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7日讯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石盘，借交心向党进攻，暴露出极端的反动思想。
石盘最根本的反动思想是他认为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变质，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心目中的共产党和他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的特权等级的社会。这个特权等级是指党和国家干部，也包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他说，在这些国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成果并不是首先归工农群众所有，而是首先被这个特权等级所占有。政治权利也是掌握在这个特权等级手中，工农群众并没有当家作主。还说，党没有遵守列宁的遗嘱将大批工人提拔到中央委员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来工作。
石盘认为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苏联工农的生活比十月革命以后改善得并不大，但特权等级的生活却提得太高了。我1950年到苏联去了一次，看到很多工人生活很苦，农民就更苦了。苏联让我们看的集体农庄都是最好的，坏的根本不让我们看。但是我们在路上看到乡下有很多小村子，猪也是放在屋子里，和中国农村差不多。”
石盘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他说；就是倒三七(三分功七分过)他也不同意。
石盘认为中国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入城后党的路线政策。一切都不是首先为了工农而是为了这个特权等级。党员已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了。解放后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入党呢？就是因为入党后吃得开。”
石盘污蔑我国党内也存在个人崇拜，认为中国党不是集体领导，而是毛主席一个人领导。他说“党内缺乏民主，就是毛主席一个人说了算，我就是对毛主席有意见，今天反冒进，明天又反保守，反正说来说去都是他对。1952年毛泽东选集二卷出版前，为了作宣传，中宣部组织一些人写文章，当时分配我写‘矛盾论’，我研究了一个多月，结果还是没有写出来。我认为这篇文章和普通教科书没有什么区别，是一篇普普通通的文章，那里有什么新东西，为什么要拿出来呢？这不是有意提高他的个人威信吗？我也反对每年那么多人特别是弄那么多小孩子在天安门前喊毛主席万岁。”我过天安门的时候，总是注意两旁的标语是写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还是毛主席万岁？我认为喊党万岁是可以的，但喊个人万岁是不应当的。”
石盘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政策。他说，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建设搞得太快了。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共产党进城后就应当首先考虑改善人民的生活。应当把工业化速度放慢些，农业投资增大些，现在又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应大力削减国防和行政费用，使人民生活能够得到一些改善。现在是特权等级的生活提得太高，工农生活改善得太慢。他还反对肃反、整风、反右派和干部下放等政策。
石盘在师大讲课时，脱离实际，教条主义很严重，讲课的内容主要引证经典著作。反对中央“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他用“联系实际不要庸俗化”作借口反对改造思想。认为哲学不能当做政治课教，否则会降低学术价值。向学生介绍阅读哲学著作时，不介绍毛主席的著作，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什么新东西。平日讲课时还散布一些修正主义观点，如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主要的，因此只能强调团结，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要应通过会议斗争，现在不必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他崇拜黑格尔，在讲马克思的著作时，常常对学生说，马克思的某某论点，黑格尔早讲过了。他在学生中散布“为理论而理论”的思想，他说，学习马列主义只要背熟基本经典著作就行了。
在这次双反运动中学生们给石盘贴出了三百多张大字报，批评他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等。系党总支找他谈话，从谈话中，问题逐渐暴露。4月下旬，政治教育系连续召集会议，对石盘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揭发与批判。会后，系党总支几次找他谈话进一步暴露了他的问题。
目前石盘仍坚持他的反动看法，态度极端顽固。他说：“我的问题在思想上已闷了好几年了，现在不讲也不行了。目前我的心情是豁出去了，我已有充分的准备。我的思想短期内是绝不能改变的。我的出路只有一条，砍脑袋或是去坐牢。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为任何别的出路都需要有个前提，那就是承认自己是错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又说，“假如不砍我脑袋，暂时又不要我坐牢，那么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保留着一条小命活着就是了。我要等一等，等它个十年、二十年，等到党内外有觉悟的人，起来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石盤现在每天关在房间里，不知作什么。他给他下放的爱人范中写信说，他不能放弃他的政治观点，他相信真理是在他这一边的。他说：“为真理受难而牺牲是光荣的”。
系党总支曾问石盘：为什么他的问题过去在党内不谈，大鸣大放期间不谈而现在谈呢？他说，“现在不谈是不行了，你们老问我，我不谈怎么行呢？从前不谈是因为怕杀头。”在另一次谈话中他无意中说出：去年还不知怎么处理右派，我怎么敢谈呢？
师范大学对石盘的问题准备以系为主展开大批判，肃清石盘影响。石盘表示不愿在大会上报告自己的思想，他怕“感染”别人，他表示如果开大会他不吭气。
石盘今年四十二岁，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本人成份是学生，原具有初中文化程度。1938年到延安，后到抗大，很快就入了党。曾在延安保安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在延安曾犯过错误，受过处分。1949年到中宣部工作，过去曾数次提出退党，1952年终于退党，调到教育部工作，后调到师范大学，评为三级教授。1956年，要求重新入党。他说，“我1956年要求重新入党，这主要是我爱人和一些朋友的外力推动，我自己劲头并不大。但不管如何说，我1952年退党总是错了，这点我自己很痛心，尽管我认为这个党的路线政策根本错了，那么我也应该留在党内，作一个党内反对派。在党内用提高党员认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实现自己的理想，退了党就不好办了。”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