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说：可以“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李伯球说： “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种不好的风气”
章伯钧在1956年7月7日的中委座谈会上说：如果有人主张打倒共产党，我不同意，因为这样做是犯法；但是，如果有人主张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要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我以为这是可以的，这不算犯法，也不会影响他的职务和地位。
章伯钧这类言论还很多，大家也都很清楚。现在，我们来看看李伯球，看李伯球究竟是受了章伯钧的“利用” （如李自己所说的是由于自己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向上爬中了章伯钧的圈套），还是由于他的政治立场和章伯钧一致。
在去年7月7日章伯钧谈到 “如有人主张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要和共产党平分秋色，我以为是可以的” 同次座谈会上，李伯球说了这样一段话 “谈到统一战线工作，我也是有些意见的。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中有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不敢反映群众的意见，不敢代表群众的要求，而只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种风气如果不改变，是很难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的。”
章伯钧说可以“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可以“与共产党平分秋色” ，李伯球说 “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种不好的风气” ，并认为这样“不能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李伯球和章伯钧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不过一个说得很露骨，一个说得较隐蔽而已。他们之间的结论和产生的后果是一致的，都是削弱甚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李伯球和章伯钧的一唱一和，决不是偶然的也许李伯球会说我是在寻章摘句，说我是死抓住了他在某次谈话中的一段来做文章，硬把他和章伯钧牵扯在一起。这里，我再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李伯球的政治立场不仅和章伯钧、黄琪翔是一致的， 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出现后不是偶然的， 是一贯的，有系统的。
在1956年7月7曰的中委座谈会上，李伯球在提出了只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种不好的风气以后接着说：“我以为： 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帮助，这已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树立民主党派在群众中的威信， 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政治上的百家争鸣的问题。” 李伯球认为只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种不好的风气，认为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帮助已经没有问题，这就是说：不应该强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要以为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还有什么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李伯球却强调，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树立民主党派的威信，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政治上的百家争鸣，敢于替群众说话。请问，这与章伯钧的 “平分秋色” “分庭抗礼” 有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再举一个例子。李伯球在去年写了一篇 “关于改进党内政治生活的指示（草案）” 。他在指示里写道： “过去，我们各级组织对于接受党政领导和联系反映群众意见的工作，都作了一定的努力，发挥了作用。在目前情况下，要求进一步发挥民主作用，要代表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负责替群众说话，敢于同国家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在这段话里，李伯球在开始时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与代表群众的利益并提，说这两件事在过去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紧接着却话头一转，说 “在目前情况下” 主要是“发挥民主作用”、 “替群众说话”和 “敢于同国家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却不再提接受党政领导的问题了。这里再一次说明了，李伯球是处处强调目前的问题是发挥民主，替群众说话的问题, 也再一次说明李伯球的这种政治立场与章伯钧、黄琪翔是一致的,而且是一贯的。
为了说明这种一贯性，为了说明李伯球所犯的罪行不单是由于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向上爬的思想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政治立场和章伯钧、黄琪翔一致，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和我谈话的时候，他说道：过去的基层组织所提出的接受党政统一领导，改造思想和搞好岗位工作的三个原则，在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后，已经不适用了，现在应该强调扩大民主生活和敢于代表群众的利益，加强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
最后我还举一个例子。在1956年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没有把接受共产党领导这一条突出写出来，并且对谢维汉说：接受党的领导，没有必要在文字上突出来，只要在实际行动中贯彻就行了。李伯球的所谓在实际行动中贯彻，就是众所周知的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放火，就是在许多放火会上煽动群众向共产党进攻。从上面所举的各种事实看来，他所谓 “接受党的领导没有必要在文字上突出来” 决不是偶然和一时的疏忽，而是由于一贯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他说在工作报告中没有必要突出这一条，在新的党章草案中也删去了这一条，能说在党章总纲中不要这一条是可以的吗？能说这是疏忽吗？能说这是偶然而不是一贯的吗？我们还要注意新的党章草案，是李伯球和章伯钧在一起搞的，能说这不是章黄李集团有计划有步骤的篡改农工党的政治路线？章伯钧和李伯球在党章总纲中删去了贯穿总纲全局的接受共产党领导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两条，却强调 “本党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关系”，说 “建立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组织基础和政治基础” ，说 “知识分子已经同工农群众密切相结合”，说 “本党应进一步作创造性的努力” 。
1956年7月6日的上午，章伯钧在中委座谈会上说；我曾经告诉交通部的办公室主任说：总理常常问我在交通部是否有职有权？我总是笑而不答。从各方面的事实来看，我以为这个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不是个别党员可以解决的问题， 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在大革命时期我作共产党员时，政治部的组宣秘三个部门都由我一个掌握，当时我去看一次黄琪翔，决不是偶然的，其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现在情况一定要改变，现在的问题是理论和制度问题，我主张变，不变不行（以民主党派为例，今后要变化，大家不要作结论）。 共产党员有三种人， 一种人作统一战线工作好,懂得统战政策，有能力、有权，有地位，如周恩来、李维汉等；第二种人是照章办事，不多也不少，上面怎样讲，下面怎样做，做不通也硬干；第三种人按照上级的指示要更抓紧一些，以为这样就是站稳立场，对党忠诚，如交通部的朱××在传达十大方针时不传达两个万岁。 说到交通部， 我以为李运昌还是不错的，问题就在于制度，不仅李运昌，总理也如此，他是国务院总理，又是书记处书记，但个人也不能自作主张。所以说这是制度问题，有时候小辫子的权力比部长（指章自己）还大，这种情况非变不可，变，这是世界形势所决定的。
李伯球在会上讲了章伯钧的讲话后,说: 伯老提出的制度和交叉问题（章伯钧还谈到交叉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后,这个问题要加以特别考虑。
这又一次表明了李伯球和章伯钧一唱一和，立场一致。章伯钧提出要变，怎样变？ 这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所谓 “两院制” 、“政治设计院” 等荒谬主张，这些主张的真正目的，现在已真象大白， 就是要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使资本主义复辟。 李伯球的主张变， 就是他自己反复说的要不断扩大民主生活。 为什么要不断扩大民主生活？ 他的理由也是和章伯钧一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李的指示草案）， “知识分子已经同工农密切相结合” 。（党章草案总纲，与章合作修改的）。 李伯球的所谓不断扩大民主生活，照章伯钧的说法是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要使民主党派发挥资本主义国家的参议院的作用，组织发展到县一级，加强对共产党的监督；李伯球的主张是民主党派要和共产党唱 “对台戏”，要在基层里搞 “小政协”（这比章伯钧的发展到县一级更具体化），要 “不断扩大……政治要求和不同意见，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鼓励人民积极地提出政治要求和各种不同的意见” ，（4月28日北京百家争鸣座谈会上，吴华甫说中央有协商， 基层无协商， 李伯球在总结时同意吴华甫意见） “要采取积极办法鼓励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揭发各种官僚主义和坏人坏事，……要代表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负责替群众说话， 敢于同国家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
（均见李的指示草案）
这些主张都比章伯钧的更具体，而且已经被李伯球和他的亲信爪牙具体地贯彻执行。
从上面的各种事实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出现以后，李伯球无论在起草指示、修改报告、主持会议和个别谈话中，都是反复强调扩大民主生活，强调对共产党的批评、监督和斗争。虽然也谈到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但都是一笔代过，作为门面话提出。
在章黄李右派集团反动组织路线方面，李伯球和右派头子章伯钧不仅有共同的 “思想体系’，而且在某些地方，他对章伯钧的反动论调还有所补充和发挥。同时又是反动组织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和章伯钧一起，篡改组织方针李伯球和章伯钧的反动思想表现在许多方面。现在，我们只就1957年3月农工党全国工作会时，李伯球和章伯钧关在新侨饭店小屋子里， 共同草拟的农工党党章草案总纲加以分析。 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共同一致的思想和篡改农工党组织路线的阴谋。
党章草案总纲第二段：
“本党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主要是从事医药卫生、科学技术、文教等工作的知识分子。”
本来各民主党派都是以“大中城市” 和“中上层”知识分子为重点的组织方针。 右派分子李伯球等故意删掉这几个字的限制，就偷偷地篡改了以“中上层”和“大中城市” 为主的组织方针，这是第一点。
右派分子李伯球在这里玩的第二个手法，就是在 “主要的” 这三个字上。 按照右派分子的意图，有主要的，当然还有次要的。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等是主要的，当然要拼命地发展，其余国画、文艺、京剧……等是次要的同样也要拼命地发展。这其实就是遍地开花， “打破防区” 的阴谋。
他们篡改组织方针的阴谋，是为了进行恶性大发展。因此，他们在 “修改党章草案”总纲第四段中，又提出了恶性大发展的荒谬理论。
“本党与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关系……，建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现在我国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知识分子已经同农工密切相结合……本党应进一步作创造性的努力，广泛地联系和团结知识分子，……”
这就是说， 右派分子操纵把持的农工民主党，在主观上已 “建立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无论发展多少人，他们都可以吃得消了；在客观上， “知识分子已经同农工密切相结合” ，就是说一切知识分子，不管是肃反对象，劳改分子等都可以拉入党内。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要 “作创造性的努力，广泛地联系和团结知识分子” ，说得干脆一点，就是拿出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搞恶性大发展。
以上是李伯球和章伯钧在新侨饭店小屋子里写在 “党章修改草案” 中的共同 “思想体系” 。
在这个共同“思想体系” 的基础上，李伯球还有他荒谬绝伦的补充和发挥。
章伯钧主张 “打破防区制”，反对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李伯球在广东干部座谈会上就说： “在在企业单位发展，最近工厂方面也同意我们发展，每个单位都可以建立支部……”
章伯钧说： “共产党已有1,200万党员，民主党派至少要发展500万党员，农工党至少要发展50万党员……”李伯球就主张必须扩大团结，扩大工作，要团结数千万人，影响更多的群众，而且还歪曲哲学原理来阐述他的谬论，说： “你们都是学过辩证法的，对发展组织要有质量统一的观点，量多以后，质也可以提高。”
但是李伯球在篡改组织路线方面， 不仅是荒谬理论的吹鼓手，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实际行动。
控制组织部，布置全国大发展李伯球控制组织部的第一步是从广东调锺岱到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第二步升锺岱为组织部副部长，并安置丘锷崙在组织部掌握具体业务。通过锺岱、丘锷崙等右派分子的关系，巩固地控制了组织部的全部活动。
李伯球不仅通过这些爪牙来控制组织部，有时，他还亲自出马,直接来抓组织部的工作。如农工党进行恶性大发展唯一重要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和发展组织工作的指示” 就是李伯球亲自动手搞出来的。在这个指示中，批评各地 “小手小脚，顾虑重重，或强调客观困难；有些地方偏重开业医师……”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时期，……各地组织应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向卫生行政部门、国家医疗机关，开业医师及原有基础（科技文教）继续开展联系群众，发展组织工作……”
在篡改组织路线进行恶性大发展方面，李伯球的魔掌由中央一直伸延到广东、上海和北京等地。
1956年冬，李伯球假借人代视察的幌子， 到广东、上海各地，除了煽风点火以外，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搞恶性大发展。
在广东各种座谈会上都批评广东发展组织太保守，处在中间落后状态。
在上海专为招兵买马举行各种座谈会，并在我党长宁区委会成立会上说：“上海是我们流过血的地方” ，言下之意就是要不顾死活的进行恶性大发展。
李伯球搞恶性大发展的“杰作” 是集中地表现在北京，他在北京市委会提出 “三不怕” （不怕历史复杂，不怕落后，不怕失业）， “三要” （要工作面大，要量多，要速度快）， “三不要” （不要小手小脚， 不要用钓鱼方式， 不要怕人多了搞不了）。“撒大网” 等口号，并实行 “火线” 入党。他这些卑鄙手段一共有12种之多。在这一方面，因为有北京市委会的同志来揭发，我就不多讲了。
由此可见，李伯球在章黄李集团中是有理论，有行动，极其顽固的右派分子，是有他深厚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什么 “主观愿望是好的，只是客观效果不好” ， “由于认识不清，一时犯了错误” 等欺人的鬼话，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和右派分子李伯球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反击右派分子李伯球的资料汇编》，北京：195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