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天津10日讯 天津市三万多名工商业者在交心运动中，交出五百六十多万条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行。其中一千四百多名工商界骨干分子平均每人交出四百多条；一般工商业者平均每人交出一百五十条左右。他们交出的问题牵涉范围很广，远自解放以前，近至反右派斗争；大至国内外大事，小至个人生活，无所不包。从交出的问题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工商业者在全行业合营以后，还基本上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他们交待出的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仇恨和诬蔑共产党：有人揭发自己说：“国民党飞机窜扰南方海岸线时，我心中就动，总盼着蒋介石回来”；“合营时还不断想着几时能变天”。有的人曾说过：“共产党早不来晚不来，等我混了一辈子，赚了钱，当了经理，他来了。来了以后就是合营，把我的钱都拿走了，我一生的幸福也算完了”。也有的说过：“共产党是隐恶扬善，明面说的好，暗地不让你活；是豆腐嘴，刀子心，心中有数；对我们表示是朋友，又当贼看，结果使你甘拜下风，还叫你心里有苦说不出；真的荞麦皮榨油，无孔不入；搞来搞去，真要资本家的命”。还有这样反动思想：“共产党认为有钱的人就有罪，叫人去作恶，自己装好人；挑起儿子检举父亲，真是大义灭亲，不是玩艺”。“大凡人要是钱多了，就不想劳动，所以共产党先从钱上下手，把钱搞干净了，人就得老老实实地去参加劳动了；动员等于强迫，号召就是命令，谁不响应，就得受批评”。还有人曾经这样想：“共产党培养积极分子，宣传为人民服务，我看是白使傻小子，困难事叫你办，办完回家吃自己的饭；共产党拿人民掩盖了自己的独裁”。
二、对工人阶级领导和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错误认识和反动观点。有的说：“工人文化低，又无科学知识，不能作领导工作，他们只知道共产”；“说工人阶级大公无私、最有觉悟，为什么他们还有不遵守劳动纪律的？为什么有的工人调整工资闹情绪？我看是政府给他们擦粉，是共产党捧他们”；“在合营企业里关键工作都是私方人员在作，只有资本家才行，工人干的我们全会，我们干的工人不一定会，有的资本家还是工人的老师，叫我们向工人学习什么？没见过耍猴的向猴学玩艺”。也有的说：“工人是在共产党的宣传和利益的引诱下才反对资本家的，救全人类的思想是瞎扯蛋”。有的说：“我们黑里白里干，才搞起了如今的企业，养活了几个工人，我不干，他们就没吃的；现在倒说成他养活我了，真是颠倒是非”。
三、对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有人曾经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共产党独裁，反正共产党大权在握，民主党派是敢怒不敢言”。“既然中国是由于统一战线才取得了革命胜利，就应该轮流执政；而现在的政权中，党外人士是瞎凑数，凡是都是共产党说了算，我们只是举手通过，做一个传声筒而已”。有的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一手包办，民主是形式，集中才是真的；选举是内定的，和国民党无区别，都无民主，美国选举是花钱运动，也比指定的民主好”。还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有苦放在肚子里，一说就出乱子；街道上、工作岗位上，到处是积极分子，这些人都是找落后的献功；有的妇女对男子，妻子对丈夫，孩子对爸爸都有民主，都有斗争，这是什么民主，真是亘古未闻”。
四、对历次运动的认识：有人认为：五反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掠夺，是非刑逼供、屈打成招”；是共产党公开向资本家要钱”；“五反使职工成了座上客，资本家成了阶下囚，共产党坐享渔翁之利”；“把五反中被逼自杀的人说成畏罪，这真是活着不饶人，死了不饶尸，共产党真狠”。有人曾认为镇反是“胜者为侯、败者贼”；“共产党说谁是反革命，那就跑不掉”；“镇反是恐怖政策，给人一个压力，，怕人民反抗”；“镇反比日本人还厉害，真像黄巢造反一样”。有人对土改认为“秦始皇五股分尸一样”，说“叫资本家参加土改，是政府敲山镇虎，对我们是下马威”。有的人对抗美援朝的认识是“以卵击石，引狼入室，自找苦吃”。有人说“当时我捐了七千五百多元，后来想着这是共产党拿人送命，我也成了帮凶”；“报上说人民捐款是自愿的，我看是强迫的”；“我们出人出钱，苏联渔利”。也有的说：“美国仁川登陆，我心里非常高兴，认为共产党要完了，国民党来了，我又自由了”。
五、除了左派分子外，几乎所有交代问题的人，都或多或少的交待出对右派分子言论的同情，甚至拍手称赞。另外有的对“仇苏亲美”“变天思想”等也交待不少。
在交待问题过程中，中间分子出现了急剧的分化。初步估计，有60％以上的人敞开思想较好，态度真实，不同程度的向左转变。其中中右分子交的问题较多，问题性质也较严重，因而他们内心斗争很激烈，不少人经过斗争已有所转变，表示悔悟。中右派分子吴孟昌一直坚持合营后工商界大多数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现在承认自己不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他一面写交心书，一面说：“自己够右派了”。并且说：“不管右派不右派，一定交完，决心改造”。但是也有少数中右分子态度猖狂。河西区中右分子倪继勋，在反右派斗争初期，曾在小范围内被斗过，这次交心时说：“我现在可以说话了，过去整风办公室给我带上铁练子，要我背上了包袱，须知我也不是好惹的”。中右分子刘庆和说：“右派分子太倒霉了，说那么早干什么？现在说这么多条也没问题，过去的极右分子才多少条。”也有的人借机继续放毒。
有的中中分子在反右派斗争和大辩论中谨慎不言，现在也交出不少问题。有人夜里睡不着，白天吃不下饭，冲破重重顾虑，才大大敞开。多数人交待问题后，情绪愉快，认为是“不破不立，送旧迎新”。
目前，全市工商界，在交心运动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始批判自己的错误言行。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