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轸是一个大军阀大官僚，是蒋介石推心置腹的反动头目之一，解放以前，指挥反动军队，作恶多瑞，欠下了人民不少血债。1948年担任白崇禧的伪华中“剿匪”副总司令、伪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兼伪河南省主席，驻扎信阳，曾在柳林俘虏我军一千七百余人，送往武汉献功。他对河南地方，特别是对豫南，横征暴敛，纵兵殃民，人民恨之入骨。根据张轸自己招认：他成立过五个省保安旅，五个绥靖旅，派他的侄儿、外甥、学生、忠实旧部当县长兼旅长，收编地方团队、自卫队和土匪，集恶霸地主、流氓土豪等一切反革命之大成，在鄂豫两省地带，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在解放前夕，为了抗拒解放大军，作信阳城防工事，拆除东关民房千余间，当时冰天雪地，年关在迩，数百户人家，流离失所，无处安身，不少人因冻饿而死。他的罪恶是数也数不清的。
张轸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才不得已投降人民的。他自己招认，当时他有所谓“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与共产党分江而治平分天下；中策是假借李济深主席招牌，拉拢其他部队起义，以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本，起义后仍掌兵权；下策是有条件的投降，他的条件是：省主席不动，地盘不动，军队不改编，人员不更动，画疆而治，互不侵犯等等。当然，他的算盘打得再好，在解放大军雷霆万钧的威力下，不得不放弃他的梦想，可是这个作恶成性的罪魁，在他决定起义、撤退军队的时候，他还是把狮河大桥、淮河大桥和武胜关给炸毁了。
右派分子张轸，在1949年起义之后，党宽大为怀，把他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1军军长。在部队改造期间，觉悟了的官兵，几次要和他算账，他都受到党的宽大照顾。在土改运动、镇反运动期间，党应人民的再三要求，把那些混入部队罪大恶极的、民愤甚大的分子逮捕回去。张轸对这些作恶多端的被斗地主和所谓“老部下”，加以掩护和救济。他的副官处长王定九，是恶霸地主出身，密送两枝手枪回家，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态度顽强，抗拒改造，组织上把他关起来，张轸为他人抱不平。王友梅是河南最大的土豪恶霸，又是确山惨案的主凶之一，解放后被人民清算镇压，张轸到赴为他鸣“冤”。
反动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的言行。右派分子张轸，在调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以后，总以为权威不如老党员领导同志，如王树声将军、张广才将军、韩东山将军等而心怀不满，说干部不重视他，要求调动。1953年他到中央体委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当主任，他认为有机可乘，抓权的机会到了，于是采取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利用职权，篡改党对武术工作的方针，假借武术工作之名，扩张个人势力，发展他的政治野心，企图把武术团作和武术工作机构变成他向党向人民进攻的工具。他到处向拳师拜访讲演，说地方不重视武术，中央重视武术，表示惟有他最关心拳师，来树立他的威信。在挑选武术表演队时，他极力主张把上海察龙翔调来。察龙翔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被镇压了，察龙翔的思想问题很严重。张轸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强调技术，不顾政治条件，在调用干部时，他想把复旦大学教授、CC特务、历史尚未搞清的徐来哲调体委工作。当他这些阴谋主张遭到反对之后，他表示极为不满。
他卫护各地武术社团，掩盖它们的落后情况和封建作风，不让反映拳师的缺点。他一贯不服从党的领导，主观、蛮横、盲目冒进，以致造成工作上的混乱。当他这种作风和行动，受到内部同志反对以后，他又使用了拉拢、打击、压制批评、拒绝积极建议等等恶劣手段，坚持错误，并在组织上表示他与办公厅是平行的，想限制党员干部履行工作职权。这个狂妄的政治野心分子的一连串的恶劣作风，终于受到了贺副总理的批评，可是他没有接受批评，反而对贺副总理加以仇视，辱骂贺副总理违反马列主义，违反干部政策，说贺副总理是“老粗”，“水平低”，公开在办公室对干部说贺副总理如何如何侮辱了他，煽惑干部对贺副总理不满。
当时国家发表国防委员，张轸没有被选，他怀疑是贺副总理破坏了他，他说：“委员中有比我地位高的，也有比我地位低的，有比我进步的，也有比我落后的，大家都有份，就是没有我。”他诬蔑贺副总理违反统战政策。并诬蔑周思来总理，恶毒地进行挑拨，说周总理也不讲统战政策，轻视党外人士。同时对统战部也加以攻击。
我们要知道，当时体委会领导上，根据政策要求，批判张轸的盲目冒进，防止他的个人野心活动，是完全必要的。可是张轸怀恨在心，从此仇视体委会所有的领导同志，仇视共产党。他在社会主义学院座谈会和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无中生有地说国家体委把武术工作“一棍子打死”是“对武术发展保留一种戒备心理，有民族虚无情绪，看不起自己的宝贵财产”。
张轸自己招认：他常常想到他受了屈，不能实现他的军阀野心，就不能过了，有几次想拿手枪同贺老总拚了，又怕自己遗臭万年。他说：“想造反但是没有兵，有兵就造反。”他还说：他“准备以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名，先到日本，再到台湾，然后到美、英、法、意等资本主义国家，到处大肆反动宣传，鼓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毁灭中国，来泄我心头之恨……每次看报和看参考消息，看到时局紧张就高兴，希望赶紧打起来，把中国用原子弹炸毁了，我们大家同归于尽，我也是痛快的。”
这个右派分子，就是这样的仇恨着我们的党，仇恨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右派分子张轸，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他的爱憎是分明的，他恶毒地攻击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他说公安机关逮捕人不按法律手续，随便把人逮捕走了，送到什么地方处理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准去探监，在过去专制时代还准探监，现在新社会还不如旧社会开明。他并诬蔑公安人员和司法人员一般都不好。他并疯狂的叫嚣：“恢复民主，还我自由”等极端反动的口号。他公开支持黄绍竑，对黄绍竑攻击肃反的反动言论，极为推崇，并向黄绍竑表示致敬；右派分子周颖，诬蔑肃反95％搞错了，是肃反扩大化的结果。张轸对周颖的反党言论也表示了称赞和同情。
张轸和作恶多端的刘积学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前，刘积学与张轸相互勾结，压迫河南人民。解放后张轸曾表示刘积学应当当河南省副主席，并曾向李济深主席保他当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三全大会时，还主张选他为民革中央委员。
张轸自己招认：他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
他对章伯钧所提的“共产党开会都拿出成品来”表示拥护。
他在社会主义学院向陈铭枢表示：他要到学校去秘密调查各方缺点，他说：“可惜我不能回河南去视察，我要去的话，打算找一个中等学校，住上一月，来专门搜集人民对党对政府不满的情况，同黄绍竑一样大鸣大放。”
他对谭惕吾攻击卢郁文同志，表示极为赞成，并向谭惕吾握手致敬。他说有一次想发言攻击卢郁文，适逢卢未在座，他就没有发言。
他与河南右派分子张仲鲁过从很密，张仲鲁每次到北京，都到他家里畅谈一切。他们大谈美国如何好，苏联如何不好，一唱一和，讲个不休。
他还常常和右派分子骆介子共鸣不平，对发牢骚。
根据张轸的招供，更可以证明，右派分子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而张轸这个老右派，又是面面俱到的：他仇视公安和司法，反对肃反运动，崇美反苏，称赞“党天下”，拥护章伯钧反党纲领，赞助陈铭枢“共产党退出学校”的主张，攻击说公道话的人……真可以说货色俱全了。
张轸是网罗土匪队伍起家的军阀，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是蒋介石的忠实走卒。起义以后，人民并没有薄待他，在他向党进攻的时候，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河南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他不但没有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而仍站在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继续犯罪。现在他的丑恶面目，已被彻底揭穿，在说理斗争会上，虽曾想负隅顽抗，但在铁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低头认罪。
来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辑《张轸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