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几天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当中，使我们更加认识了右派分子李伯球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政治骗子， 李伯球在政治上和章伯钧、黄琪翔勾结一起，利用农工党合法组织，结成章黄李右派集团，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可以说是罪证如山。我们感到无比的愤怒，我们誓与右派分子李伯球斗争到底!
右派分子李伯球自称革命二十年，伪装进步，今天我们看到他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动透顶的，就是在从一般生活的各方面来看其政治思想作风；也是极端丑恶的。 李伯球在农工党是一个恶霸，是一个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和国民党官僚一模一样，所以说李伯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是一贯的。
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李伯球的阶级本质是一个反动的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人们说国民党官僚是 “五子登科”，他们的脑袋里装的是位子、金子、女子、房子、车子。我说，李伯球和国民党的官僚一模一样，他的脑袋里也是“五子登科” 。现在让我就这一方面来揭露李伯球的丑恶面貌。
第一 位子
李伯球是一个利欲熏心，争地位，闹待遇的典型人物，在这方面事实很多。
据李伯球的弟弟李瑚揭发： “李伯球在广州当农林厅副厅长，他很不满意，想作广州市副市长。”
据丘一中揭发：他当农林厅副厅长时说： “中共不识人，李章达不如我， 为什么叫我当副厅长？” 李伯球自以为对革命有功，认为给他的待遇低了，给他当副厅长，他不满意。李伯球自己说他是进步的，靠拢党的，难道这些都是进步和靠拢党的表现吗？
右派分子攻击党和政府是无孔不入的。李伯球是八级干部，他在级别问题上亦极尽其歪曲之能事。他到北京以后，不止一次的对我说，我们的部长是九级，相当于政府机关的部长级；那就是说他自己是8级，更不用说等于一个部长的地位了。
李伯球来北京后，政府原来安排他为政务院参事，但是他不满意，向王部长反映，政务院参事他不干，以后安排他为财经委员会委员。
李伯球在党内是副秘书长，他不满足，要当秘书长，在党外他是商业局长，市人民委员，还不满足，要当副市长。
我看，即使给了他再高的地位，他也还是不会满足的。李伯球的罪恶在于他不仅脑子里要的是地位待遇，而且他阴谋窃取这些地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第二 金子
国民党的官僚们，他们脑袋里就是升官发财，李伯球并不例外。他本人每月收入270元,另有人大代表活动费50元,他爱人李世鉴是16级（长期修养八扣），每月拿88.40元,合共按他一家的收入每月合408.40元，平均每人合58.30元,相当于一个21级至20级的干部,应当说生活不成问题,而且比一般人的水平要高得多，但他用钱老不够用，还要向公家借钱。别人借钱要批准，李伯球借钱可以用一个电话,就叫人给送去，连条子也不写。到今年5月，共借了公家508.00元。严重的问题在于李伯球借用的是党费，黄琪翔、李伯球在工作会议上曾规定干部借支党费总数不得超过三百元，但是首先就由李伯球加以破坏，他的供给关系不在党内， 但是他却要向党内借钱， 把农工党当作自己腰包里的财产，可以随便借用。章伯钧更是一样，章最高借支达2,000元，现在还欠党费1,200元，由于章伯钧和李伯球他们这样作（所以说他和章伯钧没有两样）， 上行下效，所以大家都借，到目前为止，党费借出总数达3,400元。同志们，是谁破坏制度？不是别人，就是章伯钧、李伯球这些人，这些人把农工党当作他们的自己家当，什么事都干得出。党费，是每个党员从自己的劳动所得中拿出0.5% 的钱交给党的，是党员对党的义务，可是他们却可以随便拿党费来任意挥用，李伯球你这种行为对得起全体党员吗？你还有良心吗？ 今天，我要你向全体党员交待。
李伯球这样随便用党费的钱， 可是他是否执行了党员的义务，按期缴纳党费呢？不是的，李伯球一年交一次党费，全年只交5元，也是应付了事。
作一个党员，不仅不尽党员的义务，而且连组织生活也不过一次，我就没有看见他们开过一次会过组织生活。李伯球集团的核心分子锺岱掌握的中央干部支部，也是一年难得开几次会。
同志们，我们看一看右派分子把农工党搞成一个什么样子，这还像一个政党!
李伯球不仅如此随便拿用公款，而且更卑鄙的是恶霸作风十足，无耻的是借了钱不认帐，他怀疑秘书处贪污，对他的借支，以少报多，不止一次的找李乃同志查帐，帐开给他看，单据翻给他看，他还怀疑， 反右以后， 还叫他爱人到秘书处来查过二次帐。
至于平时用钱，开一句口，就叫人办。 办了不给钱叫别人垫，要钱不还，拖了很久，才从他爱人的薪金里扣了下来。有一次扣了钱，我把单据交给他，过了两天，他问我单据在那里，我说当面交给你了，他说怎么找不见。我问他有什么问题，他问花了多少钱，我告诉了之后，他为了掩饰他的疑心，忙笑着说，只用了这么点钱。同志们，李伯球是多么卑鄙无耻!
李伯球卑鄙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剥削思想是非常严重的。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如他写稿子，从来不肯自己动手，发言报告都是找人去给他写，他说，人家写，写了再改如此写一篇稿子，不知要多少人为他花劳动力，他写稿子，用公家的稿纸，有一次叫何大钧去写稿子，进门见何没带稿纸，说马上打电话叫秘书处送，何说为什么不可以到街上去买，李说有卖的吗？李这样剥削别人的劳动，所得的稿费大都是私入腰包,不给人家写稿的，有时却不过情面才给人家几元。
第三 女子
李伯球的国民党军阀作风和无耻的行径据揭发: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李伯球便以他所率领的向粤北撤退的一些农民武装和青年学生的队伍，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广东省委会专职干部女同志王鸾凤揭发，李伯球与锺岱在那个时期经常与国民党军政人员吃吃喝喝，把那些农民同志当作仆从，一次一个农民同志随同他去国民党某师部，不慎丢失了他一条内裤，他大骂，并说要枪毙他。王有一次给李带去见两个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他们和李当着王面大谈日本军妓制度的好处，并说在前方很少见到女人叫李派些女同志到部队里去，李竟无耻地答应了，王当时因没有作声附和，便被李骂为 “缺乏女人气味，不能负担这个任务”，其后不久，李伯球就积极进行这种出卖女同志的卑鄙可耻的勾当，据王鸾凤和司徒贞两同志揭发，当时他们的队伍是驻在粤北羊石，有一晚，李伯球派了一个三党的女同志张燕玲向司徒贞等六个女青年动员，说要送他们到反动头子李振球的部队那里去，并说： “为了革命，牺牲肉体也是需要的。” 当时，这六位女青年因年龄幼小，听任他摆布，后来这件事给王鸾凤知道了，中途把他们截了回来，才免受凌辱。
李伯球为了做兴宁县伪县长，不惜逢迎、拍马和牺牲女同志的 “色相” ，以满足 “权贵” 的兽欲。据陈卓凡交代：
抗日战争初期，李伯球为了进行兴宁县长，曾请余匪汉谋参谋处长赵一盾设法推荐，赵好女色，李投其所好，曾带同我党女同志孙燕凌到韶关市艇上介绍与赵认识，并留孙陪赵，自己则借故离去，后孙见赵态度轻狂，知上李伯球的当，乃设法溜走（以上经过是孙告诉陈的）。 这虽是往事，但在这里可看到李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不惜牺牲女同志的色相来满足权贵的兽欲。
据商业局揭发：去年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李伯球到市人民委员会开行政会议，会议正在进行，他说是 “有病” 请假走了，他走后并没有休息或是看病，却坐上汽车去接舞伴，准备当晚跳舞，原来他害的是跳舞病。
李伯球每周必舞，他对于跳舞，并不是把他当作正当的文娱活动来看待的，跳舞要人家找舞伴，要求很高，高的不要，矮的不要，跳的不好的不要，作风恶劣，实际上是玩弄女性，所以有些女同志一见李伯球就跑了。
第四 房子
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的，李伯球要房子为了贪图自己的享受，是不择手段的。
他来北京后，对我们安排的房子是不满的，没几天就搬王深林同志办公的房子里去了，住了些天，又觉得不好，就搬到原彭老住的房子里去。
1953年李伯球的家眷来北京，当时向房管局要了一座房子同院有两家邻居,李伯球硬要房管局把一家姓蓝的赶走, 房管局不同意,于是李伯球在农工党宿舍里对王绍曾同志破口大骂房管局同志是贪官污吏。
1954年，中央办公楼盖好了，打算分配一部分房子给干部做宿舍解决干部宿舍的困难，李伯球不顾一般工作同志的困难（从来不听他谈过一句关心干部生活的话） 专为自己打算，（那时他刚当商业局长） 要求党给他解决房子问题， 他提出三个方案：
第一、占用中院全部。
第二、要姓蓝的搬到姚铿家去，让姚住到党内来。
第三、住西京畿道，占用西京畿道房子。
因此弄得当时房子问题的解决十分困难， 李对我们很不满意。
后来，又向商业局、市人委、管理局各方面要求解决房子问题， 仍主张留在东板桥说离章伯钧和党部近， 要同院两家都搬家，引起同院两家反感很大，同院魏同志说：我们解放前就住在此处，家里有病人，现在我们有困难，非要我们搬家，就算我们照顾民主人士，怎么这样欺人太甚。由此我想起彭老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你要和李伯球上厕所，他也会同你抢手纸的。
资产阶级剥削人是把自己的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李伯球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李伯球当时不愿意搬开东板桥，说公家给他修了下水道，怕不用了浪费，但是搬了家以后，要求大事修理，花了三千多元，所以说李伯球是口头上一套，背后一套，美其名是怕浪费，实际上是大事浪费，难道这还不是两面派。
同志扪， 据统计，公家前后给李伯球花去的修缮费，（在北京）达4，300多元，难道人民亏待你了吗？可是相反的你给人民作了多少好事？
李伯球花了人民这么多钱修房子，但他还是不满足的，他事后说：我后悔不住西京畿道。
李伯球说他和章伯钧有区别，我看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章伯钧说开执行局会要用沙发，要用最好的龙井茶，用玻璃杯子。黄琪翔，李伯球也是一样要求。
1954年李伯球下令要把北客厅布置好，后来布置了沙发、地毡，李伯球见了说：今天才是个农工民主党的样儿。
李伯球要了房子要家俱也不择手段，商业局要、中央要、连北京市委会的办公柜子也要， 有了沙发，要好的， 沙发是钢管的，他嫌钢管凉手，还要我们把钢管作一个棉套子（我们没作）。
同志们，李伯球是什么作风，难道说和国民党的官僚有什么区别吗？不是一模一样的吗？
第五 车子
他到北京后对我们的安排很不满意，他说他在广州住的是洋房子，坐的是专用汽车，汽车摆在他家里。他来中央以后，没有汽车，常常这样说，要极力争取要汽车。汽车来了以后，他说车很漂亮，很高兴，要秘书处赶快拟办法，否则以后你们秘书处难管。他亲自规定除因公外，凡因党务联系的或参加集体的文娱活动都可用车，他的阴谋是把他的用车合法化，用心很苦。他在大发展时就对我说，我现在很忙，晚上还要去看朋友，你们不要认为这是私事，这是有政治任务的。
李伯球，我要你交代是什么政治任务!
他自己说不订汽车办法，秘书处难管，但有了办法，李伯球可以随便破坏。他在背后跟我说：你们掌握车子要有一个底，车子不能随便让人用，主要用车是我，信民、深林，其它人用车要看我们有没有用再给车，严信民用车除了因党务工作以外，可以用民委的车。这就是说，别人用车都要考虑，李伯球破坏规定的汽车使用办法，用车不通知秘书处，用了车常常不签字，平常用车星期天也用车，说星期日活动更多。他还反对司机休息。晚上也不准司机离开机关，要司机一天到晚留在机关，听候用车，稍不如意即破口大骂，要秘书处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李伯球你是人民代表、你举手通过宪法而你却违反宪法这就是你对劳动人民的态度!
有一次他要车，别人用去了，他坐三轮来，下车不给钱，要传达室给钱, 他说不是我没钱，是要你们告诉秘书处，我今天是坐三轮来的。
增加一部车以后，要新车不愿坐旧车。当了商业局局长后往往上午要商业局的，下午要农工党的。有时两处都要，有一次两个车都去了：他唯恐别人用车，自己没车，有事没事，也要车，有几次车去了不用，要车开回来，有事用完车，不叫车回来，一等几个小时，他家里经常摆一部车，这样公用车就变了专用车。
他本人用车不算，全家都用车、上公园、看戏、跳舞、到郊区散心，无一不用。没有汽车就不来开会。
他平时不肯行一步路，车要开到大门口，路不好，骂人。胡同口墙角是直的，车不好进去，要房管局把墙角改修成圆的。但是他接舞伴，却要车子停在马路上，自己步行跑去接舞伴，不知他搞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同时，他还用车接送陪同他跳舞的朋友，一转一大圈。
李伯球是商业局长，主管石油公司，应当知道节约汽油是国家的政策，李伯球亲手批准石油公司的规定，应当贯彻执行这个决定。但是他随便用车，汽油不够要我们去申请，他说他交代过民主党派一个车，情况不同可以多给油，完全是另外一套，不是节约用油，节约用车，难道说这不是两面派吗?！
就在鸣放期间，李伯球拿着公家的车，到处接人点火。我五月间出差回来，见了这种情况，问他，他说这是伯老交代的，这是政治任务，中央秘书处要大力支持。
李伯球，你们的政治任务是什么，你要老实交代。过去李伯球常用车稍不如意就要我们检查用车情况，好，我们今天给李伯球算算帐，把检查的情形给大家看看。
拿一个月的统计:1953年5月15日至5月27日12天当中我们的一部车共行驶283公里，李伯球一人就用了159公里,张云川用了61公里，1956年5月一部车共行驶1,820公里,那时李伯球两头用车（一半用商业局）用我们的车行驶了707公里。到1957年5月，李伯球点火的一个月，两部车共行驶了2，371公里，李一人就用了1,426公里，占全体用车29人当中行驶里数的60%。
我们从以上所说李伯球的五子登科，看不出李伯球是有一点进步的表现，所以说他和国民党官僚没有两样，甚至有些地方比之还恶劣。如二中全会在西郊宾馆，他认为电铃不方便，要我们派两个人站在他门口听候使用（我们没照办）；李伯球你说你同国民党军阀还有什么两样! 这也十足说明他在农工党是一个恶霸，是一个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章黄李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反党集团， 在作风上也是一致的，章伯钧在国家推行精简节约时说，我是主张吃的，黄同意，李伯球更然，把吃喝当作发展工作的一个手段，弄得凡会必吃，凡吃必大吃,其影响之恶劣可以想见。1952年他们一次聚餐,见李宝石同志菜做的好，一个命令就升李宝石同志一级，你反对也没用。李伯球在鸿宾楼和章伯钧请客，甚至把吃不了的包子点心拿回自己家去，这样为非作歹，搞得农工民主党，乌烟瘴气，只见他们吃吃喝喝，不见他们作一件有益于人民之事，而且在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处处散布毒素!
李伯球过去对我们秘书处同志认为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和他有抵触时，骂我们秘书处对领导抵触，是的，今天我们要和你抵触到底，如果你不向人民投降，彻底脱裤子老实交代的话，一定要和你斗争到底。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反击右派分子李伯球的资料汇编》，北京：195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