我们曾经与徐懋庸争论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矛盾的阶级根源问题，也就是世界观有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问题。徐懋庸说：“为什么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因为有了人才有的。如茶杯、狗、猴子，就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当时徐懋庸是针对我们认为世界观有阶级性和党性来说的。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有离开阶级性和党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主观唯心主义和诡辩学说则是剥削阶级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阶级社会里，世界观有没有阶级性和党性，是我们与徐懋庸争论的焦点。徐懋庸为着否定世界观的阶级性和党性，否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他一再强调说，世界观是“有了人才有的”。是不是在世界上有了人类，如在“北京人”的时代，就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呢?我们知道，从远古时候起，人们就思索灵魂与外界关系，即主客观关系的问题；但是作为研究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哲学，特别是哲学上两条路线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那是有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才产生的。哲学是随着社会生产、自然科学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世界上出现了人类立刻就有哲学。再者，依照徐懋庸的说法，一切有关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的问题都可以用“有了人才有的”这句话来答覆了。比如说：为什么会有人民与右派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有我们与徐懋庸之间的斗争?徐懋庸都可能用同一句话来答覆：“有了人才有的”。但是这样答覆，等于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我们对这些问题，只有作具体的阶级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但是徐懋庸为着模糊人们的认识，他是反对作具体的阶级分析的。他到科学院后还写了一篇“‘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谁提出来的”，反覆强调说：“世界上有了人，有了思维，才发生这一系列的问题。这确实不是什么‘玩笑’，而是应该‘庄重其事’地交代明白的一个极其简单的自然科学常识”。徐懋庸说别人缺乏自然科学常识；但这种常识，我们已经交代得清清楚楚，我们早就承认有了人，才有徐懋庸，才有徐懋庸的思想。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另外一种常识，即社会科学的常识，这种常识，徐懋庸不是没有，而是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加以否定。徐懋庸当别人提到世界观有阶级性和党性时是极为反感的，他说：“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阶级性’和‘党性’是强极了，但是，我以为他有很大的缺陷：第一，从他的批判，使人可以理解为没有人类的时候，也是有哲学的，没有思维的时候，也是有‘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的问题’的。第二，他又使人理解到在阶级斗争发生以前，人们是根本不发生‘思维对存在’的问题的，人们的思维中根本没有唯物与唯心的矛盾的。另一方面当人类社会中阶级消灭以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唯物与唯心的矛盾，却将绝对不存在了。”他还说：“听说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话，那么我们的抽象的‘阶级性’和‘党性’，也许会非常之强，但是，我们之得於自然科学的简单常识却完全抛弃了，我们的首尾一贯的逻辑方法也只好完全抛弃了，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我们是无法读通了，而对实际生活尤其无法理解了”。徐懋庸真是那样“好心肠”的人吗?他居然担心，如果听信了世界观有阶级性和党性的话，就会发生误解，误解到“没有人类的时候”也是会有哲学的。恐怕只有唯心主义者或疯子才会发生这样的误解，唯物主义者或思想正常的人连想也不会想到的。难道世界上没有徐懋庸，竟有一个思想正常的人会想到与徐懋庸争论么?这个误会是不会发生的。第二种和第三种误解也不会发生的，因为我们与徐懋庸争论的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世界观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当时并没有涉及阶级斗争发生以前和阶级消灭以后的问题。徐懋庸否认世界观的阶级性和党性，就是想从根本上“修正”马克思主义，想使人相信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性和党性，但这是办不到的，即使再写一百篇文章，也只有更加暴露他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而决不会使人相信他已经“读通”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相信他对实际生活有所理解。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结论中指出：“现代哲学是有党派性的，正如两千年前的哲学一样是有党派性的。纵然被假充博学的新名词或极其愚蠢的非党派性所掩饰着，这互相斗争着的党派实质上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徐懋庸正是用“假充博学”的名词和“极其愚蠢”的超阶级观点来掩饰着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忠诚地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们与徐懋庸之间的斗争，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党派斗争，即共产党与反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与徐懋庸之间的大是大非。
至于说到在将来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是否还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关於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继续经过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新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与徐懋庸的谬论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有认识的根源和社会的根源，这两种根源是结合着的。认识的根源，也就是在认识过程中会产生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因为主观反映客观要有一个过程，如果能循着正确的思想方法去认识，即依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去认识，主客观就能达到一致，即使发生错误也容易纠正；如果循着错误的思想方法去认识，即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去认识，主观就不可能正确反映客观，就谈不到主客观的一致了。但一个人怎样才能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呢?这就要考察社会的根源。每个社会都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凡是先进的力量，是要拥护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落后的或反动的力量则阻碍生产力发展。在阶级社会里，这种矛盾就表现为阶级斗争；在阶级消灭以后，阶级矛盾不存在了，但是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仍然存在。先进的力量，必然拥护正确的思想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而落后的力量或思想僵化的人就会离开辩证唯物主义，走上唯心主义的道路。这个理论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徐懋庸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是“有了人才有的”说法，不是使问题前进一步，相反，他是由明确回到模糊，由具体的阶级性回到抽象的共同人性，显然是一种倒退的反动的见解。中央的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把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徐懋庸则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却重新弄糊涂了。在阶级社会里，他认为世界观没有阶级性，这显然是反动的。
徐懋庸这种反动的超阶级的观点，贯彻到他所有的文章中。他在“过了时的纪念”一文中，公然提出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人性”。这种观点，也成为他写杂文的理论准则。徐懋庸在“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说：“我曾给自己规定，文章中要‘有点儿生活，有点儿思想，还有点儿艺术，也可以有点儿科学，而且，还应该有点儿自己的风格’”。这里边就是不敢谈“有点儿立场”，不谈立场就有明显的立场，徐懋庸是坚决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写他的杂文的。否定阶级性和党性的修正主义的观点，正象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象一条黑线贯穿在他的一切文章中，我们批判徐懋庸必须抓住这一条线索。
徐懋庸曾经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来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前面所说，徐懋庸模糊阶级的界限，同时也就是模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徐懋庸在这方面的花样还有很多。
徐懋庸在第五中级党校讨论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与精神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时，曾经举了无数例子来混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他说：“小说对生活说是第二性的东西，但它是物质”；“宪法的观点是意识，宪法本身是第二性的，它是物质”；“肚子很饿，馒头出笼，流口水，馒头是第一性的，流口水是第二性”；“老子是第一性，儿子是第二性；”“你动手打我，我脑子想回打你，是第二性的，我就动手打，这是第二性的，打官司，先动手打人是第一性，后动手打人是第二性的”。他还说：“我以为，第一性的和第二性的两个概念，一般地不过表示了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表示两个事物中那一个是根本的或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第一性的)；那一个是派生的，或次要的，被决定的(第二性的)，表示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哲学的根本问题或最高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在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或最高问题的限度内，唯物主义才确定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问题恰恰是在我们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时，徐懋庸提出了上述的谬论。因此，徐懋庸在这种场合，提出了一系列的荒谬的论点，除了解释为有意去模糊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也就是模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之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1955年6月，徐懋庸在题为“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的一个报告里，又提出了三条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
“(1)凡我们脑中所想的事情，客观上是不是一定存在?……凡脑子中所想的东西有的存在，有的不存在，这个答案就是唯物论，这茶杯我脑子里存在，实际上也存在……而有些天堂不存在，这叫做唯物论……凡我脑子里有天堂一定有天堂，脑中有鬼，脑中有孙悟空一定有孙悟空，那就是唯心论。
“(2)我的脑子里有了的东西，实际上都有的，脑子没有想到的东西，实际很多。这问题，脑子所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没有想到，没有认识，这就是唯物论，而有的说脑中想到的就存在，我未想到的它就不存在，这是唯心论，如未见到苏联，未见过斯大林，就否认苏联和斯大林的存在……。
“(3)实际上一个茶杯，脑子里一个茶杯，实际上不一致，那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是脑子是真的，还是实际上是真的。如主客观不一致，客观是真的，我就放弃主观，服从客观，这是唯物论。唯心论是说脑想的是真的，客观上是假的……”
我们曾经对徐懋庸这种“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法，进行过批评。我们认为，徐懋庸不是教人去明确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而是教人混淆他们的界限。恩格斯对於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哲学派别是非常明确的。恩格斯说：“凡断言精神先於自然界而存在……构成唯心主义的阵营。凡承认自然界为基本起源的，则属於唯物主义的各派”。徐懋庸想出三条标准来“修正”恩格斯的原理，徒见其“脑中所想的”十分荒谬而已。徐懋庸的三条标准，没有一条能够说明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的关系，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的。徐懋庸是想用实物与幻想有区别；脑子所想到的以外，还有许多没有想到；主客观是否一致，这样三条来“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越“区别”就越糊涂了。我们曾经指出：徐懋庸这种区别方法，唯心主义者也会同意的。贝克莱就会同意徐懋庸的第一条，因为贝克莱也没有否认实在的物与幻想之间有区别，只认为存在是“感觉的复合”，实物与幻想都是存在於意识之中而已；同时还会同意徐懋庸的第二条，因为他也是同意在主观以外还存在别的东西，这东西就是上帝。第三条把主观和客观平列起来，去谈他们是否一致，也没有解决思维对存在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问题。主客观是否一致的问题，是认识过程中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思维与存在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问题。只有承认存在先於思维，存在决定思维，才谈得到思维是否正确反映存在，主客观是否一致的问题。
徐懋庸的野心很大，他想把自己的谬论造成一个“体系”，他到了科学院之后，又专门写了一篇“关於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作为他的反党“哲学合作社”的“范本”。他把原来三条又“发展”为四条，还是完全站不住脚。关於这个问题，关锋同志在“徐懋庸的反动哲学”(发表在“哲学研究”第六期)一文中，已给予驳斥；另外，还有其他同志将另写专文来驳斥，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谈了。我要指出的就是徐懋庸无论提出三条或四条标准，其目的无非想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来达到从哲学的根本问题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也就是要混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也就是要混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这是无数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手法。徐懋庸也是采取这种手法。但是徐懋庸这种卑鄙目的，显然是徒劳的。
徐懋庸除了在世界观的阶级性问题和在哲学的最高问题上“修正”马克思主义以外，他还企图在认识论问题上，特别是在真理论问题上“修正”马克思主义。徐懋庸在“实践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那本小册子中有一节讨论“真理与错误”的问题，他根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并继续贯澈了他的超阶级的论点。他说：“真理是干出来的，胜利是干成功的，广大人民好好地干，那怕社会不改造，全人类一齐好好地干，那怕自然不降服”。我们党当然也是提倡要好好地干，提倡要有革命干劲的；但是这个干劲，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才能接近真理，得到胜利，而不是象徐懋庸所说，无论什么人，只要“好好地干”，也不管你怎样蛮干乱干，也可以“干出真理，得到胜利”，只要“广大人民”好好地干，就可以改造社会，只要“全人类一齐好好地干”，就可以降服自然。在这里，我们仿佛又听到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的谬论。蒋介石不是叫唤过要“苦干、实干、硬干”吗?结果干出什么名堂来呢?只有越干罪恶越大而已。
在徐懋庸的心目中，既没有阶级，也不需要党的领导，他的口号是“全人类一齐好好地干”，好象现在已经是共产主义世界了。过去我们又曾听到过“国民一体”，“可以征服大东亚”的狂言，一听就知道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说的；可是徐懋庸也有类此的高见，真不愧为反动派的一名吹鼓手了！
徐懋庸还告诉别人如何获得真理的具体办法，他说：“人们的认识和实践，都是从最切近最细小的客观事物开始的。所以人一开头只能做小事，而且必须做小事。在做一件小事的时候，懂得了这件小事的各方面的道理，根据这些道理终于把这小事做成功了，这样就得到个别的经验，这一个别的经验，仅仅对於这件小事而言，可以说是真理；……”“但无论那一种人，都得从做小事情入手。在做了许多小事情懂得许多小道理，从许多小道理中总结出大道理之后，才做得大事情。……普遍真理是个别经验积成的。”徐懋庸不承认真理是客观实在及其规律在意识中的反映，实际上是否认世界的客观规律，用人们本身的“经验”来代替这种规律。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实用主义的再版。实用主义的特点，就是否认世界的客观规律，用那些冒充唯一实在的人们本身的“经验”或“体验”来代替这种规律。实用主义者说：有用即真理。徐懋庸也有类此说法，他说：“任何人的一切知识学问，一切行为活动，都应该根据一个标准来评价，凡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能够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起积极有效作用，即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福利有所贡献的，就有价值；在这方面无益无效的，就没有价值”。徐懋庸虽然提出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幌子，也不能掩盖他的实用主义的实质。事实上，照徐懋庸看来，任何东西，只要对他自己有用的，就是“真理”了。我们认为，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反映是否正确，要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能用有效有用来作标准，经过实践检验过证明正确的，就是客观真理。能否正确反映和掌握社会的发展规律，这里还有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代表历史最前进最革命的阶级，它负有解放本阶级和全人类的历史任务，因此，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正确反映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和根据对这些真理的认识去改造世界。所以，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同时也是客观真理。
但是徐懋庸却认为，“无论那一种人”，只要“从小事情入手”，就可以得出真理。真能这样吗?我们就以徐懋庸自己的经验为例吧：徐懋庸最丰富的经验就是反党的经验，他的经验也是由小而大的，但能否看作“真理”呢?还有一个反党分子总结了他的反党的经验说，反党象小偷一样，偷了第一次，他还会偷第二次和第三次。但是这种经验，能否算作“普遍真理”呢?大概徐懋庸都认为是真理吧!但是徐懋庸的“真理”，终於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象小偷一样被抓住了。
徐懋庸的超阶级的真理观，在他后来写的杂文中，又大大发挥了。他在“真理归于谁家”的杂文中说：“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发动百家共同寻求真理的政策。但凡求得真理，无论是那一家的结果，却不仅属于那一家，而是属于全体人民”。又说：“一般的说，真理从来对一切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无论你出身於那个阶级，只要你真正爱真理，不害怕真理，诚恳切实地追求真理，而且不怕困难，不怕批评，不怕修正错误，总而言之，只要你实事求是，那么，你的正确的努力做到一分，真理就显示给你一分；你做到十分，它就给十分。”“所以，任何个人，不管有产、无产，党员、非党员，前辈、后学，……最好不要事先肯定自己是真理的独占者，却要肯定自己有发现真理的可能。对别人，也不要根据成见、党派和地位，肯定他一定有真理或无真理。……”“人人可能发现真理，人人也可能弄出错误”。章乃器看了徐懋庸的大作，连声喝采，赞为真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杜勒斯看到徐懋庸的文章，也会高兴起来，他会这样说：我杜勒斯也是在好好地干，真理应该归於我呀！否定阶级的区别，模糊阶级的立场，甚至不惜搬用在美国流行的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之类的东西来毒害群众，提倡蛮干乱干，使群众迷失方向，这样来讨好资产阶级反动派，这就是徐懋庸的“真理论”的实质。
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这个世界观只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而决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恩格斯一再告诉我们：辩证法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反映，“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出来的”。徐懋庸却要用诡辩术和相对主义来代替辩证法，企图有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理。徐懋庸由上海到解放区工作时，就到处宣传他的诡辩学说，他说蒋介石、阎锡山也懂得辩证法，蒋介石主张“容共又熔共”就是运用辩证法，帝国主义在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也是运用辩证法。徐懋庸把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极端反动的违反历史的行为看作辩证法，看作合乎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由此可见徐懋庸的观点和立场了。很显然，他所说的辩证法实际就是诡辩术。诡辩术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就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原则，从个人的要求出发，运用外表上形式上伪装正确的手段，任意解释客观事实，抓住事物的一点尽量加以夸大来肯定或否定事物的本质，或抓住事物的表面相似处，牵强附会总是把问题说得似是而非。相对主义与诡辩术是一致的，它只承认知识的相对性，而否定认识的客观性，这样必然会导致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术。徐懋庸对这种方法是非常熟炼的。由上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看到。徐懋庸不仅自己到处运用，而且还把这种方法传授给他的徒弟。徐懋庸在写给他的“哲学合作社”的社员的当中，作为写作技巧的总结，他教唆说：“总之，要会思想，小中见大，大中取小，化简为复，化复为简。”他的“社员”学了这种方法之后，果然把我们的小缺点夸大为大错误，把我们的成绩却一笔抹煞，把一个叛徒的自杀复杂化为十大质问，把向党进攻的许多复杂问题却简化为对个别领导有意见，这些做法，都是依照徐懋庸的教导来行动的。列宁指出，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徐懋庸正是抓住了这个核心；但是他所强调的是事物统一的一面，而抹煞了对立的一面，他把对立面的转化看作是无条件的。这样一来，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好与坏，内与外，大与小，简单与复杂，快与慢等等，都无条件地可以互相转化，没有什么界限的了。徐懋庸写了很多杂文，如“简单与复杂”、“慢就是快”、“同与异”、“敌与友的关系”等等，都是这种诡辩术和相对主义的具体运用。这些东西，乍看起来，都是说得似是而非，一不留心，就容易受骗，而他所反对的却往往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如“慢就是快”，就是与我们当前建设的多快好省的方针针锋相对的，是十分恶毒的。
不仅如此，徐懋庸还特别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质的规定性”的原理，大加歪曲，自以为有独到之见，到处宣扬，由太行山到武汉，由武汉又到北京，他作过许多报告，写了许多有关“质的规定性”的杂文。他实际上是想用诡辩术和相对主义来把这一条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加以“修正”，从而混乱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他在1951年中原大学做报告就说过：“质的规定性是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更的，例如茶壶有时盛茶、有时盛饭，有时可以撒尿；由於着眼点不同，对质的规定性也各有不同，选择一个干部要求是德才，选择一个爱人则不同，找爱人只看漂亮不漂亮，麻子就没有人要了”。照徐懋庸说来，客观事物的质，不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由事物特征的总和或主要的特征构成的，而是由于人们的使用或着眼点不同，可以任意由主观规定的。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是诡辩术的具体运用。我们批评了他，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更进一步向反动方面“发展”了。如果说，把茶壶随便规定为饭碗或尿壶，只是一种无理取闹，还没有看出他反动的政治目的的话，那么，在他以后写的杂文中，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反动政治目的了。在“武器、刑具和道具”一文中，徐懋庸不仅曲解了马克思的话和质的规定性的原理，而且还把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随便说成“刽子手”；他还把马克思主义者又划分为三类：“第一，真正以理论为武器，在交锋中分胜负的战士；第二，以‘理论’为刑具的刽子手；第三，以‘理论’为道具的艺人”。徐懋庸把自己比喻为“战士”，而把马克思主义者讽刺为“艺人”或“刽子手”，这就完全表明了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表明了他自己的本质了。
在“质的规定性”(见六月号文艺月报)中，则更加进一步向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毁谤，无中生有地捏造说，他在报纸上看到或亲眼看过，有些人把自己“规定为首长”。他所捏造的“首长”是这样一种形象：“他到戏院去，不买票而要占特座；他到百货公司去，把先到的顾客挤开，命令店员优先为他服务；他到医院去，对医生和护士要求在他的领导下进行诊治和护理；他回到家里，对自己的父母，以行政命令分配勤务；在理论问题的争辩中，他要求下级服从他的意见……总而言之，他给自己规定的首长这个质，是绝对稳定，在任何关系下不变的”。徐懋庸在这里不仅仅是诡辩，而且是恶毒的污蔑了。难道我们今天的社会真有这样的“首长”吗?他所以对“质的规定性”特别感到兴趣，就是由於他要在“哲学”的外衣下，随便不顾事实去骂人，其下流与无耻可谓达到极点。
在“哲学”观点上，徐懋庸认为一切事物的质是极不稳定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只要关系一变，质的规定性就发生变化，他把本质与非本质的联系不加区别，并且否定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样看来，事物是不能认识的了。有人曾经问过徐懋庸：“你在党的组织里是共产党员，在家里是父亲和丈夫，与非组织活动的成员在一起又成为非组织活动的分子，那么，徐懋庸的质到底怎样规定呢?”按照徐懋庸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观点，徐懋庸的质是不好规定的。但按照我们的观点，质是指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性质，特征的总和或主要特征，那么，徐懋庸从其特征的总和或主要特征来看 在过去曾经规定为共产党员，是不相称的，现在规定为党内极右派分子就完全合适了。这是无论如何诡辩，也是无法否定的。如果徐懋庸从现在开始，愿意从新做人，在劳动中进行改造，经过由量到质的转变，还是可以改变这个规定性，但决不是如徐懋庸所说，质的规定性是没有相对稳定性，随便可以改变的。
徐懋庸关於“对立面的统一”和“质的规定性”的种种谬论表明，不仅限於歪曲这些原理本身，而且还企图以相对主义和诡辩术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徐懋庸这一套，对于初学辩证法的人，是有其欺骗作用的，乍看起来，好象是辩证法，其实是相对主义和诡辩术。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时说：“因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是说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或者陷入绝对怀疑主义、不可知主义和诡辩主义，或者是陷入主观主义。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不仅是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是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逐渐接近的、客观的、不依赖於人类而存在着的尺度或模型。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是正确的，……。”列宁又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无条件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之接近於这个真理的限度是为历史所决定的意义上，承认我们的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29页)徐懋庸正是从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出发，要证明他的一切诡辩都是正确的。
由上面所述看来，徐懋庸的整个立场、观点、方法，都是极端反动的，他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运用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和诡辩的方法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和阶级性，哲学的最高问题，认识论和辩证法都要全部加以“修正”。徐懋庸的野心大极了。但是，他未免把自己估计得过高，而把党和人民的力量估计得过低。语云：邪不能胜正。徐懋庸与党经过几番较量之后，这一回终於输光了。
徐懋庸所以堕落为右派，在理论上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和他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分不开的。他的思想和理论，一切都是从个人出发，个人高於一切，个人淹没一切。个人主义是属於资产阶级的思想，它与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有了严重的个人主义，他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要用个人主义卑鄙的思想面貌来改造党，把党的事业变成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有了严重的个人主义，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能有真理，只能有修正主义和谬论。徐懋庸的反动言论，他的修正主义，又是在与我们斗争中日益“发展”和“完备”的。要是徐懋庸能接受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他的错误也不至於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可是他却要与党对抗到底。特别在反右派前的短短几个月时间中，他写了二十多万字的反党文章，真是为资产阶级反动派使出了最大的气力。他之堕落为右派，与章乃器、马哲民等走上同—道路，决不是偶然的。章乃器、马哲民，都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理论家”，徐懋庸拼命地也要在这方面“立功”，并且确实得到了他们很高的赞赏。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徐懋庸与章乃器、马哲民的“同与异”。
徐懋庸写了一篇“同与异”的杂文。他说：“分析社会现象中的同异，似乎更要费点苦心。例如，我国现在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之异，是极容易比较出来的，但他们的异中之同，都拥护社会主义的同(自然同中又有异)，为什么我们先前看不出来呢?又如，现在资本家所得的定息和过去资本家所得的利润，我们很容易看出其相同之处，即都是不劳而获的东西；但是，两者又有异：现在的定息，不过是对资本家过去剥削所得的生产资料(这现在已失去资本的作用)的“赎买”的分期付款，而过去的利润，则是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增殖出来的剩余价值。但这一点异，似乎得不到许多人的承认。”(人民日报1957年4月10日)
徐懋庸说，人们看不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又看不出定息与利润相异的地方，利润是剩余价值而定息不是。徐懋庸为着向资产阶级“求同”，似乎真是很费了一点“苦心”的。其实，徐懋庸这种“求同”的目的，早就达到了。人们仅仅从他上面一段话里，就可以看出他与章乃器的“同”了。侯外卢同志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驳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徐懋庸——章乃器的反动合唱曲”，就指出了徐懋庸与章乃器在许多问题上的谬论，特别是在“红色资产阶级”的谬论方面是“同”的。我们还发现，徐懋庸在许多问题上的谬论，不仅与章乃器“同”，而且与右派分子马哲民也是“同”的，不仅现在“同”，过去早就“同”了。
马哲民在1951年5月间发表了他的哲学代表作“实践与认识”，(对这篇东西的评论，请参看湖北日报1958年1月4日第三版作者评马哲民“实践与认识”一文)徐懋庸也在同一时间发表了“实践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当时徐懋庸是武汉大学的秘书长(后来任付校长)，马哲民则是武汉大学的教授。他们一唱一和，把毛主席的“实践论”歪曲得不象样子。徐懋庸与马哲民，同样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同样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们同样善於运用诡辩术来代替辩证法。马哲民的诡辩术与徐懋庸一样“出色”。马哲民认为，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是可以互相转化，知与行是可以合而为一的，必要时“象鼻子可以说成竹简子”。徐懋庸说：“慢就是快”。马哲民说：“被动就是主动”。他们的相对主义和诡辩术真是到了家。总之，他们同样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用修正主义的谬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他们的阶级立场是同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他们的世界观是同的，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的诡辩术又各尽其妙；他们的反动哲学观点，又都是直接与他们的反动的政治观点相联系的。所以，他们终於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凶恶的敌人。当然，他们“同中又有异”，例如，徐懋庸是党内右派分子，这一点与章乃器、马哲民有区别；徐懋庸用杂文的形式来反党反社会主义，而章乃器、马哲民却没有写杂文，我们没有“只见同而不见异”；但他们的“同”是基本的，也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吧。对这点小异、我们不能小视，因为党内右派分子和用杂文来反党危害性更大。
我们发现他们的“同”，他们的市场就完了；但在过去，徐懋庸的“哲学合作社”的社员们曾极力替他吹嘘，说徐懋庸的杂文是“商标环，货色好”；徐懋庸自己也自吹自擂，否认自己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争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的“真马克思主义”的“真相”，现在是大白於天下了。前面说过，在一定时期内是有不少人受过骗的。尽管章乃器、马哲民、徐懋庸的影响范围不同，他们的文章读者对象不同，但他们放出的毒是大量的。因此，消毒工作是不能轻视的。垃圾不扫是不会自己清除的，清除的责任就落在我们大家特别是理论工作者的身上。我们的责任，还不仅在於清除垃圾，更重要是要教育我们自己，提高我们自己，因此，我们要把批判反动理论的过程变成自我教育的过程。徐懋庸干理论教育工作二十多年，是理论教育工作者中的败类，是最坏的典型；但是把这个典型变为反面教员，对於我们则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应该充分从这次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来武装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提高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