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改期间基建会进行了图纸大审查，发现右派分子陈芹在反右后所做的1320M(上标2)四层建筑的结构设计中，有着极严重的浪费，错误遍及于他所设计的从基础到柱、梁、楼板、台阶各个部份，共计浪费两万五千余元，占他所设计结构部份投资的25％。他是怎样浪费的呢?在基础工程中，毫无根据地选择错误方案，颠倒设计步骤，不按统一规定计算上部荷载。在七种不同的基础断面中无一正确，宽度和高度都大得惊人，工地的工人都怀疑说“上面可走坦克”。在570M(上标3)的钢筋混凝土基础中，有250M(上标3)是多余的，柱断面尺寸过大，他明知浪费也不予修改。在梁和板中任意把钢筋加多，加长，把钢筋直径变粗。在只需五根8公厘直径钢筋的地方，他在草图上却用五根十公厘的，最后施工图上却放了八根十公厘钢筋；他在板内钢筋该截断处不截断，还指使帮他做设计的同学把已经正确布置好的钢筋全部改成错误的，这样被他浪费的钢材共达两吨。在室外台阶中设计挡土墙时，把很多重要有利因素如墙上荷重，上部支点等忽略，却在无地下水的情况下，考虑水压力，使一个仅需37公分厚的挡土墙却做成自上而下同样的110公分厚。这个台阶的基础竟宽达240公分，高达150公分，比普通四层楼的基础还大。在台阶板中方案不合理，有同志向他提出，他不修改，却毫无根据地多加两倍半的钢筋，使原来只需一千元的台阶却浪费掉三千元。此外在施工图中自相矛盾处很多，如基础太高大，堵塞了暖气沟，梁的大样图与平面图不符，致使已砌好的一千多块砖返工。各种错误不胜枚举，造成极坏的影响，施工的工人对这种图纸非常气愤。
当这些错误被揭发后，陈芹却一再狡赖，推脱责任，先后找出九本书为自己在基础问题上的错误辩解。基建会设计科的同志请了土木系吴柳生教授、施士升副教授、王传志和滕智明等位先生，共同仔细审校了图纸和计算书，经过四次技术答辩会，大家用事实一一驳斥了陈芹的狡辩，证明他的设计是毫无根据的，这时他不得不承认在设计时根本没看过这些书。陈芹在基建会工作两年，曾做过不少类似的设计，有些甚至更复杂一些，对这种设计他是熟悉的，而在反右后的设计中却错误百出，这正说明由于陈芹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在具体工作中有意浪费国家财产。
右派分子陈芹在整风期间，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极力称赞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精心雕琢”出来的形式，而社会主义制度“不民主”，“民主人士有职无权”。他更恶意挑拨地说“这种不民主的作风，从党中央就有，是全党的问题，不要只怪基层党员”。并恶毒的攻击党中央说：“三大主义最严重在党中央”。他更露骨地提出取消党领导的具体方案说：“领导上只要有少数高级干部，下面不要分党与非党，党不要在小单位也起领导作用”。
陈芹又用尽一切恶毒的词句，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说：“党员是主人，群众是听话的”，“党员把群众放在手掌之中”，“党员拿了显微镜在党外找缺点”，更诬蔑说：“党员有特权，享乐在先，是先天下之乐而乐；留助教，留苏，评级、评薪，党员都有优先。”他说：“对知识分子搞优待证是党耍花招”，是“用物质上的提高来掩盖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不平等”。认为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象旧社会对仆人说的”，“领导上就有雇佣思想”，他认为“有了进步和落后的线之后，沟和墙就越砌越高。”
陈芹出身资产阶级，一贯坚持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他早就说过“人生一切都为自己”，“做一个工程师就一生忙碌无名无利”。曾于1952年混入团内，1954年因思想蜕化退团。政治上也是一贯反动的，55年起他就坚持不要国际主义，反对学习马列主义。他说：“这是让人戴上红色眼镜”。他诬蔑“现在世界都伏在恶者手下”，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人民已忍耐了十一年。”
到整风时他以为出头的时候到了，起而反党，一再歪曲事实说自己受到歧视和排挤，说新社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想把自己一切错误归于党的“宗派主义”，企图再度混入团内，以取得个人向上爬的政治“资本”。
反右斗争中他始终顽抗，诬蔑说：“在大运动中不可能很公正，反右派是找典型，阶级斗争就要尖锐严重，才算原则性强，才能有教育意义，因此就一定要歪曲事实，找不到别人就批判我。”他还一再翻案，否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去年7月下旬，基建会的全体职工就澈底地批判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揭穿了他一贯坚持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动立场。去年12月到今年2月初，基建会与土木系钢筋混凝土教研组的同志对他的技术破坏问题做了详细的审查和鉴定，澈底揭露了他的错误性质，证实了他的破坏罪行。陈芹的反动罪行和顽抗狡赖的态度引起全体到会同志的极大愤怒，大家一致要求对他应当严肃处理。
来源：1958年3月6日《新清华》(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