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是香花还是毒草，我在“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①(见“新建设”1957年第九期。)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一般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学从来就不是香花，而特殊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学在中国又始终是毒草。”关于这一方面的理由，我不准备再重复。我只准备谈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上述文章中所曾经提到过的费孝通在3月20日文汇报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那篇文章，为什么它不仅是右派分子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纲领性的文件，而且还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理论基础。应该指出，那篇文章费孝通是真正付出了灵魂的，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杰作”之一。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细致的解剖，而且把它和光明日报6月9日发表的“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这篇短评联系起来进行解剖，这样就会使我们更容易了解费孝通、吴景超等人所蓄谋已久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阴谋是什么，因而也就能正确了解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以及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必须首先说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我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坚定不移的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党同一切进步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共同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学、艺术的长期不变的方针。大家知道，共产党是怎样忠实于自己所提出的政策的方针，并为它的彻底实现和全面贯彻而采取了种种具体措施。大家也知道，民主党派中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以及那些力求进步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又是怎样为这一政策和方针的实现而感到欢欣鼓舞。而章罗联盟是和我们大家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最大的罪恶就是在于他们利用了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而阴谋颠复、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章罗联盟的谋士费孝通、吴景超等人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在于他们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达到章罗联盟的政治目的，借口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而给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提供理论基础。因此我们说，章罗联盟是在利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而来破坏这个政策；费孝通、吴景超等人是在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来破坏这个方针。一句话，他们都是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颠复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对抗性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决不是什么纯学术性质的斗争，因为在学术上的问题，我们党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在将来都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记得宋代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就说过：“稻粱藜莠，相与滋生，善治田者，耘其藜莠，而养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我们深知，有稻粱就必然有藜莠，有馢化就必然有毒草，它们是“相与滋生”的，我们爱稻粱，就不怕有藜莠，爱香花就不怕有毒草。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因此，如果仅仅是学术性的问题，那就不管陈振汉所崇奉的凯恩斯主义也罢，费孝通、吴景超所崇奉的孔德主义、斯宾塞主义也罢，陈达所崇奉的新马尔萨斯主义也罢，甚至于他们的首领章伯钧所崇奉的“孔子主义”也罢，我们和他们本来就可以采取学术上的自由辩论，那怕辩论它到一百年，二百年，甚至三百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坚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社会革命的进程中，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改变，总是比较迅速的、突然的，而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之后，社会上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虽然也是尖锐的、紧张的，可是它毕竟是缓慢的、长期的。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不怕辩论，因为真理是会愈辩愈明的。我们公开表示，我们是永远欢迎学术上的自由大辩论的。我们不仅不反对他们研究凯恩斯主义、孔德主义、斯宾塞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孔子主义以及其它五花八门的主义，而且我们甚至于还鼓励我们共产党员的科学家和党外进步的科学家也来研究这些东西，我们也必须纵览古今，横贯中外，既了解正面，又了解反面，既了解马克思主义，又了解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坚信着孙子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更加坚信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事物的对立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而今天问题的严重性质是在于他们这一小伙，特别是他们这一小伙中的那几位首领人物，例如费孝通、吴景超等人，并不是在进行什么学术上的研究，并不是在学术问题上和我们来进行辩论。学术讨论是假象，政治斗争是本质。他们和我们的论争，是已经远远地而且是从根本性质上超出了学术论争的范围之外了。他们是要和全国人民进行反动的政治斗争。人们公允地指出，他们要对社会主义制度，要对翻了身的中国人民实行“倒算”，要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要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非同小可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们党和一切进步的民主人士、进步的科学家所以要和他们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这就说明：我们对他们的批判并不是学术上的清谈，相反，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
以下我将进一步解剖费孝通2月20日在文汇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来证明这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并且为了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些，我们还必须扼要地分析一下光明日报6月9日的短评。
这个短评，字数不多，可是非同小可。它用“绝妙的传神之笔揭示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全部精神和实质，同时也就揭示了章罗联盟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而这个纲领以及这个短评是和费孝通的2月20日的文章一脉相通的，费孝通在自己的交代中已经公开地承认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所要推销的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短评的标题是“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那么我们首先要问一问右派先生们，你们是要开拓什么样子的新路呢？你们中间有若干人不是在若干年前就曾经办过和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南北合唱的“新路”杂志吗？历史说明你们当时所提出来的“新路”就是在表面上是界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而在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拥护国民党的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新路”跟国民党的“老路”一样，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蒋介石的道路和你们的第三条道路，都随着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破产了。共产党宽大为怀，不念旧恶，把你们从穷途末路上引进了新中国，并且在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科学机关和大专学校里，把你们中间的许多人都一一安排了工作。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原本希望你们经过思想改造，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今天你们却异想天开，利用“互相监督”的口号开拓你们所说的“新路”，那么这个“新路”，不正是你们所说的“旧业重操”、“旧花新放”的“新路”吗？难道谁不知道，今天中国人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向前猛勇迈进才是唯一正确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吗？你们竟然说，要为“互相监督”开拓新的道路，那岂不是要“监督”共产党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去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这是到底要“监督”共产党，还是要推翻共产党？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下边再谈谈这个短评的内容。
短评首先指出，他们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向来说，是有新的意义的”。这个新的意义就表现在民主党派协助共产党整风“不仅是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且经过调查研究以后，进一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协助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他们并且着重指出，“民主党派在参与国事代表其成员的正当利益，合理要求，以及体现互相监督作用等方面，丰富了新的内容，开拓了新的道路”。我们看！这个新道路的新意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从近几个月反右派斗争中所揭露出来的关于他们的种种罪行看来，它的意义就在于：利用整风，找寻矛盾，挑拨矛盾，制造矛盾，扩大矛盾，并转化矛盾(就是把非对抗的转化为对抗的矛盾)，来实现他们的政治阴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这种目的在于转化矛盾的行为，是要经过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调查研究之后，然后进一步提出各种各样的诽谤性的、破坏性的、颠复性的意见，以及把这种罪行当作是民主党派的参与国事，决定国策，并且代表他们的成员，也就是一切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分子的所谓“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那么这个所谓体现了互相监督而丰富了的新的内容，不就是资本主义的内容吗?不也正就是开拓了“新”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其次，短评指出，“这在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式方法来说，也是有新的意义的，而这个新的意义就是过去民主党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曾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但很少是通过各级组织广泛提出意见、经过集体研究然后提出的，显然现在这一作法，在发挥组织作用上是大大提高了一步。”那末，他们在这里所说的新的意义又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他们要求对于我们党的监督要通过右派分子集体力量，或者说是组织力量的监督。费孝通在3月25日民盟工作会议第一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泄露了这个秘密，他说：“我认为互相监督是社会主义一个基本的东西……在群众是民主权利问题，在领导方面是群众路线问题，为什么这时提出民主党派监督与一般监督是否不同，我认为民主党派监督是有组织的，一般有它特殊任务，有组织的、集体的、更好的作为党的助手。”我们试解剖一下看，真的互相监督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东西吗？不是的。我们说，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是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互相监督，则正是我们党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提出的，因为把祖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党和接受我们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事业。显然它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东西。而右派分子却把互相监督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的东西，而且又要通过他们所说的、用集体力量或者说是组织力量来实现它。那末再试看，这个力量又是什么东西呢?据右派分子的说法，这就是“在群众是民主权利问题，在领导方面是群众路线问题”，这里所谓“群众”是什么人呢？显然就是那些右派分子，那些一切带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立场和思想感情的人们。那就是大大小小的章伯钧和谭天荣，男男女女的费孝通和林希翎！至于他们所说的民主权利又是什么东西呢？那显然就是这些右派分子所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以及他们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权利”。而“在领导方面是群众路线问题”又是什么呢？那显然就是要叫我们党和我们政府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右派分子的无法无天的要求，就是要叫我们接受北京六教授会议的要求；以至于葛佩琦要杀共产党员，我们就把脖子伸过去；罗隆基要组织“平反委员会”，我们就顺从地让他们给反革命分子翻案；他们要求“教授治校”、“科学家治院”、旧法律人员管理司法机关，我们共产党和一切进步的人们也都就从这些工作岗位上一齐下台！不是吗？近来所揭露的种种反动事实，这不就是一切右派分子的衷心愿望吗？
短评最后还恶毒地指出，这“还只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方法的开端，我们认为可以在每一时期和每一阶段，民主党派能就有关国家方针政策的中心问题，有计划地通过各级组织征求意见，经过分析研究后提出建议，这样，无疑地可以提高工作质量，更有效的发挥民主党派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这一条尤其是恶毒的。这就等于说，他们提出的这个纲领还是一个开始，还有更多更新的纲领在后面。事实证明，也恰恰是这样。近来，我们不就是经过斗争而发现了若干在各个领域、各种部门中的不同的具体纲领吗？为了彻底了解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引出“政协会刊”1957年第2期吴景超所写的“提高民主党派建议的质量”的文章来作注脚。在这篇文章里，吴景超写道：“我们建议在各民主党派里面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对于国家大事进行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这一类的政策研究委员会，可以斟酌各民主党派成员的性质，设立一个以至几个。譬如以中国民主同盟来说，对于国际问题、经济建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文教政策问题，都可以设立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以盟员中对于这些问题有兴趣有研究能力的充任。他们可以有计划地对于一些问题进行经常性的研究，也可以在某一时间集中研究领导党所交下的问题。研究的结果，可以通过组织的适当途径，向领导党及政府反映。我想，经过一些专家研究后再提出来的意见，质量是可以大大提高的。这样做，可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的潜在力量，可以吸收民主党派广大成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于迅速完成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有很大贡献的。”这真是无独有偶，吴景超在和费孝通做接力竞走。吴景超的这篇文章也同样是付出了灵魂的，他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光明日报短评最后一段话的最本质的东西。他认为要提高民主党派建议的质量，就必须在民主党派里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对于国家大事不管是国内的和国际的”，都要通过他们所说的政策研党委员会的建议才能进行。那么就是说，对于国际问题、经济建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文教政策等问题，都必须听他们的话，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可惜他们这些号称“专家”的人们，又多数是右派分子，那么我们的国际问题就是要听这些反苏亲美专家的话!经济建设问题就是要听那些仇恨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家们的话!至于知识分子问题、文教政策问题，那就不用说是更要完完全全地由他们来摆布。不仅要在大专学校里取消党委制，而且一个京剧团、一个评剧团也要请李万春、吴祖光这样的右派分子来支配。在这里应顺便指出臭名远扬的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也就是他们所幻想着的、形形色色的政策研究委员会的典型示范。显然，这个委员会如果是真正成立起来的话，就会使黄绍竑所要平反的“韩国屏反革命案件”和谭惕吾的所谓“典型三害案件”日益增多，而我们国家的法制就会真正受到他们的破坏。
上述这一切都足以表明：光明日报的短评是多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最本质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的理论基础，这岂不确实是客观逻辑的主观反映，完全符合于他们的本来面目和本来意图的吗？我们一切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决不要因为他们在字面上所使用的什么“参考”、“协助”、“建议”、“助手”等好听的字眼所迷惑，所欺骗，而忽视了他们包在糖衣里边的炮弹。所有这一切，他们在实质上都是要以资产阶级吸引着无产阶级倒退，要以右派分子的反动集团，首先篡夺整个的民主党派，并用它来代替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并不是什么党的“助手”，而是党的扒手。这个扒手一旦把国宝扒到手里，就一定卖身投靠于美帝国主义，而在中国土地上，重新建立起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这样，它就会使乌云长期地笼罩着天空，使千万个人头在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屠刀下，纷纷落地。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反对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不是什么学术性的斗争，而是一场尖锐的、残酷的政治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决定中国六亿人民的生死存亡的斗争。
一当我们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集中火力地再来解剖费孝通的2月20日的文章。而一当我们解剖了那篇文章之后，就更可以充分暴露出右派分子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罪恶企图，而同时对我们上述的分析，就会更加坚信无疑。
一开始，费孝通就不打自招地道出了真情。他说：“我读书和教书的时候，的确一直和社会学有点儿关系，但实在说来，我和一批朋友确也是一直在这个牌子底下搞私货，它叫什么学也说不清楚，这时候就是少数民族、农村、市镇、工厂的社会调查。”这话说得对，说得好，说得妙极了。社会学是一个牌子。(当然它也是一块毒草的牌子)，而搞私货却是他的实质。吴景超在这个牌子下长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做着官僚政客，和刘大中合办“新路”杂志，公然宣传第三条道路。陈达在解放前，一直是忠蒋亲美分子，给蒋介石、谷正纲多次献策，给美帝国主义长期提供我国的社会情报。费孝通本人在解放前，也是第三条路线的积极鼓吹者和组织家。这些历史上的问题我们实在不愿意再把它提起。今天我们提到这一点，只不过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耐人寻味、而且必须加以驳斥的问题。费孝通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是一直在社会学这个牌子底下搞私货，那还不完全是事实，因为不论是费孝通、吴景超，或是陈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搞的那一套，并不是什么“私货”，而是“公货”。因为这些货色是帝国主义所需要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需要的。而且这些货色是他们这些人公开摆摊子、公然兜售的，那怎么能说是“搞私货”呢?问题在于今天，即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他们还要在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招牌下来搞什么资本主义复辟，那才是真正地地道道的搞私货了，这个私货就是资本主义，它的商标，就是“章记”或者是“罗记”，以及什么“储记”之类。我们应该公正地指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在这第一段文章里吐露了事情的真象，他公然承认他们是在搞私货，他们所希望的“旧花新放”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乃是别有企图，别有用心！
那么，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这个费记的资本主义商店到底要销售什么样的货色。我们可以走进他的“门市部”，也就是费孝通这篇绝妙文章的第二段来巡视一番。因为这一段文章是全文的主题，项目颇为繁多。
第一，是费孝通所说的“政治学”的问题。费孝通写道：“比如我最近调查了一些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我意识到这里有一门很复杂的学问，那就是怎样建立起社会主义里的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这问题可以包括更多的内容，好象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等等，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的新问题，是阶级消灭后人和人的政治关系问题。”请大家想想看，费孝通的口气和胃口到底有多大，他要在“政治学”的招牌下来研究我们国家一系列的带有根本性的制度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本上由他们重新研究一番。那么，这在几年前，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著作，以及为各民主党派所共同通过、为全体人民所坚决拥护的宪法，以及近年来毛泽东同志关于十大矛盾的报告，特别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还有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所讨论过、由人民日报编辑部所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这些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文献，已经从理论上、实践上根本地、彻底地回答了的问题，而费孝通竟然对它熟视无睹，他恬不知耻地说，要用他的“政治学”(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学)来回答这些问题，试想他到底狂妄到什么程度。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在这以前还有巴黎公社)创造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以后，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九亿人口过着社会主义生活，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取得了四十年的历史考验，而我们还需要依靠资产阶级社会学，也就是费孝通式的“政治学”来解决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而且是被费孝通称之为人类的新问题，这岂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也岂不是发昏章第一吗？(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附带说明，不论在国际上以及在我国内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来研究它、发展它，问题是在于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研究它，而不能是其它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给我们开辟了极广阔的研究道路，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费孝通的狂妄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极端仇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的必然结果。这个政治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和它的农民兄弟的巩固联盟的关系；同时也就是在这个巩固的联盟基础之上，工人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而又消灭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各民主党派的关系。这种有关系是载在宪法上的，是全国人民所坚决拥护的。这种有关系的简称，就是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依靠这个专政来彻底消灭剥削、坚决地打击和镇压一切反动势力、反革命力量，用以建设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幸福生活。而这一切都是右派分子所最最不甘心的，他们本能地憎恶这个制度，他们要千方百计改变这种关系。而且他们首先企图破坏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那种写在宪法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天经地义的正常关系。因此，他们的一切活动都证明：他们的最低纲领，首先是争取到各民主党派和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平分秋色，分庭抗礼；而最高纲领则是阴谋复辟，取而代之，颠复人民政权，实现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当然，这一点正是而且也不能不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基础。至于他在下边所说的，总结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经验，而且要把这个问题加以专门研究，是他的政治学中的一个极有意义的部分，那就更露骨地说明了这一点。那就是因为不论章伯钧和罗隆基，不论费孝通和吴景超，不论葛佩琦和杨玉清，也不论谭天荣和林希翎……这些右派分子正由于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仇恨者，自然他就不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最恶毒、最狡猾、最疯狂的急先锋。这些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也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是最不舒服的，他们感到，这真有点象泰山压顶一样，使他们的“尊严”的“自由”的资产阶级阶级本性，遭受了最大的耻辱和限制。因此，他们把他们这一小撮人和工人阶级以及全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看作是中国现实生活中最主要的矛盾。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它拆穿。这本来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右派，以及整个资产阶级右派应该从共产党手里、从无产阶级手里把领导权夺取过去，这在他们眼里，当然不能不是一个极有意义的部分了。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以及罗隆基在政协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已经把这种狼子野心，揭示无遗，在这里用不着多讲了。
第二，是费孝通所说的“行政学”和“管理学”的问题。他说：“我又看到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的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是处理得不免太简单化了些，而且的确也出了一些问题的。”关于这个问题他说的不多，而毒汁最浓。显然，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材的使用的安排，以及人事管理方面，是有高度的原则性的，这个原则就是德才并重，有德还要有才，有才还必须有德。但是德又是列于第一位的。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干部的政治标准。我们不仅有高度的原则性，而且有极其细致的组织工作，因为这是一个对人的问题，对党和对国家的干部问题。我们从来就反对在人事管理工作上的简单化。而且还应该说，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长期合作的关系下，对于旧知识分子以及那些没有严重罪行的旧政府工作人员，党基本上采取了包下来、团结、改造的政策，对于这些人，不仅要给饭吃，还要给工作做。因此，客观上也就增加了我们在人事管理工作上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想要简单化也不可能。事实证明，我们党委机关的组织部门和政府机关的人事部门，在处理人事问题，安排党外干部方面，特别是在党外的高级知识分子方面，要比处理党内干部细致考虑得更多，反复商量得更多，各方面的关系考虑和照顾得也更多。即以陈达而论，国家把他委任为劳动干部学校的副校长，费孝通本身就是身兼二十余要职的“要人”，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都是国家的部长。从他们的历史和行为说来，真可说是国家待之不为不厚矣，这些人如果稍有良心，扪心自问，能无内疚？而他们还是要哇啦哇啦乱喊乱叫，叫什么：“我们的人事管理工作处理得未免太简单化了，而且的确出了一些问题”，这真是有点象邓初民先生所说的，你们也太象中山狼了吧。如果说我们有错误，有些太简单化，那就是把你们放得太高了，你们却倒转过来向党和国家放起火来了。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费孝通所说的“管理学”的目的，就是取消我们党委的组织部和政府的人事部门，把人事大权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来对共产党员和党外的进步人士操着生杀予夺之权。显然，这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最中心的一环，这是实现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关键。这也就是在六月八日以前，乌云还笼罩着天空的时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大小小机关学校的大大小小右派分子，异口同声都是把进步的锋芒指向党和国家的人事制度和人事部门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三，是关于费孝通所说的调查研究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一文里已经进行了驳斥，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两个问题：第一，费孝通认为，关于两性关系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在我们国家里都还没有妥当的处理办法，在这些人和人的关系方面的研究，是落了空的。这真是奇谈怪论。仿佛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没有颁布婚姻法一样，好像是关于养老和儿童问题政府都毫无任何措施一样，至于我们国家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人口普查工作，好像是和没有做一样，一句话，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还是“一团糟”，还是“一团茅草乱蓬蓬”。真的吗？难道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解决这些问题，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出现的崭新气象，不是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都没有过的吗?关于这些问题，是我们闭着眼睛都能想得到的，而费孝通却是睁着眼睛都故意看不到，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里并没有别的，这就是他要把这些问题作为他的社会调查的对象，从这些方面来“吹毛求疵”，“鸡蛋里挖骨头”，去找寻矛盾，制造矛盾，进行点火。即以人口问题为例，我们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普查工作不算，而他们要“保举”出陈达这个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来和人民政府对抗，陈达还怒气冲冲地要到国际上去打官司。可是谁都知道，陈达的人口调查办法，就是依靠国民党的县政府加上警察局，对于人民进行强迫罚款的办法，来进行人口的调查登记工作的。而按照陈达的新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国的人口根本没有六亿，如果有的话，那就必须消灭几个亿，然后才能和他的新马尔萨斯的理论相符合，这在实质上也就是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愿望相符合。难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能够允许使用为帝国主义服务为蒋介石政府服务的谷正纲社会部的调查研究方法吗！
其次，我们还要指出，恰恰是在社会调查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抱着最大的野心的。费孝通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等等，在今天还只是在党派和政府机关里有调查研究，但是还没有进入学府来进行研究。这又是胡说，事实上在我们的学府里正是有人在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他们所说的进入学府进行研究那就不过是要经过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来进行研究。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李景汉所梦想的在北京市进行全面调查，以及他企图纂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研究室的政治方向的阴谋。他竭力想阻挠和排斥共产党员和他一起工作，甚至他的助手都必需是经过他自己选择的“金童玉女”才行。而且费孝通的重返江村的调查以及李景汉的圆明园调查所要起的煽风点火作用，又用他们自己的行动来作了证明。我们试问，我们把这些重大问题，交给他们这样一些右派分子来进行调查研究，这岂不是最有利于实现他们资产阶级复辟的野心吗？费孝通甚至于认为在人和人的关系研究落了空的地方也是要归他们这些专家来进行研究，那将起什么作用呢？那就必然是由他们来扩大资本主义的阵地，来摧毁社会主义的阵地了。
最后费孝通在他第三段文章里以从事社会调查的人员为标题，给我们党和国家推荐了一些“博学鸿词”的人物出来。他共举出三类：第一类他就毛遂自荐地把他自己称之为“得其所哉”的人。当然，他可以飞来飞去地“重返江本”，可以到少数民族区去，可以到科学机关和大专学校进行访问串联，呼风唤雨，所以他说真叫他去到大学里搞“社会学”，他是不肯干的。而第二类是那些虽然有了新的工作岗位，但据费孝通说，那是心里不忘旧好，而一有机会就乐于再继续搞老行的人。很清楚，所谓不忘旧好，所谓乐于继续搞老行，这又是什么人呢？这不就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废思古之幽情”、身在新中国而心在旧中国、人留在中国而钱存在外国那些日日夜夜做着资本主义“黄金梦”的人吗？还有第三类，那就是费孝通把他们叫做“三日京兆，无所适从”的人，显然这些人是有人乐意在费孝通这个“官运亨通”的“伟人”指挥下，而甘效犬马之劳的(可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这三类人物也就是以费孝通为首再加上第二类再加上第三类的这些人物，来组织成右派分子所谓从事社会调查的大军，而且这支大军，不要有它的司令部，他们企图把这个司令部放在我们的科学院里边，利用合法机关来掩护他们贩运“私货”。真令人“钦佩”，他们很会打算盘，费孝通公然打着北京文津街科学院办公处这幢房子的算盘，希望从这里恢复他们过去的社会调查所，而且公然声称那里有老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说这是有“瓜葛可缘”，这真是一条绝妙的组织路线。费孝通要替章罗联盟搜集这样多的人材，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却美其名是来进行什么科学研究工作，而且是用“科学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以之补我们党和国家的研究工作的空白，这真是“将谁欺，欺天乎”!
显然，他们是既有政治纲领又有组织路线，既有将军又有士兵。费孝通在这篇短文中所规划的一切，又怎能不为章伯钧、罗隆基所拍手称赞呢？这些“精辟的”见解又怎能不为民盟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所吸收进去呢？又怎能不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绝妙理论基础呢?人们十分公正地把费孝通这个小丑叫做是章罗联盟的军师，这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个军师真正好像为资本主义复辟摇着鸡毛扇的诸葛亮，这个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说明了他希望中国出现的局面，还不是什么“鼎足三分”的局面，而是要中国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为什么陆定一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说我们要是听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话，我们就会有亡国的危险。因为亡社会主义之国，兴资本主义之邦，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寤寐以求之的东西。
可是俗话说得好：“老母鸡做着梦吃小米，那毕竟是做梦”。自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号角以来，全国人民在我们党指导之下，以雷霆万钧之力，翻江倒海之势，把右派分子打得落花流水了。连百般狡猾的费孝通在内也不得不在今天我们的大会上听候公正的批判，他们所要建立的资本主义王国的梦，在霎那之间遭受了破灭。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而又是这样的多情。它用铁的事实告诉了一切追求进步的人们，历史、社会总是要征服一切反动力量而永远向前发展的，而同时也告诉了一切反动派，你们所希望的，一定要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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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认为还有必要分析一下从这次的事件中应该得到的教训是什么？
第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论是在外国还是在中国，这是一件翻天复地的事情，它之所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权是一个以彻底消灭剥削制度，而且最重要的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建立无压迫、无剥削的、人类最美妙的、最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的。这一件事，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立场的人是具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的。这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标志着它的彻底解放，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就标志着他们彻底的死亡。全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以及一切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抱着欢欣鼓舞的心情来拥护这个政权的，因为这个政权，是他们支付了高度的代价而争取得来的，它的发展和巩固是他们的今天以及将来的一切幸福的源泉和保证；而这对于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说来，这是他们最不甘心，最为头痛的事情。对于同一个美好事物而出现了绝对不相同的两种心理状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性，而且这个斗争确实是我们近几个月来百次千次地重复着的一句话：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既然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因之远在1871年法国工人阶级首次地创造了自己的国家——巴黎公社，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就用尽一切极端残酷的办法扼杀了这一个公社，这个血的教训，就说明了是这样一个生死斗争。俄国的工人阶级继承了巴黎公社的事业，1917年又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国家，而在1918年至1920年即经受着严重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进攻被粉碎了，而在十月革命20年后，还发现并粉碎了布哈林和托洛斯基的叛国阴谋，这也是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1919年匈牙利工人阶级第一次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权，被反革命势力推翻了，而在去年又出现了裴多菲俱乐部，以及红衣大主教明曾蒂要起来扑灭匈牙利革命政权，这也是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而在我们的国家里1954年在党内出现了高饶联盟，1957年在党外又出现了章罗联盟，不论党内或党外他们的目的都是企图支援和颠复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同样也是这样一个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列宁说得对，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因为工人阶级丢掉了政权就将会丧失一切，而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也就将会赢得一切。这个斗争的尖锐性质就在于此。谁要是被那些右派分子的烟幕弹所迷惑，不能从政治上，特别是从革命的根本问题考虑这个问题，他就连阶级斗争的起码的常识都不能了解。必须认清，费孝通吴景超等人的最大罪恶就在于他们是企图从工人阶级手里夺取政权的章罗联盟的策士和走卒，我们之所以必须向着他们进行尖锐的、严重的斗争，其意义就在于此。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而又能够巩固和发展这个政权，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杰出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他们不仅在思想上、在理论上给无产阶级创造了犀利的武器，而且还在于他们知道，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力量，还需要有一个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共产党。他们从共产主义同盟到共产国际的工作，都是以最大的力量，为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斗争。列宁说过，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所依靠的力量，第一是组织，第二是组织，第三还是组织。因之列宁的不朽功勋，就在于他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在俄国创立了光荣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我们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也正是这样做的。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要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就必须有个党，有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性质的政党，工人阶级就永远不要希望能从资产阶级那里把政权夺取过来并巩固起来。党和政权的基本关系，就是如此。而这一点是俄国的高尔察克、邓尼金之流所最清楚的，是匈牙利的明曾蒂所最清楚的，也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吴景超等所最清楚的。因此，他们要进行资产阶级复辟的罪恶勾当，就不能不集中火力来诽谤我们的党和攻击我们的党。他们把我们的党看成是眼中钉，硬要把它拔掉。
他们攻击我党的办法，最主要的有三条。第一条是在理论上攻击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马克思主义“糟得很”，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也是“糟得很”。在这里他们叫得最久也最响亮的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指导思想，那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指导思想了。马克思主义不如凯恩斯主义，不如孔德主义，不如斯宾塞主义，不如孔子主义。这一点，费孝通、吴景超等人所叫嚣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们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社会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认为，这种代替，一旦得手，党也完蛋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完蛋了。到那个时候，陈达就再也不会听到他最反对、最头痛的共产党的这个名称了。
第二条就是党不懂得建设，党不懂得科学、文化艺术，党没有知识，党是无能得很。在这里他们叫喊得最久，也最响亮的口号是“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你们有战场上是英雄好汉，可是在科学领域里，你们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总之一句话，“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只有他们才是有知识的、有文化修养的，共产党员都是门外汉，由一些右派分子所表现出极度的疯狂性看来，真是大有“天下斯文在于兹”，“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势。费孝通、吴景超等人就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真正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土壤上、在中国的广大干部中传播和发展起来的。而突然在1957年，这些右派分子把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也给取消了。说什么共产党不懂得社会调查，要作社会调查，就得要向李景汉乞灵，就得要向陈达请教，否则新社会的一切新问题，我们党和国家都叫它落了空。这不是痴人说梦话吗！按照右派分子的逻辑，共产党员既然这样无能，那就只有“解甲归田”回去当裱糊匠了。“你不行，我来吧！”右派分子就是这样猖狂。
第三条是人事处理问题。这一条不需要更多讲，其目的只有一个，由右派分子来管理人事，让共产党员下台，让右派分子专政。
这三条合并成一条，就叫做共产党不能领导，因为你们共产党是教条主义加宗派主义，罪该万死，应该滚开。一句话，就是从党的手里把领导权夺取过来，进行他们的资产阶级复辟的阴谋。因此，我们说，党的领导，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东西，我们失掉了它，我们就要失掉一切。这是我们在和右派分子所进行的残酷斗争中，再一次地认识到的这一平凡的真理。
第三，这就是知识分子所应该领受的教训。这次斗争对任何人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而对知识分子的考验，特别重大和特别尖锐。在这场暴风骤雨中间，多少人在右派分子的欺骗和影响下，险些儿就沉没下去了，而有些人是党用大力才把他挽救出来，多少人在这次斗争中觉悟提高了，眼睛擦亮了，斗争性增强了，而且也还有些人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通过这次斗争，人们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社会的任何事物，比如说对于知识分子，都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公开地说，有旧知识分子、有新知识分子，而新与旧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在于他的立场，所谓新知识分子，就是工人阶级，或者说是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所谓旧知识分子，就是为帝国主义、为地主阶级、为资本家服务的知识分子。费孝通、吴景超等人就是旧知识分子的典型。由于他们是旧知识分子的典型，所以他们在章罗联盟的旗子下边走向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殷鉴不起、在夏后氏之世”，一切愿意进步、愿意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以他们为鉴而坚定不移地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奋勇前进。
在这里，我们应该再一次地指出，“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长期的政策和方针。我们坚决拥护这个政策和方针，就必须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证明，他们是这一政策和方针的积极抵抗和破坏者，他们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所遇到的政治扒手。
至于对费孝通、吴景超等人，我们还希望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交代，争取重新做人。“孽海茫茫，回头是岸”，要脱离资本主义的孽海才能登上社会主义的码头，这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结于他们的批判和斗争，也是一种有力的帮助。
来源：《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