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李伯球自从当了人大代表以后，从不放过出外视察的机会。他假装 “积极” ，不少人也受了他的迷惑，认为他 “积极” ，实际上他是一贯利用视察作幌子，到农工民主党各地组织去联络人，拉拢人，打击人，搞他个人政治资本。去年，章、黄、李右派集团形成了，他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个罪恶目的，为了对这个右派集团表示“忠心耿耿” ，一马当先，充当了这个反动集团的急先锋，于1956年11月至12月间又利用了人大代表视察名义，在广东进行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我现在仅就他在广东农村合作社和在广州十四个座谈会中的阴谋活动，进行揭发：
1、1956年11月25日，他以人代视察名义,到广州南郊前进农业生产社视察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情况。这一个社，在广州市郊来说是搞的不够好的。李伯球为了找党的缺点，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故意指定和选择这一个社的。
他在进行 “视察” 时，不向社干了解情况，不要社干找 “视察” 对象，他认为由社干引带或介绍，将无法获得真实情况；他认为社干报喜不报忧，报成绩不报缺点；他要自己径自找农民谈话。第一个就找上了中农黎豪。社干告诉他，黎豪是上中农，平时不满社，劳动力也不强，但是李伯球却置之不理，反而对不满户特别有兴趣，连续访问了不少这样的人。有一个农民平时不满社和社干，李伯球访问时，他有顾虑，不敢讲活，而李伯球却如获至宝，再三跟着他，要他讲，以为这是反党好材料。李伯球煽动他们说： “我是北京来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代表，有话说出来我一定把你们的意见带回北京毛主席那里!” ，当场有一个不满户，丈夫不肯下地，离社去广州市搞临时工，女的年纪约二十四五岁左右，不肯出勤劳动，当李伯球面大骂社干有偏袒，不照顾她家庭及小孩，当时李伯球深表同情。李伯球就是这样连续 “视察” 了不少人。结果满意地搜集了作为进攻党的 “珍贵” 材料。他总结说： “社干不懂领导生产，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低落，土地丢荒情况严重，百分之九十的农户负债不少（30元至70、80元）子弟没钱上学，生产上领导骨干信心不足。” 李伯球就这样把许多所谓 “缺点” 整理好一份材料带回北京，李伯球就这样，对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化事业作了猖狂的进攻。
2、在他视察了这个合作社的第七天，即1956年12月2日，他在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中等教育支部联系群众座谈会上说； “听说惠阳专区就有六万农民对合作社很不满意。” 这说明了李伯球收集 “缺点” 已从广州市郊区发展到广大的农村， 也说明了李伯球对农业合作化事业极端不满， 不管什么场合，什么对象，只要有说话的机会就要进攻一番。
3、去年12月李伯球在右派分子陈卓凡家吃饭，密谈了两个小时，谈到广东各地统购统销等许多矛盾。陈卓凡是广东省协视察这方面问题的人，了解情况颇多，李伯球向他收集了不少 “缺点” 材料。
4、早在前年， 李伯球就曾偷偷地躲在广东梅县家乡交给民盟负责人侯璜（右派分子）一个任务，收集统购统销的 “缺点材料” ，例如农民吃硬粄头（山上野生的土茯苓）和吃糠麸的 “生活苦” 的材料，侯璜动员了专职干部到湾下，潮黄等几个乡去收集了这些材料。
但是，事实粉碎了李伯球的谎言：
“广东全省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五已经组织到农业社里来了。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依靠了全体社员的艰苦努力，我们一边办社，一边生产，虽在农业家底单薄，办社经验不足和遭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取得了农业生产空前的大丰收。去年农副业生产总值达到三十三亿八千五百万元，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五五，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四十亿斤，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比解放前产量最高的一九三六年增加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每年平均增产粮食十亿斤，而去年一年即增产二十一亿斤，去年全省经济作物总产值也比前年增加百分之十一，全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业社增产，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千斤县由三个增至六个，千斤社由八百五十个增至三千六百七十个。有两千多个社赶上了上中农的平均收入水平。农业生产的这种大发展，在广东是史无前例的。谁都知道，解放前的广东是个缺粮省份，现在不仅做到自给，而且还能外调一部分支持国家建设。解放前大多数农民除杂粮外，每人只有二百斤至二百五十斤稻谷的口粮，现在一般都有四百斤左右（连杂粮折谷计入共五百斤）珠江平原水稻产区更达六百斤至七百斤。去年全省农村社会购买力比前年提高百分之十点六八。布匹销售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点八七，平均每户增加二丈多， 背心增加百分之十二， 毛巾增加百分之三十， 糖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点一六， 食油增加百分之十七。”
上面这一段材料是在人大代表古大存在1957年7月13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摘录下来的。同是一个广东农村， 同是人大代表， 古大存同志反映出来的是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而李伯球却把广东农村说成 “黑漆一团” 。在这里，根本的问题是立场问题。 不同的立场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 我现在要问李伯球，你站在什么立场？ 你代表什么人的利益？
李伯球和所有的右派分子一样，一心一意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懂得中国农民占了全中国人口约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领导了农民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巩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欢欣鼓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所有这些好事，右派分子都认为是坏事。为了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就要和中国共产党争夺农民领导权，搞垮工农联盟，搞垮人民民主专政，右派分子就要把自己伪装成是 “农民利益的代表者”，说 “中国共产党把农业合作搞坏了”， “农民生活接近饿死边缘” 等等，企图使农民离开中国共产党跟他们去搞资本主义。这就是李伯球在广东农村和合作社阴谋活动的实质所在。
李伯球在广东一共参加了十四个座谈会，与会者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座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期刊出版问题、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任问题，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及发展组织问题等等。李伯球在每一个座谈会上都作了 “总结性” 的发言，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1、1956年12月7日在广州市建设局支部联系群众座谈会上，有两个工程师反映了下列一些情况：（一）在执行政策中，中央与地方有差别，中央执行得好，省则差些， 市又再差些 ，落到乡村就更差了。 （二）领导上不懂技术，对工程师安排使用不当，使得他们不能安心工作。 （三）几年来工程技术人员升级的也很少，对上了年纪的工程师照顾不够。 李伯球听了这些话以后，认为有机可乘，突然插问了这样一句话： “听说工程师营养不良，心情不安，是否真实？”，经过他这一问，座谈会全部转入了诉苦的气氛。
12月26日在工程技术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又着重地谈到了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李伯球干脆下了一个结论说： “生活费在二百元上下的过得去，但仍很清苦，尤其是40－50岁的人。”
大家知道，解放以后，工程技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几乎是全都在党和政府安排照顾之下工作着生活着的。党把他们看作国家的一部分财富。但是无可否认，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个人主义思想， 个人利益未能跟集体利益很好结合起来， 往往强调个人生活待遇。 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落后、消极的一面。李伯球充分利用他们的落后消极面，煽动他们向党和政府作猖狂的进攻，以实现自己的反动目的。 事情很明显，他们是在党和政府安排照顾之下工作着生活着的，那末，什么人使他们“营养不良，心情不安，生活清苦” 呢？很明显，是党和政府了。李伯球就是这样阴险恶毒地向党和人民政府放了毒辣的一箭。
2、李伯球在1956年11月27晚在广州市委员会机关支部干部座谈会上发言说： “在发展组织中要清除思想障碍（一）保守思想 （二）个人宗派情绪 （三）进步的观点即落后的不要的观点（四）在企业方面最好多几个单位发展（五）最近工厂方面也同意我们发展，必要时可搞商业的总支部，一般的社会人士也要发展，宗教的也要发展。” 又说： “关于发展组织方面，如大家对党作用不明确，这就没法发展，是很大的危机。” 我要问李伯球为什么农工党不发展就有“危机” ？李伯球之所谓“危机”意思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力量强大，农工民主党力量薄弱， “弱肉强食，” 力量薄弱者在力量强大者的面前就有不能生存的危险，更说不到与共产党 “分庭抗礼”，“平分秋色” 了。李伯球为了达到与共产党争夺天下，校量一番，就必须使农工民主党克服这个 “危机”，就必须大肆“招兵买马” ，造成所谓 “强大的群众基础” 。这是李伯球搞恶性大发展的思想根源，也是李伯球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
同日，李伯球在广东省参事室座谈会上说： “关于发展组织问题，与1953年不同，今天如果又是小手小脚，虽然不是宗派主义客观上也是宗派主义” 。接着他又说： “现在上海发展了500多人， 武汉发展了100多人” 他恶毒地扣广东组织一顶帽子说： “广东是中间的落后” 。不搞大发展，就会成为 “宗派主义”就成了“中间的落后” 。李伯球唯恐广东组织不听他的话搞恶性大发展，所以不惜以中央副秘书长的身份对地方组织施加压力；他还进一步以流氓的口吻威胁恐吓广东省干部说： “加强领导力量， 方式方法可用换班， 今天不合就去， 合就来， 人才有” 。
在李伯球这样大的压力下，在他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之下，农工党广东组织受了很恶劣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广东省委会的右派分子云应林、李洁之、陈卓凡等结成集团，打击进步骨干，篡夺省委会领导权，安置心腹，把省委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基地。广东省组织自在执行章、黄、李右派集团恶性大发展的方针上，从1956年下半年至今年7月份止，共发展了700人，比1950年至1956年增加两倍半。 由于受大发展的影响，党的进步骨干少，中间分子多，右派分子所占比较大。反右斗争开始后，已揪出右派分子58人，其中右派小集团6个。但在基层中还有许多右派分子没有被揪出来。
3、李伯球在广东的十四个座谈会中所散布的毒素是很多的，严重地毒害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 我现在只举下列两个例子。
（一）1956年12月2日李伯球在广州市召开医药卫生基层组织座谈会上说： “民主党派有责任帮助中央领导改变社会的风气……如对医生的劳动不尊重等等。” 李伯球所指的社会正是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李伯球诬蔑新社会不尊重劳动，恰恰相反，只有旧社会才把劳动看做最下贱的事。社会主义的社会则是劳动看作是最光荣的，尊重劳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当然也包括了对医生劳动的尊重。问题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李伯球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怀着刻骨的仇恨，他颠倒是非，一口咬定新社会是不尊重劳动的，以此煽动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不满。 那末，李伯球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李伯球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要煽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他一块反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
（二）1956年12月2日李伯球在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中等教育支部联系群众座谈会上说： “解放后，土改、三、五反运动、镇反运动以及分清敌我，建设社会主义等等都是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合作的”。在12月14日华南师范学院支部座谈会上说：“过去强调思想改造,几乎组织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思想改造，今天主要的内容应该是扩大民主生活。民主党派的组织生活就要这样办理。有意见就要敢于提出要求。今后要自由说出自己的意见”。12月26日在医药卫生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说：“中共与民主党派不矛盾是一个阶梯” ；李伯球把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说成是合作的关系， 是阶梯、高低问题， 当然就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了。李伯球恶毒地散布这些谬论的目的就在于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混淆在一起， 模糊了阶级关系， 取消阶级斗争，抗拒思想改造， 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为他跟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轮流坐庄” ， “轮流执政” 的阴谋打下 “理论基础” 。
据李伯球自己说，他到广东视察的任务是自由市场，但是事实证明李伯球视察自由市场所花的时间很少，而视察高级知识分子花的时间很多，为什么？右派分子李伯球懂得；“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手，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而无产阶级也需要他们的知识” 。右派分子李伯球懂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多数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心服。” （以上引号内的话引自邓小平秘书长： “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这样看来，右派分子李伯球在广东视察期内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一系列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上进行煽风点火的阴谋活动就不是偶然的了。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反击右派分子李伯球的资料汇编》，北京：195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