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远、吴承禧的修正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对国内许多根本问题的看法上，同样还表现在对国际经济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上，他们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错误估计，以及对马克思刷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些狂妄观点，是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一脉相通的。
如沈志远在1956年七八月间，听过了一次有关英国经济情况的报告后，即曾很有感触的讲：“的确，现在英国工人生活过得很好，工人一般的都有汽车、冰箱等等，过去我们总是教条主义，天天在咒他们危机就要到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等等，事实上，他们还生活得很好，生产也仍是相当的发展。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到来呢？”可见沈志远在思想深处，早已在怀疑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而把这些理论，一概称之为教条主义了。
到了1957年全国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沈志远的“难弟”吴承禧，去年5月12日在向上海民建会的工商界人士所作“战后美国经济的特征”的辅导报告中，也充分发挥了沈志远上述的修正主义思想，把过去一直隐藏着的对国际问题的谬论全部出笼，毫不掩饰的站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公开的狂妄的展开进攻，并放出不少崇美反苏的毒素，在一部分工商界人士中，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第一，吴承禧在上述报告中的主要谬论，首先企图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及总危机的基本理论。他很着重的渲染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没有危机，讥笑“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说法，是“把帝国主义看得那么简单”，说“帝国主义学者也在笑我们闭着眼睛不看事实”，说帝国主义“还繁荣得很呢”，并把主张美国存在经济危机的苏联同志和美共中央的同志一概称之为教条主义，最后还来上一个苦肉计，说自己过去“写了一些小册子，也犯了教条主义害了一些人”。美国战后经济是真的繁荣和没有危机了吗？帝国主义经济危机和总危机的理论，真的已成为教条主义了吗？这里，还是让美国的经济现实来作答复吧！
谁都知道，战后的美国经济，是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下发展着的，绝不是象吴承禧所吹捧的那样“顺利”，在短短的十余年中，美国经济就经历过了三次局部经济危机性质的生产大缩减。第一次是1946年，生产缩减了30％，第二次是1948—1949年，缩减了17％，第三次是1954年，缩减了10％，这是连吴承禧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主要的问题是，美国战后经济虽然经历过三次局部经济危机，为什么没有爆发为全面性的经济危机而很快就复苏了？为什么还能维持今天的所谓“繁荣”局面呢？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正是我们和吴承禧们的主要分歧点。
我们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暂时避免全面性的危机，主要是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利用了美国帝国主义得天独厚的地理上的和暂时的有利条件；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垄断资本采取了一连串的穷凶极恶的人为办法，维持着虚假的繁荣。
大家知道，美帝国主义曾靠两次世界大战发了财，由于美国的地理条件和狡猾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家抬轿子，美国坐轿子，牺牲很小，坐享战果。第二次世界大战，虽有一定的牺牲，但由于战争是在人家国土上打的，不但丝毫未受破坏，军火工业反而大大发展，发了一笔更大的战争财。这样就造成了战后美国经济上一些暂时的有利条件，如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独霸局面：较大量的战后固定资本更新的投资；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一部分国内购买力等等。
这些条件，对挽救美国的全面危机维持目前的所谓“繁荣”，是起着一定作用的。但更重要的作用，还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通过国家政权机关，采取了一连串的穷凶极恶的人为办法，这些办法主要的就是：（一）通过直接发动侵略战争和大规模扩军备战的办法，实行经济军事化；侵朝战争就是挽救1948—1949年的第二次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在侵朝战争期间，政府每年的军备开支达到500亿美元的高峰，侵朝战争结束以后，每年仍维持着400亿美元上下的巨额开支，占联邦每年总开支的三分之二。（二）在对外经济政策上，通过“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援外拨款、出口补助等方式，帮助垄断资本每年向外推销大量的剩余军火、剩余商品和剩余资金。配合军事侵略和政治侵略，对中近东、非洲、拉丁美洲等落后国家攫取大量的利润，始终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对外贸易额。（三）政府采取了一连串的放宽信贷、提高折旧率，减低利润税等办法，刺激社会消费能力和垄断资本更新设备扩大再生产：如大规模的房屋建筑，大部分是由银行贷款维持的，汽车、冰箱等耐用品销路，半数左右是靠分期付款办法推销，“迅速折旧免税法”竟允许垄断资本把折旧率提高到20％以上，对垄断资本赋税上的优待，每年联邦政府要减少80亿美元的收入。而房屋建筑的发展、汽车及耐用品的旺销、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等，正是直接挽救了1954年经济危机和维持目前所谓“繁荣”局面的主要因素。（四）除大规模的军事开支外，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公共工程，如经费达1，010亿美元的筑路计划，据说还准备着2，000亿美元的公共工程计划，以对付可能发生的萧条。这些公共工程的承包，都将保证给予垄断资本以很丰厚的利润。
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就是靠着以上的“魔棍”，充分利用了美国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才勉强的挽救了三次经济危机，维持了今天所谓“繁荣”的局面，这些“魔棍”大都是从凯恩斯的“边际效用论”、“充分就业论”、“放宽信贷论”、“国家干预论”等等宝库中搬来的。这是美帝国主义也是整个帝国主义发展到现阶段必然会走的道路。这一道路，对维持和延长帝国主义的寿命、暂时的逃避危机的灾难、满足垄断资本的欲望等等来讲，它的作用是应该加以估计的。但中心的问题是：美帝国主义所走的这一道路，是否象他们的代言人和吴承禧所宣传的那样“顺利”，那样“永久的繁荣”而再没有危机了呢？美国实际经济情况是最有力的说明。美国这条道路，不但无法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矛盾，而是在加深和激化着这一根本矛盾；不但不可能根本避免周期性的危机，而是埋藏着更大规模爆发危机的火种；目前美国的经济情况，正处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之境，便是最有力的证明。最近美国经济的各方面，均显露出危机已经来临的征兆，企业资本支出正在下降，工业开工率严重不足，钢铁工业的开工率降至60％，商品存货近900亿美元，信贷严重膨胀，失业工人已增至500多万，生产上出现了严重的衰退，1957年11月份的生产指数下跌到139，比1956年同月下跌7点，比1956年12月下跌8点，估计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将减少30—50亿美元。1958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所显露出的严重衰退情况，是对修正主义者更有力更现实的驳斥。
正如最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所指出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是动荡不稳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国家里，暂时仍然保持着的比较景气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军备竞赛和其他暂时因素的不巩固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避免新的、深刻的震动和危机。”也正如赫鲁晓夫同志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中所讲的：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尖锐化，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的敌对矛盾正在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正在以新的形式发展。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也表现在常年失业和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上，表现在生产过剩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时时发生的危机现象上。这些针对战后帝国主义经济特点的科学分析和论断，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周期性危机和总危机理论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总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敌对矛盾所造成的，是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所造成的，尽管危机的发展形式，可能随着某一时期某一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存在着不同的表现，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经济危机的老根也就必然存在。凯恩斯和所有的妄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魔术大师们，听凭他们挖空心思施尽魔法，归根到底，还是无法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命运，美国也绝不例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总危机的基本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是推翻不了的。沈志远、吴承禧等修正主义者是命定要失败的。
第二，吴承禧在他的报告中，竭力渲染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的美好，认为“最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往往是以胜利结束的，工人福利也提高了一些，因而也缓和了劳资的矛盾。”接着便攻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规律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曾这样谈过：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不仅是相对贫困化而且也是绝对贫困化的，可是现在美国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工人的失业情况也减少了，因此，有好多同志就想不通。……我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也还有点怀疑。”很明显，吴承禧是在宣传美国工人阶级在垄断资本统治下，同样可以提高工资改善生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规律，对美国已不适用，已过了时，应该否定和推翻。
吴承禧对美国工人生活的这些歪曲看法，和前述沈志远对英国工人生活大加赞赏的提法，完全同一口吻。其实，现代国际修正主义者，早已在利用战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暂时景气现象，集中火力攻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规律。吴承禧们攻击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的手法和谬论，也和国际修正主义者如出一辙。他们攻击这一规律的共同手法和谬论，表现在以下五方面，需要加以逐一驳斥。
（一）他们故意把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割裂和对立起来，说什么“相对贫困化我们不怀疑，就是反对绝对贫困化的提法”，把绝对贫困化的内容限定为“生活上物质内容的绝对下降”。利用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生活的局部改善情况，集中火力攻击绝对贫困化已不适用，以便利他们对这一规律加以阉割，从而推翻整个规律。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7篇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则”中，叙述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一规律时，是把这一规律当作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对立物及必然产物而提出的。贫困化的内容同时包括着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它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叙述这一规律的过程中，着重的分析了：由于资本不断扩大积累的要求，一方面促使资本的不断积累和集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大，大量排挤中小生产者，使之陷入贫困破产的地步，不断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者的增加。”（资本论1卷771页）另一方面又促使资本的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用于机器设备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断上升，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部分不断下降，形成死劳动排斥活劳动，机器排斥工人，无产阶级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得的份额相对的和绝对的减少。结果便必然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人口法则，产生庞大的失业常备军和失业后备军，“资本主义的积累会不断产生出，并且正好是比例于它的力量和它的范围，不断产生出一个相对的，超过资本平均价值增殖需要的，从而过剩的或过多的劳动人口。”（同上书，793页）而这样的过剩的劳动人口，又成为资本进一步扩大积累的必要手段。“这种过剩人口也会反过来，变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条件之一。过剩的人口，形成一个可以处分的产业后备军，它象是由资本出钱养成的一样，绝对隶属于资本。”（同上书796页），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沦为失业或半失业的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不得不过着最痛苦最悲惨的生活，是无产阶级贫困化最绝对的一面。同时，又严重的威胁着在业的工人，迫使在业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进一步榨取，如加强劳动强度、降低工资待遇等等，“产业后备军由竞争所加于就业部分的加大的压力，又强迫后者不得不过度劳动，不得不服从于资本的支配。”（同上书801页）这就迫使在业工人的生活和地位不得不同样趋向于贫困化。于是，马克思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社会的财富，机能中的资本，它的增加的范围与能力，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和他们的劳动的生产力越是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是大。……常备过剩人口也就越是大。……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普遍的法则。”“资本越是积累，劳动者不管所得的工资是高是低，他的地位总归要以同一比例趋于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常常与积累的范围和能力保持均衡的法则，又把劳动者牢牢锁在资本上面，……这就引起一个与资本的积累相适合的贫困的积累。在一极有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对极，那个把自己的生产物当作资本来生产的阶级，就有穷困，劳动折磨，奴隶制，无知，粗暴及精神颓废等等的积累。”“最勤劳的劳动者阶层的饥饿痛苦，与富有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上的粗率的或者考究的奢侈消费间，存在有内部的联系，这联系，只有由经济法则的认识来暴露。”（同上书811—813页及829页）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的中心内容，就是揭露出上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向两极分化的总趋势。而这一总趋势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存在，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也只有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死亡而消灭。战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趋向，不管如何曲折和复杂，还是逃不出这一规律，美国也绝不例外。请看：战后美国垄断资本的利润，已经从战前1938—1939年的41亿美元增加到1955年361亿美元（连折旧费在内）。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资本企业，已经从战前的31家增加至1955年的77家，它们的资产总额，1942年还只666亿美元；1955年已增为2，240亿美元。少数垄断寡头的大财阀家族，资产的庞大已到惊人的程度，如摩根家族所控制的总资产已达503亿美元之巨。这是美国资本积累和集中的一极。另一极的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地位，也绝不如修正主义者所吹嘘的那样美好。事实上，美国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在过着贫困化的生活。正如最近新华社报道的美国劳联——产联秘书威廉·希尼兹勒描述美国工人生活所说：“有3，000万个美国家庭全年收入不到2，000元，即每星期不到40元（按：美国资产阶级统计学者所调查，美国工人家庭每年最低生活费用是5，465元，上述收入，不到这一标准的40％）。他们中有许多人在挨饿。他们的收入是这样少，以致他们不能给孩子们象样的、足以保持健康的食物，他们也不能给孩子们温暖和差强人意的房子，更谈不到舒适了。这些做父亲的人，不能给家庭成员们穿得暖的衣服，没有破洞的鞋和必需的医药照顾。”战后美国工人因工伤亡的数字，从1939年的150万人，增至1956年的435万人。历年的失业工人数字，始终保持在300万人上下，最近已达520万人，半失业状态的工人更在800万人上下。难道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不是充分证明了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向两极分化的趋向，比之马克思近百年前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更变本加厉了吗？不是充分证明了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一规律，对今天美国也仍然是完全适用，丝毫也没有过时吗？不是充分证明了美国工人阶级既存在着相对贫困化，也存在着绝对贫困化吗？美国如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二）他们故意把贫困化规律的范围局限在部分在业工人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一阶层，抓住部分在业工人和某些工人贵族阶层的生活改善事例，来攻击这一规律，而不从整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总趋势来看。这是对这一规律的严重曲解。马克思分析这一规律的范围，不仅包括整个在业工人，而且特别着重分析了失业和半失业工人；不仅包括整个无产阶级，而且还包括了广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甚至还包括不断破产的中小资产阶级在内。这在“资本论”1卷23章的最末一节“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则的例解”中，可以获得充分证明。马克思在当时，便用了很大篇幅详细的引证了英国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所引起的整个英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悲惨实例，一直例举到爱尔兰被迫向美国流浪的数以百万计的破产农民。今天的美国，不仅整个工人阶级仍存在着贫困化的趋向，广大农民的生活就更恶化。由于农业的长期危机，近年来农民的实际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中小农场破产的有100多万个；小有产者的农民不断降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从1950—1954年，农业人口就减少了300万以上。在垄断资本的兼并下，美国中小企业的命运也是悲惨的，1955年中小企业的倒闭达11，000多家，1957年更达13，700家。美国垄断资本的惊人积累，不仅建立在国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基础上，同样还建立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日益贫困化的基础上。美国目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殖民主义者，美国垄断资本每年从国外攫取的利润达100亿美元，几占美国全部资本纳税后利润的半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广大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所受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及其贫困化的程度，远远超过美英等国本国的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例如：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垄断公司在中近东开采石油榨取的利润非常庞大，往往不到一年，便可以捞回全部投资，而在美国本国则至少需要六七年。如非洲的绝大多数居民过着非人的生活，大多数人是文盲，15万人左右才有一个医生，平均工资不到本地最低生活费用的20—40％。非洲矿工的工资，要比做同样工作的欧洲人低好几倍。又如：拉丁美洲国家在美国垄断资本的掠夺下，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连平均寿命都大大缩短，秘鲁共和国居民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多一点。根据联合国的官方材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主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没有足够食品的人数越来越多，1939年还只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31％、1955年已占59％。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日益贫困化正是战后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所以能够对国内无产阶级作某些让步的资本。我们在研究，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一规律对现代资本的作用时，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企图推翻这一规律的吴承禧和所有修正主义者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而是故意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罢了。
（三）他们故意夸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在暂时景气及繁荣的阶段对工人工资和生活方面所作的某些改善，把这些改善说成是永恒的基本的，因而叫嚣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已不适用了。事实上，马克思在叙述这一规律时，早已指出在某些有利于劳动者的资本积累条件下，“劳动者对于资本的从属关系，就会采取可以容忍的形态，……在工人们自己的继续膨大并不断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生产物中，将会有较大一部分，在支付手段的形式上，流回到他们自己手中，让他们去扩大享受的范围，使他们能够更充裕地有家具等等消费基金，并积贮少许的货币准备基金。”（同上书775—777页）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绝不排除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无产阶级某些有利的暂时的条件下，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有局部获得改善的可能。这一规律，正是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之间的波动而起作用的。把这一规律说成是工人工资和生活的直线下降，也是故意的曲解。更重要的是对工人工资和生活的这一暂时改善抱什么看法。马克思紧接着上面的一段便指出：“可是，衣食及待遇的改善及私人用物的增加，不会废绝奴隶的从属关系与剥削，也不会废止真正工资劳动者的从属关系与剥削。劳动价格随资本积累而提高的现象，实际不过表示劳动者为自己锻造的金炼，已经有这样长这样重，略微放松一点也无防而已。”工人工资和生活的这一改善，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不稳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本趋势绝没有改变；只要经济危机一爆发，生活更进一步恶化的种种灾难，立即又会压在无产阶级的身上。最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现象显露以后，工人群众所遭受到的解雇失业的种种痛苦，是绝好的事实证明。很明显的，修正主义老爷们，在这里是企图故意抹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
（四）他们故意夸大美英等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很高，特别把美国部分工人使用小汽车、电视机、电冰箱等较高级的消费品现象，来代表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平，并脱离美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把这一现象孤立的和历史条件不同的国家作比较，从而作出美国工人已不再贫困化的谬论。这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不错，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较高，这是美国的现实。但这是美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工人以及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是固定不变和千篇一律，而是随着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而有所不同。由于美国社会生产水平较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也较高，因此，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必然随之而高。正因为美国工人生活水平较高，故在别国工人当作奢侈品的高级消费品，在美国工人就逐渐成为必需的生活条件，便需要包含在劳动力的价值之内。劳动力价值的标准，本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包含一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在内的。劳动力的价值水平亦即工资水平，是存在着国民差异的。“比较国民工资时，劳动力价值的量的变化所由以决定的一切要件，都须考虑到。例如，由自然引起和由历史发展的第一生活需要品的价格与范围，劳动者的教育费用，妇女劳动和儿重劳动所起的作用，劳动的生产率，它的外延量与内含量。”（同上书693—694页）“除了这种纯肉体性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在每个国家里是由传统的生活水平来决定的。这种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满足肉体上的需要，而且还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的需要。”（“马恩文选”1卷422页）由此可见，美国工人生活水平较高，正是表示美国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水平的较高，因此，衡量美国工人阶级是否贫困化的标准亦应相应的缇高，绝不应把生活水平较低国家的标准去衡量美国或和美国作比较。根据美国现有的较发达和较近代化的社会生产能力，根据美国工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作怪，不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规律在发生作用，而是按我们社会主义的充分满足劳动人民需要的原则办事的话，那末，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应该可以大大的提高，绝不会象今天这样只有小部分工人能够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而大多数工人还是在过着贫困化的生活。我们从美国工人生活的现实情况看来，美国工人现有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是远远的落在劳动力价值水平以下，落在美国的历史条件及社会条件后面。因此，尽管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较高，如果从这些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对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整个地位作全面的分析，其总的趋势仍然是日益贫困化的。
（五）他们故意夸大现阶段美英等国工人阶级对垄断资本进行经济斗争的作用，甚至把这一斗争，看做可以缓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因而认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总趋势对这些国家已经失效。这同样是荒谬的看法。我们认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目前所进行的经济斗争，对争取工人生活和地位的某些改善，对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都有它的积极作用，也获得了一定的胜利。这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规律，不但不会有矛盾而几是完全符合的。马克思提出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一规律，从来不带有任何宿命论的观点，来限制和否定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向资产阶级展开改善生活的斗争。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即着重论述到这一点说：“雇佣工人应该争取自己工资在某种场合的提高，那怕只是为了要补偿它在别种场合的降低也罢。如果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作为最高的经济法则，他就一定要挨受奴隶所受的一切痛苦，而又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的保障了。”“工人必须为劳动价格去与资本家作斗争，是根源于工人所处的那种迫使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卖的境况。如果工人在和资本家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一定会丧失开展任何较大规模运动的能力。”（“马恩文选”上卷420—425页）可见，马克思从来也不否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必要性，而且是这一斗争的积极支持者和指导者。马克思还曾充分的估计到工人阶级这一经济斗争，对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一规律会起某些羁束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来没有过高估计这一斗争，认为这一斗争可以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可以改变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因为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范围内，工人阶级一切斗争所能获得的胜利，都是有限度的、暂时的，不巩固的，除了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而外，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总趋势是无法改变的。马克思在同书中紧接着说：“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终极结果。它不应当忘记：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反对着后果，而不是反对着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它不过是阻挠着这种恶化其生活状况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它只是在采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铲除病根。……工人们应当排斥所谓‘公道的工作日获得公道的工资’这句保守性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点。美英等国工人阶级目前进行经济斗争的情况，决不可能超出马克思上述科学论断的范围，这些国家整个工人阶级今天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些国家工人阶级在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暂时的局部的胜利，是在工人阶级强力斗争条件下，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的影响下，迫使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不得不作的某些让步。沈志远、吴承禧和所有修正主义先生们把美英等国垄断资本对待工人阶级吹嘘得那样好心肠，是完全在替美英等国的垄断资本充当义务宣传员而已。
为什么沈志远、吴承禧和所有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者先生们，要制造出以上种种谬论来集中攻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一规律呢？因为这一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重要结论，是教导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理论武器。如果这一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发生作用，如果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不是贫困化，而是可以不断地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和地位，那末，很自然的会得出下列结论：无产阶级根本用不着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可以永恒的存在下去。沈志远、吴承禧们攻击这一规律的真正目的不正是如此吗？事实上，美帝国主义拚命宣传“人民资本主义”的主要目的也正在这里。
第三，吴承禧竟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说成可以对美国经济起稳定作用，企图调和两大阵营之间的根本矛盾，抹杀两大阵营之间的本质区别，并污辱殖民地半殖民地伟大的民族独立运动，美化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
吴承禧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提法，简直是别开生面的荒谬！
吴承禧竭力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可以对帝国主义的不稳定的经济起稳定性的作用，好象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倒是帝国主义所欢迎的，这真是奇谈怪论。与资本主义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的出现和日益强大，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来讲，绝不会起什么稳定作用，而是起着加深危机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在这一点上的提法，至今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经济侵略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原料、推销商品、输出资本和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大好市场，今天侵略和掠夺的地盘是缩小了，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力量的壮大和执行着的和平经济政策，有力量和有可能对广大的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真诚的经济援助和平等的贸易，如苏联对中东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例子，这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更大的威胁。复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就，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稳定和美好，这必然鼓舞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群众，去进行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些本质的和资本主义体系根本对立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怎样会不加深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而反过来会起稳定性作用呢？这不正是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之所以对社会主义国家痛恨入骨的根源吗？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两个市场的往来和联系，我们是愿意而且还在争取和资本主义市场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的，这是两个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必然结果。如果帝国主义国家也愿意这样做下去的话，也确实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的。但是这里存在两个前提：在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来讲，这一贸易必需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任何过去经济侵略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同时，社会主义阵营本身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和社会主义市场的相互支援，绝不对帝国主义贸易抱有任何依赖和幻想。而在帝国主义阵营来讲，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是完全被迫的不得已的，因此也是无法满足他们经济掠夺的要求的，他们也决不会那样傻的把稳定经济的希望放在和我们的平等贸易上面。因此，两个阵营的贸易往来，对两个阵营本身来讲，都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且事实上也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另一种斗争形式。
这里，吴承禧很明显的错误是：把两个阵营之间的本质的东两和非本质的东西颠倒过来了，把两个阵营的绝对的对立性，说成是相对的和非主要的；而把两个阵营的相对的同一性，说成是绝对的和主要的，因而就得出那样别开生面的荒谬结论来。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吴承禧的灵魂深处还隐藏着更肮脏的东西，他是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建设，是非依赖美帝国主义不可的，你看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国是穷国，为发展经济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难道这是事实吗？我们的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难道不是在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封锁下完成的吗？难道我们八年来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不是自力更生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下获得，而倒是依靠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获得的吗？这是何等恶毒的污蔑！吴承禧在这里是企图偷偷地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仍旧去系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后面的，这样当然可以对美帝国主义经济起着稳定的作用，难怪他接下来就透露出希望原封不动的恢复1930—1935年的中日贸易来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吴承禧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会对美国经济起稳定作用的怪论。
吴承禧在这里竟把近5亿人口近20个亚非国家的轰轰烈烈翻天复地的民族独立运动，说成对帝国主义者那样有利，好象是帝国主义者求之不得的事情，把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打扮得那样花枝招展，善良心肠！不能不令人怀疑，吴承禧的屁股究竟坐到什么地方去了？
谁都知道，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风起云涌，特别是亚非大批民族主义国家的兴起，是近代政治生活中同样伟大的事件，因为这些国家从政治独立逐步走向经济独立，是在挖掘着帝国主义的老根，对建立在经济侵略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经济，毫无疑问的是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一运动都同样的是恨入骨髓，千方百计的加以镇压和破坏。如臭名昭彰的法帝国主义者对阿尔及利亚的残酷镇压；如英帝国主义者对阿曼、也门的进攻；如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南美的危地马拉等国家的不断发动政变阴谋等。帝国主义国家从来也不会甘心自动的放弃殖民地，从这些国家自动撤退的。英国军队在约旦的撤退，谁都还记得，是被约旦轰轰烈烈的人民力量赶走的，而吴承禧竟说成是英国为了减少军费和多做生意而主动撤退的，帝国主义国家势力的撤出这些国家，以及承认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都是被迫的不得已的。即使在这些国家争得初步的独立以后，也绝不肯轻易放手，而是在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企图继续控制和剥削这些国家的。不错，这些国家，经济上还和帝国主义国家保持着联系，还没有能够象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魔掌，某些地方还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还保存着很大的经济势力，也确实还有很多的油水可捞。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要求正越来越强烈，特别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真诚援助和平等贸易政策的强大影响下，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带有政治条件及经济侵略性的经济援助和不等价贸易，是愈来愈不甘心，和帝国主义在这一方面的矛盾是愈来愈尖锐了。大家知道：埃及对苏伊士运河采取措施后，英、法帝国主义终于不惜冒险发动侵埃战争，不也正是企图直接镇压纳赛尔政府敢于采取的谋求经济独立的措施吗？吴承禧自己也提到的围绕着苏联帮助印度建立年产150万吨钢铁厂的斗争，不也正是很好的实例吗？在中东围绕着叙利亚问题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最近在印尼爆发的反对荷兰的斗争，以及在开罗召开的亚非团结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不也正是这一斗争的继续吗？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侵略，不是愈来愈有利，而是愈来愈不利了，这正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集团及其代理人大伤脑筋的问题，恐怕他们是没有吴承禧那样的勇气把延迟经济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和这些国家做生意上面吧！当然，如果帝国主义者真能象吴承禧所说的“不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对落后国家进行援助”，真能“放弃殖民地，只做生意，不再欺侮人”，那是所有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热烈欢迎的，可惜的这仅仅是吴承禧们所故意散布的幻觉，替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擦上的一层胭脂花粉，幻想帝国主义者变得这样善良，这简直是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的事！否则，帝国主义早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吴承禧似乎又在这里好心好意的替帝国主义划策献谋，替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找出路。可惜，美帝国主义在向中东提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等阴谋中，早已把自己打扮成落后国家的救苦救难使者，但问题在于不管打扮得如何漂亮，帝国主义的魔爪还是掩饰不住。
另外，吴承禧还很不老实的歪曲一些数字和事实，如说印尼与荷兰1955年的贸易额比战前增加了10倍，据张肇强著的“战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经济”的材料，战后荷兰对印尼商品输入总盾（印尼货币）数确比战前增加近10倍，但是战后印尼的货币——盾的贬值很大，按输入品的批发价格指数，以1938年为100，1955年大约为4，000，即上涨了40倍，按这一指数折算，荷印的战后贸易额不是增加10倍，而应是减少了四分之三。在西德问题上，吴承禧也是有意的歪曲事实，西德这两年经济上升得快，主要原因，是在美帝国主义有意识的扶持、恢复军国主义的刺激下和残酷剥削西德人民而达到的，其恢复生产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复活军国主义，这正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威胁。而吴承禧竟把它说成是由于“军事负担减少，一心发展生产，降低成本，扩大贸易”，这显然是在混淆视听！
第四，吴承禧在他的报告中，有好几个地方故意恶毒的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及中国，去和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并割断历史，勉强把中国的数字和美国的数字相比，借以达到他的“灭社会主义之威风，长帝国主义之志气”的目的。例如他在列举了美国近几年来固定资本更新的增加数字，说是1953年已增达353亿以后，突然用很轻蔑的口气插说：“老实说，我们国家财政收入预算还不过300亿，折合美元150亿。”这是一种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的口气？吴承禧在这里施放毒箭，他是在向大家宣传：“你们看，新中国的建设算得上什么？一年的收入还抵不上人家美国固定资本更新费的一半！”谁都知道，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比美国整整落后一个世纪，而且也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直接侵略的结果，这是客观的历史现实，这里究竟有什么地方值得吴承禧随便加以取笑和轻视的呢？而且两个历史条件相差这样远的国家，怎样可以相比呢？讲这样的话，简直有愧为中国人！又如他在报告的第一段中，当分析到美国是最集中，最垄断，最反动的国家之后，也是突如其来的插入一句说：“以美国今天来说，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度发展的国家，苏联没有一样东西是赶上它的！”不错，苏联今天按人口平均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赶上美国，而苏联正在以此作为最近时期的奋斗目标，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也是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所造成，为什么又值得吴承禧在那里大惊小怪的大肆宣扬呢？何况吴承禧连事实也是夸大了说的，难道苏联就真的一样东西也没有赶上美国吗？最近苏联两颗人造卫星的上了天和洲际导弹的试验成功，这是对害了崇美反苏病的吴承禧辈一个最有力的答复。
为什么沈志远和吴承禧在对美英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看法上，又会那样无独有偶的唱着同一个调子呢？这说明了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是共同的，是由来已久和根深蒂固的。他们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发展，同样存在着和我们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正是他们敢于向党向人民展开猖狂进攻的所谓“根据”之一。一个在政治上已堕落到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很难不在最后把希望寄托在美英帝国主义身上的。吴承禧这一报告，事实上也正是在向资产阶级散布崇美反苏、宣扬资本主义、打击社会主义的右派观点，并在国际理论上支援和鼓励工商界中一部分正在蠢动的右派分子。
当时工商界人士听了吴承禧这一报告后的种种反映，完全证明了我们以上的估计。如工商界政治学校的学员公开表示：“吴的说法和讲课内容矛盾，美国已采用新的经济政策，实行人民资本主义，我们仍旧读死的政治经济学，用老眼光看新问题，照书搬弄一套，是违心之言。”“老师报告把资本主义批判得一无是处，不够妥当，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好处，到现在为止，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还是第一位。”学员中的右派分子，更公开叫器：“我们过去学的尽是教条主义。”鼓动学员退学。有的工商界人士，大大滋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留恋，他们说：“资本主义经过几次经济危机，仍能使生产发展，资本主义不一定会灭亡。”又说：“帝国主义虽垄断，但比我们发达，帝国主义也是有觉悟的，会帮殖民地建设，减少殖民地反抗，物资多，可使国内人民的需要得到更大的满足，只要分配得好，不会灭亡。”诸如此类的反映，不一而足。在整个反右斗争中，上海工商界中暴露出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十分浓厚。很明显，吴承禧这一报告，不是在教育工商界人士去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而是起了相反的作用。因此，这绝不是什么学术性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向工商界放了一把政治野火，是沈志远、吴承禧整个右派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批判右派分子沈志远吴承禧在经济科学方面的反动言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本文为此书的第五章。