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在北京有臭名昭著的曾昭抡、费孝通等人，而在天津，雷海宗则颇为引人注意。1957年4月间他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召开的天津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同年5月间在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天津日报“笔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栏中所发表的“只有相见以诚，才能谈到互相监督”、以及6月2日在天津各社会科学学会所作的世界史分期和世界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的讲演——都是一系列的仇视中国共产党、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仇视无产阶级专政、仇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反动言行的最露骨的表现。在这些文章和讲话中，“只有相见以诚，才能谈到互相监督”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充分暴露了雷海宗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面目，其他方面的论文都是围绕着“笔谈”的基本思想而展开的。本文的任务就在于分析和揭露这个“笔谈”的反动内容。对否，请读者公断。
一切右派分子最根本的思想，首先是在于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无产阶级专政。事实证明，只要是能够煽起人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心并起来反对它以至于颠复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不择任何手段而无所不用其极的。雷海宗当然不会例外。他的这篇“笔谈”正是这样。
雷海宗在“笔谈”中，一开始就暴露出他对党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重大方针的极端蔑视和憎恶，他说：“在这个方针提出之后，我长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是到最近才开始对这个问题多作观察，多加思索。直到如今，实际的感受仍然谈不出许多……。”（着重点是笔者加的）这是句句都包含着毒刺的昏话。当然，对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一个重大方针，在客观上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乃是理所当然：一种是一切拥护社会主义路线的人们，坚决拥护它并为它的彻底贯彻而奋斗；一种却是那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疯般地企图利用这个方针来进行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卑鄙的罪恶活动。前一种是重视，后一种也不能说是轻视。只不过是各有各的愿望，各有各的打算而已。作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雷海宗竟然说“他长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那显然是一种欺骗；但他说“实际的感受仍然谈不出许多”却是千真万确的实话。从雷海宗的阶级本能出发，是很难对党的政策得到温暖的感受的！党再温暖，他还是感到冷冰冰（当然，这种冷冰冰，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感受）！这正是费孝通的“早春天气派”的特点。但是，读者清楚，雷海宗的这句千真万确的话，却对攻击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
雷海宗在“笔谈”中和费孝通一样抓住他们所说的知识分子问题，来鞭挞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把新中国比作旧中国，把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而把他的心头怒火倾向于他认为是可痛恨的社会主义制度，把新中国叫作是“令人惊心的局面”。他说：“旧日的统治阶级，习惯于发号施令，一般的人民则习惯于唯命是听，不愿听时则消极抵抗，甚至消极破坏。至于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高人一等’，他们或者参加统治，那就成为‘发号施令’者；或者不参预政治，那他们也有一套处世哲学，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对政治不满，则发表‘清议’；若‘清议’不被容许，他们则可长期地把一切闷在心中。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得已时的一言不发的本领，恐怕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是可以考第一名的。这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恕我不能解释，这只有待中国历史专家去研究说明了！但这个现象是稍知历史的人都可体察得到的。”请读者把雷海宗这一段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加以推敲，将会体察到什么东西？显然，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在于雷海宗把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统统地痛骂了一番，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是可以考第一名的”——因为这根本不是事实。谁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制度要发生变革的时候，随着时代前进的知识分子，总是不断地发出了新时代的呼声。例如在春秋战国时代所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象老子、孔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的著作，就是铁证；又例如明清之际的王船山、黄黎洲等人，特别是从鸦片战争以来龚自珍、魏源等人，戊戌政变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他们的言论和著作，那个不是多少代表了新时代的要求；而在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革命的知识分子随着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以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为代表所吹起的新时代的号角，更是震惊中外的。试问雷海宗有什么理由，抹杀这些铁的事实呢？可是，这一点显然不是雷海宗的中心思想所在。他的中心思想是在于以此来煽风点火，要求历史学专家来回答——他所臆造的知识分子一言不发那是一种什么“力量”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别的历史学家是无法按照着雷海宗的意图来回答的。因为雷海宗在这里是暗示着，知识分子那种一言不发的本领，就是推翻旧社会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过去既可以推翻旧社会，同样在今天也可以推翻新社会。这就等于威胁我们说，你们共产党小心点吧！推翻你们的力量是存在着的，这就是那些“一言不发”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显然，关于这一点雷海宗紧接着在这段文章的后边就十分明白地讲出来了。他说：“讲到最近的中国，方才过去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发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实际那也等于一言不发。长此以往，这将成为使社会气氛、使人与人的关系趋于恶化的因素。为了杜渐防微，今后必须竭尽一切的努力来纠正这个令人惊心的局面。”这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雷海宗竟然把我们今天的伟大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和古代的奴隶主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模一样的；而且还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现在也还都是一言不发的，似乎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正象一些右派分子所讲的，是处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时代，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现在还不得不三缄其口，否则就要惹出祸来！这完全是一种胡说和臆造，而雷海宗却把他自己的这种胡说和臆造，看成是一种什么现实的力量。仿佛这种力量，是可以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在雷海宗的心目中，似乎，这种力量有朝一日，可以效法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代表这种力量的知识分子也可以作汉刘邦的张良和萧何！好一个历史教授雷海宗，原来是一个毫无历史知识的疯狂病患者。他不懂历史也应该睁开眼睛看看现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知识分子，我们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从解放以来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以至于参加了参与国是的会议，写出了许许多多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著作，这些人谁个是在一言不发？谁个是在守口如瓶？当然，如果如雷海宗所说的，有些知识分子在“说假言”也算一言不发的话，那却是有的。那末这些人又是谁们呢？那不就是章罗联盟的策士和走卒之徒吗？那不就是储安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吴景超之徒吗？难道说，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能够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吗？谁个能相信这些人是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力量？况乎他们这些人也不是属于“一言不发”的，他们经常是“千言”派，“万言”派！不过他们又确实是在说假言的“千言派”，“万言派”！他们一方面说：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在咒骂共产党，要推翻社会主义。这是真正的“假言派”，而雷海宗自己也就是其中的一个。试问他们这些罪恶活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这些人的这种说假话，这种口蜜腹剑，这种两面三刀不恰恰就是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地主阶级的本质吗？不恰恰就是旧中国的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本质吗？雷海宗这位“历史学家”暗示我们，叫我们来体察这是一股什么力量，我想这是容易体察得到的，这就是一股反动派的力量，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的力量。由此可见，雷海宗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是不对的，这些右派分子是既在其位而又谋其政的。不过他们所在的是右派分子之位，而所谋的是资产阶级复辟之政而已！正是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雷海宗是在社会主义的光天化日下做着资木主义制度复辟的黄金梦。他企图以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吴景超和包括雷海宗在内的那些右派知识分子的力量，给资产阶级的复辟打先锋，来颠复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实质所在。
因此，雷海宗所说“使社会主义气氛、使人与人的关系趋于恶化的因素”，不是别的，恰恰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所谓“令人惊心的局面”不是我们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恰恰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1957年6月8日以前所造成的乌云遮天的局面。他们所标榜的什么历史上所说的“清议”，恰恰就是颠复人民民主专政，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浊议”，连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曾昭抡、费孝通等人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包括雷海宗的“笔谈”以及其他胡言乱言语在内，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一类“浊议”的东西。把“浊议”说成是“清议”，把资产阶级进攻说成是拥护社会主义，而且还说：“只有这样，才能谈到有内容、有意义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岂不是弥天大谎？这岂不证明雷海宗自己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言派”？
在笔谈的第三段中，雷海宗从他以上的根本思想出发并且按照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标准，要求共产党员和他们去交知心的朋友——这段话也是极其恶毒的。因为不很长，我把它全抄在下边：
“以上也就等于说，党与非党间必须交明友。但请不要误会，我们不是主张发动一个交朋友的运动，不是希望所有有联系的党与非党人士都成为朋友。交朋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传为美谈的刎颈交，普通都是两人，桃园结义也不过三人，一个人一生若有三五个真正的朋友，那个人也就了不起了。交朋友有严格的条件。中国一句老话：‘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必须知心，才能作朋友。近年有党员与非党员作朋友的吗？——相互间可以毫无拘束地谈话的朋友？可能有；但我们很少听见说过。我们要求不要太高，只求在一定时期内，每位党员能交一个非党的明友，或恢复入党后丧失的一个早年朋友。仅此而已。仅此已不简单。”
读者试想想看，雷海宗这一段话的中心思想又是什么？尽人皆知，共产党是从来也不反对交朋友的，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中国，遍于全世界，这不是事实吗？共产党员谁要是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这不是事实吗？“党与非党间必须交朋友”这是对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没有人主张来一个交明友的运动，也不妨碍我们交朋友，因为我们总是在各种各样的革命的建设的运动中来交朋友的。古人云：“患难之中得知心”。我们认为这是真理。我们是在“革命运动之中得知心”的。这就说明了问题的本质是在于为什么要交明友？交什么样子的朋友？这是要有条件有标准的。为着人民的利益，为着社会主义的利益，为着世界和平的利益，共产党员甘心情愿和全中国全世界一切具有善良心愿的人们交明友，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越多越好；而为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利益，为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利益，象章伯钧那样，罗隆基那样，象曾昭抡、费孝通——当然也有雷海宗———那样，互相串联，大交其朋友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指出：在1957年6月8日以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确实是开展了一个“交朋友”的运动）那就是大逆不道，那是我们共产党员所不能不深恶痛绝坚决反对的。如果我们对于这种交朋友不是深恶痛绝，不是坚决反对，那我们就有变成纳吉的危险，变成曾彦修，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危险！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可是，雷海宗所想要强加于我们的，恰恰就是要叫我们按照这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目的来交朋友。他摆出历史学家的臭架子，说什么“交朋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传为美谈的刎颈交，普通都是两人（注：这句话根本不通，因为刎颈交就是两人），桃园结义也不过三人”，说什么“一个人一生若有三五个真正的朋友，那个人也就了不起了。”这真是值得我们加以深刻思索的问题。交朋友，只能是两个人，三个人，看起来只多也不能超过五个人。这是为了什么呢？这大概是因为两个人才能叫做“刎颈交”，三个人才能算做“结义”的缘故吧！可是我们要问雷海宗，廉颇和蔺相如的刎颈交的可贵，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是为了团结赵国力量而对抗秦国的侵略吗？难道他们的友谊的可贵，仅只是因为他们是两个人吗？难道有三个人就不成了吗？试问雷海宗，廉颇和蔺相如的友谊如果不是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结合起来，那末，他们的刎颈交，又有什么可传为美谈的呢？在今天如果不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友谊，这又有什么可贵的呢？共产党员能够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来结成刎颈之交吗？那是断然不可能的！雷海宗和谭天荣，是不是刎颈交，我们无法知道，谭天荣到天津访问雷海宗，雷海宗指示谭天荣“要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找空子”——真可谓“友谊深厚之至矣！”另外据我们知道雷海宗和胡适也是交谊最厚的朋友，解放前雷海宗曾推荐过胡适作蒋介石的行政院长，解放后，当我们批判胡适的时候，雷海宗又为这个“死魂灵”打抱不平。可是读者很知道雷海宗和谭天荣，胡适和雷海宗的这种“友谊”是彻底反动的，是反动派的情投意合，他们是无权援引廉颇蔺相如的刎颈交为例的！他们的人格比起廉颇和蔺相如来，不知要卑下到什么程度。至于雷海宗要求我们和他们来作刎颈交，那更是荒唐之至，因为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胡风一样向着我们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民革命事业实行挖心战，他们要挖我们的心，我们还要和他们作刎颈交，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还是干脆请他们滚得远远的吧。我们不是陈独秀，我们也不是纳吉，我们不仅不应该和他们作刎颈交而且应该——正象我们所已经作过的——和全国人民一道举起反击右派的铁拳头来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至于什么桃园三结义之类，恕我不再去多作分析了，因为它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桃园三结义的“英雄”们是伟大的农民领袖张角兄弟的死敌，桃园三结义的对手，是农民革命的黄巾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交朋友，是不能以刘备、关羽、张飞为训的。可是在这里，应该顺便指出一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这个桃园三结义感到兴趣到不是毫无由头的。为章罗联盟服务的曾昭抡、钱伟长的“六教授会议”，吴祖光的“二流堂”“小家族”之类，也就是当代的桃园三结义，旧桃园三结义的锋芒是指向黄巾军，新桃园三结义的锋芒是指向共产党，这倒是真有点“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的味道。也大概就是雷海宗以及其他右派分子要标榜桃园三结义的真正原因所在！我们在这里必须正告雷海宗，你所援引的古人的话：“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这是对的，你所说的“必须知心，才能作朋友”也是对的，但是这两句话本身是没有立场的，任何人，任何阶级都可以利用。可是当利用这两句话的时候，就不能没有一定的立场了。即以李陵和苏武来说，苏武是民族英雄，而李陵却是可耻的投降者。李陵答苏武书中说什么：“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对苏武来说，这就不能不是一种侮辱，因为民族英雄苏武就无法和民族叛徒李陵称知心，因为苏武和李陵本来就是两条心。这句话用在今天来说，也必然是如此。现在在我们国家里以至于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有些人的心，是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另外一些人，又是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各有各的道路就不能不各有各的心。古人说：“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我们说：“人心之不同，各如其立场”！你们和我们，我们和你们，根本上是两种立场，两条道路，两条心。这就是共产党人以及全国人民和你们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根本区别所在。你们要求我们和你们交朋友，而且要作到知心的朋友，那是假话和诡计，那是你们向我们进攻的一种策略。因为你们不放弃反动的立场，不放弃资本主义道路，不彻底革掉为资产阶级复辟的野心，不真正做到心悦诚服地投降无产阶级和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说什么要和我们交知心的朋友，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非常重视雷海宗下边这句话：“交朋友有严格的条件”。而这个条件就是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指出的那六条，如果在这六条的基础上来交朋友，共产党人始终是欢迎的，而谁要是违背了那六条，那就当别论了！
“笔谈”的第四第五两小段，雷海宗竟然用起历史的对比方法来了。他把他所加以歪曲和丑化了的党与非党的团结，归之于“在党方面，也有它历史的原因。在过去长期的军事流血斗争中，军事不必说，政治措施往往也必须即决即行，当时没有‘坐而论道’的条件。这自然就养成领导革命的党员在一般事务上自断自行或自断而指令他人执行的作法。初解放的几年，解放前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必需斗争的工作仍待完成，所以一时仍旧沿袭旧日的作法。这当然就更加深了知识分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想法和相关的‘守口如瓶’的作风”——这真是天大的罪状。光荣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雷海宗的笔下，就是这样简单化，就是这样自断自行的政党。我们的党竟然没有任何民主，没有任何和党外朋友商量办事的作风。号称为“历史学家”的雷海宗，又在歪曲历史了。谁不知道，中国由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势力的残酷统治而造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即使曾经出现了真正不愧为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家的战友象孙中山那样的伟大人物，都没有能够把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达到象罗伯斯庇尔所领导的法国民主革命那样的深度和广度，而中国真正的民主革命只有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伟大的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战斗联盟的时候，才把革命推向到前所未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光辉的民主传统，从和孙中山合作之日起，就已经高举着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一切对于民主革命、民族革命有益的力量，来共同把中国革命事业坚强地担当起来。我们党从来是反对任何宗派主义任何关门主义的。在“四一二”事变以后，我们和蒋介石分裂了，但是还争取吃过蒋介石苦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还争取了蒋介石回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和我们共同抗日。在红色根据地，抗日根据地里，我们总是在民主的旗帜下团结各民主阶层，全力合作，大家的事情大家办。雷海宗到底根据什么敢于说我们党以及它的党员是自断专行而且习染成风了呢？胆敢说我们是在“一般事务上自断自行或自断而指令他人执行”呢？1949年，中国人民在我党领导下取得全国性的政权后，就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各民主党派共同讨论国是。应该告诉雷海宗，1949年是中国已经基本上结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年头，而我们党还是这样作的。旧的作法，是高度民主的和广泛统一战线的；新的作法也还是高度民主的和统一战线的，不过这个统一战线，是已经由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统一战线发展，而这个民主则又是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罢了！雷海宗瞎了眼睛看不见这些伟大历史事实，责怪我们党由于这些“历史传统”，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和“守口如瓶”的作风，这真是将谁欺欺天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政治问题上的伟大民主传统，我们可以举出多少著名的历史人物来作见证人，首先可以举出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鲁迅先生，甚至还可以举出在当前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而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全国6亿人口，不论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共同享受着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生活。雷海宗把这些伟大事实，一笔抹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在这里还要反问一下雷海宗，中国共产党是自断自行，是不民主的，那末反过来蒋介石就不是自断自行的了，蒋介石就是民主的了！不然，为什么雷海宗在蒋介石的统治时代，是那末在其位而又谋其政呢？是那末不守其口如瓶呢？谁都知道，1942年蒋介石早已醉心而且早已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而雷海宗还要在“战国策”上大写其文章，宣传法西斯思想，说什么希特勒一定要胜利，中国只有自己的法西斯化，才能强大，才能统一中国。雷海宗在昆明时期，到各学校，各企业机关，国民党军队，反共党团机关发表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演说即达40几次以上。这真可谓不是“守口如瓶”了，这真可谓是“在其位，谋其政”了！原因何在呢？据说就是在于蒋介石是民主的，蒋介石不是自断自行的！在“蒋委员长”统治下的雷海宗是自由的，随时随地都可以“大放厥词”。读者不信，请引书为证，雷海宗在清华旬刊创刊号中说：“世界各国中，英美是言论最自由的国家，中国的言论自由虽不及英美，却是唯一仅决于英美的国家，除开这两个国家，其他国家都赶不上中国。”妙哉妙哉！照雷海宗的说法，共产党是自断自行的，所以雷海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是守口如瓶；蒋介石不是自断自行的，所以雷海宗才既在其位又谋其政，而且是大放厥词。这就是事实的真象，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至于雷海宗说，我们党在过去没有“坐而论道”的条件，也同样是一个十分恶毒的攻击，必须予以反击！在这里应该首先说清楚道是什么道：是马克思主义之道，还是反马克思主义之道？当然，在我们这里，讲到道，那就只有是马克思主义之道了。中国革命自开始就是面临着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斯大林曾正确地说明过这个问题：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主席对于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坚持了武装斗争的路线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我们的敌人在过去以压倒的优势，迫使着我们长期地进行反围剿、反扫荡、反蚕食、反强化治安运动的斗争。中国的革命家大多数人都是长期地经历着武装斗争的生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时间，也就是“坐而论道”的时间，被敌人剥夺到最低限度，这确实是事实。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我们的敌人压倒，马克思主义之道对我们来说是空气、是阳光，是须臾不可或离的东西，我们永远记得列宁的教训，斗争，学习，学习，斗争是共产党员的本色。我们不能坐而论道，但却可以立而论道，甚至于走而论道。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严重的战斗环境下，在理论方面刻苦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道，而在实践方面生动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之道！在这里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毛主席的重要著作，其中的大多数是在战争期间写成的。党的重要决议在过去大多数是在革命的紧急转变关头写成了的。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途上召开的，召开了会议，写成了决议，把革命从危险引向胜利。章乃器不承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是我们还要坚持这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雷海宗鼠目寸光地断定，我们党在军事斗争时期不能“坐而论道”，而他没有想到，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这种特殊材料，越是在困难条件下，我们越是能够在革命的大海中游来游去，苦苦地追求马克思主义之道，从而又大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之道。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如此，中国的共产党人当然不能例外。雷海宗在这里对于我们党的攻击，当然是无的放矢！至于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什么由于这个历史条件而影响了今天的民主生活，那是不值一驳的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间的许多人，大摆其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认为世界上的知识，都是装在他们的“智囊”之中。他们轻视工人，轻视农民，看不起共产党。“桂林山水甲天下”“天下斯文在于兹”，真是有点浑身酸溜溜！在“笔谈”的第五小段中，露骨地说明雷海宗——也还有李海宗张海宗之流——在灵魂深处鄙弃劳动人民已到了何等不能令人容忍的程度。他说：“实际，过去在老区，党是经常地走群众路线的，但一般地只是走农民群众的路线，对于城市群众，尤其知识分子群众的路线，一般党员是不习惯于走的。用走农民群众路线的方法来走知识分子群众的路线，往往不能收到象农村中所收到的效果，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对于农民，只要满足了他的土地要求，并帮助他在政治上翻了身，其他的道理都很容易讲，他一时想不通的也很容易叫他想通。解放后知识分子也经过了极大的改变，但他的改变与农民的改变根本不同，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也不同，思想意识也不同；对知识分子如果象对农民那样地说服教育，他初则惶惑不解，最后则你要他怎样就怎样，实际什么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真是可称之为“拍案惊奇”的绝妙文章。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的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的雷海宗先生，竟然把4万万农民看作只是愚昧盲从的“群氓”，而把他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看作是“挟飞仙以遨游”的双脚不着实地的人物，这就已经很可笑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还“创造性”的提出了有两种群众路线的怪论！是的，党对工人的工作，党对农民的工作，党对工商业者的工作，党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各自有其特点的。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如何贯彻是不能不注意到具体对象的具体特点的。可是在这里，能不能说群众路线在它的本质上对于农民和对于知识分子就有了什么根本不同呢？当然不能有！难道说，党在农村中能走农民的群众路线，而在城市中就不能走知识分子的群众路线了吗？这真是笑话！雷海宗根本不懂中国的农民，也根本不懂党在农民中怎样贯彻了群众路线，如果他稍微懂得一点，那他就决不至于说，“对于农民，只要满足了他的土地要求，并帮助他在政治上翻了身，其他的道理都很容易讲，他一时想不通的也很容易叫他想通”，——那种糊涂话。谁都知道，中国的农民是非常革命的农民，他们不仅是要满足对于土地的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只不过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而且他们还需要满足对于社会主义的要求。农民从土地革命以后，接受了统购统销的政策，接受了合作化，以至接受了有名的农业纲要四十条。全国农村中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事实上已经使农民通过自我教育——也就是群众路线的基本方法——把自己提到更高的社会主义的觉悟水平上来了。社会主义的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巩固同盟者，是党在农村的坚强支柱。农民所想得通的东西，不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能能一下子想得通的，甚至于是某些少数右派分子直到装进棺材里去，还是想不通的！雷海宗在这里，有什么值得向农民妄自尊大的呢？难道雷海宗还没有听到或者看到我们可爱的农民同志们对于那著名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储安平所作的彻底揭发和严厉批判吗？当然还必须指出：雷海宗不仅根本不懂得中国农民，根本不懂党在农民中怎样贯彻群众路线，同时也根本不懂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根本不懂党在知识分子中怎样贯彻群众路线！在这里不需详细说明自从党成立之日起在每个重要革命阶段，党怎样领导着中国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行列，知识分子又怎样在党的领导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只要举出反右派斗争中，广大的知识分子在党领导下向着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勇猛前进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一切了。难道曾经疯狂一时的大名鼎鼎的雷海宗教授，一下子就臭到只落得一个孤家寡人的地位，连一度曾被雷海宗所欺骗过迷惑过的杨志玖先生，也起来进行对雷海宗的揭露和批判工作，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党在知识分子中间贯彻群众路线的巨大威力吗？更不用说，例如曾昭抡，例如钱伟长，又例如费孝通和吴景超等人在知识分子中间所处的完全孤立的地位了！应该正告雷海宗，党的群众路线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特别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更加发展了，而这个发展的最新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和大辩论的形式。这个形式是中国人民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应该说这是社会主义群众路线的新形式。这种形式是右派分子帮了我们的大忙才发展起来的。我们提出来的仅只是一个鸣字一个放字，而你们偏偏要加上一个大字，我们提出来的仅只限于思想领域，而你们偏偏要推广到政治领域。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懂得阶级分析方法的。你们是要抓住这种形式来搞垮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搞垮无产阶级专政。而我们在这里，就不能不“被迫地”向你们领教，把它抓取过来，变变性质，使之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人民了。果然不错。几个月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新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既有利于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又有利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既可用之于知识界，也可用之于工人、农民，同样也可用之于共产党内部。诚然，1957年是一个丰收年，我们在和右派作战中，同时也赢得一个崭新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看在这个问题上和雷海宗展开辩论，真是不用费更大力量去引经据典，就是这个生活中的现实，也足以说明问题了。试问雷海宗还有什么理由说我们党只会走农民的群众路线而不会走知识分子的群众路线呢？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走向各方面，走遍全中国的，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农村和城市的区别。可是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不顺便指出一点：雷海宗在这里所提出来的问题，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学来的，并不是他的独特的创造。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是从1949年就叫嚣过共产党只能管理农村不能管理城市的反动调子吗？雷海宗的调子，不过是拾他们的牙慧，不过是鹦鹉学语。所差的只是借着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表达出来的罢了！
在“笔谈”的结束语中，雷海宗在有意无意中透露了全部问题的秘密。他恶毒地说：“当初正确的事，继续作下去，可能就成为正确的反面了。”似乎我们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竟然闯下来了塌天大祸一样，需要右派分子来指导我们党把过去正确的东西，一笔勾销，而一切都按照他们“指示”的路线来改弦更张，一句话，要以资产阶级的东西代替无产阶级的东西，要以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把人民的、无产阶级的统治，变成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真是无法无天，胆大妄为。而特别引起我们愤怒的，是他竟然想利用毛主席的著作来为他的邪说谬论制造理论根据。雷海宗公然说：“毛主席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全体人民真正积极地当家作主的课题。这个课题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党与民主党派、政府与人民、领导与群众都必须作一番观苦的，并且可能是相当长期的思想改造的自我斗争。”——这些话是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啊！雷海宗关心着我们的国家，关心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关心着我们全体人民的当家作主。可是正如读者一眼所能望得到的，雷海宗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根本错误了。而且简直是荒谬绝伦。根据雷海宗的逻辑，既然毛主席现在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课题，那么也就等于说，不仅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提出过人民当家作主的课题，就连毛主席自己以前也没有提出过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一句话，雷海宗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没有主张过人民当家作主。这显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们公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是我们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保证。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决不象很多右派分子所恶意捏造的那样——要抛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发展。所以毛主席还告诉我们，列宁在世的时候，已经开始看到了这个问题，而后来在斯大林的著作中也曾提到过。毛主席也正是在列宁和斯大林所已经提出问题的基础之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更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应该指出：这个问题的理论渊源还可以更远地追溯到马克思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在那本书里，马克思曾预测到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就已天才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可见，毛主席之所以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者是只能这样对待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告诉人们把辩证法的原则贯彻到底，使人们正确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的存在以及矛盾的性质，从而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雷海宗却“异想天开”地把这个问题的提出，说成是毛主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体人民真正积极地当家作主的课题”，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这也是对于毛主席的诬蔑！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应当积极地当家作主的思想，这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思想之一。马克思早在他青年时代所写的“费尔巴哈论纲”以及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两部著作中，就把这个思想揭示得明明白白了。正是由于早已彻底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思想，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一生，都是坚信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力量的。伟大的列宁也是如此。斯大林在描述列宁的特点的时候，就把坚信群众作为最基本的一条。为什么雷海宗竟然这样歪曲历史事实，说我们的毛主席才第一次提出人民当家作主的课题来呢？毛主席是当代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从来都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生自居。为什么雷海宗硬要假惺惺地来“推崇”毛主席而又凶狠狠地打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呢？这显然是别有用心！我们知道，雷海宗惯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拥护之是为了推翻之，难道谁个会相信雷海宗是真正在拥护毛主席吗？显然不是。因为雷海宗说，毛主席只是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才第一次地提出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这同样是胡说，同样是诬蔑！毛主席在这一点上也正和他的前辈一样，是自从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日起，就是科学地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的。毛主席总是教育全党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为此，毛主席才领导我们全党，坚决地依靠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谁个能会相信雷海宗的这一套，说什么突然在1957年，毛主席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并提出了这个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呢？这真是海外奇谈。
可是，我们决不能为这个海外奇谈所迷惑。雷海宗在这里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因为他们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而无隙不乘，因此，他们第一个要抓住匈牙利事件，而第二个就要抓住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雷海宗也学会了费孝通、吴景超的那一套，借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来煽风点火，找寻矛盾，扩大矛盾，转化矛盾，妄想着把我们的国家弄成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那个样子。这个，只有这个，才是雷海宗所以要特别强调毛主席提出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根本原因！
根据以上的分析完全可以看出，“只有相见以诚，才能谈到互相监督”这篇短文，确实是雷海宗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而当这篇短文的反动实质一经弄清，雷海宗的原形也就随之而毕露无遗：原来雷海宗不仅是一个真正冒牌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个面貌狰狞，獠牙外露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现在我们还应该回到“笔谈”的第二小段，在这一段中雷海宗说：“旧日的统治阶级，习惯于发号施令”，其实质在暗示着今日的工人阶级也是“习惯于发号施令”的，这是雷海宗的毒箭的最为恶毒之处。可是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地告诉雷海宗以及和雷海宗一样的一切右派分子：历史既然允许旧日的统治阶级发号施令，当然也就要求革命的工人阶级也必须为了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而发社会主义之号，施社会主义之令。这是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天经地义。问题在于旧日的统治阶级的发号施令是为了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他们确实是象雷海宗所说的，是“自断自行”的，而工人阶级的发号施令，则是为了全体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它是在最广大的民主基础之上来实行的，它的公式，在我们国家里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而党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就正是巩固这个专政的重大方针之一。这个真理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6万万人推动历史前进的极其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抗拒的！
来源：孙定国《雷海宗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