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范予遂是一个老牌的反共分子,他在反动统治时期,能由一个中学教员而变成为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决不是偶然的。解放后,他虽然表面上投降了人民,但实际上,他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基本立场,一直没有改变。他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和过去历次的社会改革运动,妄图资本主义复辟。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特别是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他的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貌就开始暴露了。当波匈事件发生时,他兴高采烈地叫喊:“社会主义阵营要分裂了”。及至今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他看到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等向党发出了毒箭,又听到有学生闹事。这时候,他便更幸灾乐祸。以为中国已经处于匈牙利事件的前夕,向党进攻的时机成熟了。因此,在他由北京回到山东以后,他的反动面貌就更明显了。他一反过去“沉静”的态度,忽然积极起来,四处活动,招兵买马。在这次鸣放中,他不仅是自己大打出手,到处煽风点火,而且组织小集团与陈铭枢上下呼应,成了陈铭枢等右派头子在山东的“代理人”。
范予遂在这次鸣放中的反动言论,集中表现在他6月8日参加山东省委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的发言中,他这次发言,极尽其诬蔑、挑拨、中伤之能事,可以说是对党进攻最恶毒的一个典型:他给我们的党擦黑脸,恶毒地把共产党员说成是和法西斯一样的独裁者。
第一,他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共产党员有三个缺点:一是特权思想,二是个人专断作风,三是对党外人士不信任或不够信任。产生这些缺点的根源何在?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历史的根源,二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识问题。在社会历史方面,他认为根源在于,中国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成功,一下子就越过了资产阶级专政而进入到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许多共产党员承受的,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封建主义专政的那一套。这就是:“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不行。”过去蒋介石如此,今天许多党员也复如此。为了企图证明他的结论的正确性,他还颠倒黑白,睁开眼睛说瞎话,硬说苏联之所以出了一个斯大林,德国之所以出了一个希特拉,其原因也在此。并且,他还由此引申出来一个荒谬的结论,说:英、美、法等这几个国家,由于它们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已经很久,因此,将来不论它们通过任何方式(和平或武力的)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致于产生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特权思想。在这里,他简直恶毒地把我们的领导党说成是和法西斯一样的独裁者,他仇视党是到了这样的程度,他的阴谋企图,不问可知,就是想资本主义复辟。
在谈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识方面,他的中心论点是:否认人民日报两次“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认为这两篇文章并没有指出产生缺点的根源,他企图把许多缺点的原因都归之于教条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机械地接受了苏联的革命经验和方法,而没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因而,也就是否认学习苏联,走苏联的道路。
根据范予遂以上这两个论点,显而易见,结论就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要纠正它以上的“缺点”,只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把历史倒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舍此,别无他途。请看,他的企图是何等狂妄!
第二,他利用种种借口,企图箝制党的手脚,削弱、取消党的领导。(一)他否认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他说:“有关国家重大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从党中央到基层组织,都是先在党内作了决定,然后再提交党外有关方面协商,这完全是一种形式。”他认为“应该先交党外有关方面提供意见作了补充之后,再作最后决定”。(二)他诬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违犯宪法,以党代政”。他认为“国家事务要由国家来管,不能与党混为一谈”。(三)他叫嚣党不要管人事。他说:“党管国家机关的党员是对的,但任用他们的权应该给国家机关,党不该插手。”又说“由人事部门或党组,实际上是随某几个人的意见而升降调迁是搞不通的”。(四)他也同样附和其他右派分子所谓“外行不应领导内行”的论调,企图把党员干部从各种不同的岗位上拉下来。他说:“国家机关内可以有党员和非党人士,但业务领导不一定要党员,应该是内行领导外行。”并且,大言不惭地向党发出警告,认为这就是矛盾的所在。“党中央应该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加以改进;否则就不能发挥积极性,必然要形成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五)他借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方面主张对党要层层监督,另一方面却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要求完全自己作主,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和党分庭抗礼。(六)他诬蔑我们的民主自由,醉心于英、美资产阶级的民主,赞美海德公园。他说,他来到解放区,对我们的思想一致、政治一致和行动一致,看不惯;对大家说一样的话感到别扭。他要求能像海德公园一样,各民主党派都可以自由去发表演说。他还指责,对上面“奉命唯从”,一概照办,对下面也要求如此,这样,使民主生活受到局限,自然,下级对上级就连话也不敢说了。
第三,他根本抹煞过去各项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成绩。特别是集中火力攻击肃反政策。他说:“我们山东自1950年以来,掌握政策,有时左右摇摆,宁左毋右,工作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三反、五反、肃反、粮食统购统销、基本建设、工业生产各方面的工作都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例如,最近大家对肃反有很多意见,我想这里就是有偏差,一个是计划的错误,一个是方法上有缺点。三反时,各单位‘老虎’都规定有个数目,当时,我就怀疑这个数目是从哪里来的。这次肃反,听邵力子说,他和罗隆基、许德珩从一个文件上也看到有这个数字,我认为这样规定数字是不合理的。各地肃不出来就必然要到处找对象了。因为计划错了,在肃反的时候,就容易像三反、五反对人权不太尊重,有好些人在肃反中受到委屈。肃反是有缺点的,面扩大了些,方法上有些不妥当,党外人士对这种做法是念念不忘的”。这里,他不仅仅一笔抹煞我们肃反的成绩,更恶毒的是企图借此来挑拨我们党群的关系。
范予遂的反党活动,是不是只有言论而无行动呢?不是的。根据现在揭发的材料,首先,为了积蓄力量,向党进攻,几年来,在山东民革,他在组织路线上,就主张恶性发展,向一切过去在历史上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大开门,把民革组织扩展到各小城镇去。并且,为了实现他的反党阴谋,他还组织了一个反党小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是过去的中统、军统特务张象冬(现任民革山东省委会常委组织处长)和与托派关系暧昧的杜云庐(现任民革山东省委会常委兼秘书处长)他曾不惜一切为他们争地位,把他们荐举为市人民委员和政协委员,从而彼此吹捧,互相标榜。同时,他还亲自介绍了反革命分子刘子班(李仙洲的政治部主任),和共产党叛徒刘玉轩等人先后加入民革,引为心腹。并且在这次统战部座谈会上,也为这些人呼吁,说“希望对这些旧知识分子,旧军政人员,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加以妥善安排。”
其次,在这次鸣放中,他也采取了由点到面的方法,四处煽风点火。他曾利用他召集人的地位,借帮助党整风为名,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在会议上,一再地讲,“要提大的,不要提小的”;“一次不管用,可以再提”。并且毫不掩饰地说,“这次是你整它(指共产党)不是你被整,这是很便宜的事。”又说,“过去是非不明,歪风压倒正义,这次我们要有决心,在整风中发挥积极作用。”他唯恐天下不乱,希望火烧得越大越好。的确,他这把火没有白放,使得许多人上了他的当。如郎奎第的公开提出“民主党派要有复决权和建议罢免权”;李遇之诬蔑共产党“苛政猛于虎”,“把知识分子看成混帐王八旦”。即其明证。
再次,范予遂不仅有小集团,材料证明,他还和大右派分子陈铭枢有勾结,是陈铭枢在山东的代理人。他和陈的关系是很深的。解放前后,他在上海一直住在陈的家里。自从他回到山东以后,几年来,他们的来往,接触也很频繁。据范自称,陈有许多写作,都先经他看过;陈也拉过他进行宗派活动。至于这次他们公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更是有预谋的。今年二月范予遂来京参加政协会议时,范住在前门饭店,陈铭枢就曾约他进行过几次密谈。因此,无论从他们过去的关系以及最近的活动和反党言论来看,他们的勾结是肯定的。尽管范现在还多方狡赖,拒不交代,也无法否定这个事实。
范予遂的反党活动是有他的历史渊源的。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是国民党的右派。他曾竭力反对过孙中山先生“联共、联俄、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他说,“无论怎么讲,共产主义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同时,当时共产党在山东的负责人王荩美和他同是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范予遂曾多方打击王荩美等人,并阻挠他们的工作。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武汉国共合作时期,范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他表面上跟共产党合作,暗中却给蒋介石送情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他的反共面貌就完全暴露了。当时,在武汉公开镇压共产党,追捕共产党的不是别人,就是他。由此,他便成了汪精卫改组派的委员。1928年,他参加了指示济南的国民党改组派殷君采诱骗共产党员王天生叛党的阴谋。王叛党后,担任了张苇村时期的“捕共队长”,破坏党的地下组织,造成了邓恩铭等27名烈士殉难于济南的惨案。其后,范任道清铁路局长时,又勾结伪省主席刘峙对铁路工人罢工进行过镇压和逮捕。蒋汪再度分裂,汪下台后,范予遂就到了英国去专攻“费边社”拉斯基的反共反苏理论。抗战初期回国后;他便投靠了中统特务头子朱家骅,为蒋介石策划反共计谋,当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并被委为国民党参政会的驻会参政员,三青团常务干事。在这期间,他除了竭力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外,还以反共理论家的姿态出现,在“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等反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的反共言论。1938年,当全国人民都欢迎毛主席“论持久战”发表时,范予遂却大肆抨击,并向反动统治阶级献策说,“持久战对国民党不利,对共产党有利”。
1942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他派了这位反共专家范予遂出任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他到山东后,首先就电请蒋介石将于学忠调走,换了一个反共“健将”李仙洲到山东来,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例如当时临淄的王砚田,就是在范予遂、李仙洲的指使鼓励下,在临淄大路口摆上铡刀,多少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就是在那里横遭杀害的。这个刽子手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下三千人,范子遂欠下了山东人民累累的血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签订“双十协定”时,范予遂向蒋介石上“万言书”,贡献了消灭八路军的上、中、下三策。当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谈时,他又煽动和组织在重庆的山东同乡,到伪国民政府去请愿,提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企图夺取山东人民的胜利果实。同时,在旧政协通过了在广东的东12纵队撤到山东的决议时,他又纠集一群山东籍的国民党死硬派,向蒋介石请愿阻止人民武装到山东去。
当1947年蒋介石集中了百万大军,重点向山东解放区进攻时,他在青岛大肆吹嘘:“国民党得到美国的支持,军事上绝无问题”。在南京伪参议会里,带头发起慰劳“国军”运动,替蒋介石鼓励士气。1948年山东全省即将全部解放时,他还不甘心,在南京纠合了一部分国民党死硬派,大声疾呼地请求蒋介石派遣大军防守济南,妄图阻止解放军前进。直至解放渡江前夕,反动王朝已经濒于土崩瓦解的时候,他还出入于美国大使馆,三番五次地和司徒雷登密谈,为司徒雷登和李宗仁奔走呼号,企图以第三条路线的姿态出现,来为反动统治的复亡、借尸还魂。
解放后,范子遂并没有真正站到人民立场上来,他仍然同情和热爱反革命分子和历史上有问题的人。1951年土改后,参加农村土改访问团,一到农村便认为农民对地主斗争过火,主张首先访问地主,听取地主的诉苦。此外,他一再庇护反革命分子和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刘子班写材料,提到杨沛如是中统特务,他便叫他把“中统特务”的字句抹去;反革命特务刘次筲被镇压后,他还介绍他的妻子到革大学习;反革命分子韩方正,在大革命后,曾追捕鲁伟民同志,以后历任李仙洲的重庆办事处长,最近在昆明刚刚解除管制,他就分头筹款接济他。他仇恨共产党员那样地刻骨铭心,而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却这般地爱护备至。这还不足以说明他的立场吗?
综上所述,足见范予遂的反党、反人民是一贯的,而他这次利用鸣放猖狂向党进攻,也是有纲领、有步骤、有策略的,然而当他的反党阴谋被揭露后经过了民革同志两个多月来对他的批评帮助,又经过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泰安专区代表组全体同志们对他的批评斗争,直到现在仍然还是极不老实,有检讨而无交代,轻描淡写,避重趋轻,因此,引起同志们的极大愤慨,一致表示要继续对他说理斗争到底,非到他彻底交代,认识错误,向人民低头认罪,决不收兵!
来源:《罗翼群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辑出版,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